论儒家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在治国方略的设计上主张德法并举、德主刑辅。在儒家看来,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各有积极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治国手段;但是德法有自身所无法弥补的缺陷和不足,需要对方的补充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德法必须结合统一起来,在德法互补的基础上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成为儒家以及历代统治者的必然选择。德法并举对于我国当代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社会主义治国方略--法德兼治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就是法德兼治。法德兼治是中华民族现代治国实践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理论成果。     

借鉴“德主刑辅”思想，完善我国治国方略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源远流长 ,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当前治国方略有着二重借鉴意义 :消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反对德高于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积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坚持德法相济 ,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并举     

德主刑辅之于依法治国的现代借鉴

“德主刑辅”是儒家法律思想的经典命题,而且是传统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对古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考察“德主刑辅”的历史发展,以现代视角审视其基本内容,为依法治国的不断完善寻找可资借鉴的传统本土资源。     

论"德法共治"的内涵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辨证分析,探讨“德法共治”思想的丰富内涵,进而说明实施“德法共治”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     

董仲舒政治哲学蠡测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政治原则，而董仲舒却从哲学的深层为其寻找最高、最权威的存在根据。为了维护大一统，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变而有常”、“德主刑辅”、“统一思想”等一整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借鉴意义的治国方略，并使之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     

论德法同治，官德必举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 ,本文从德法关系入手 ,论述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 ,并把官德建设列为德治的关键 ,提出了加强官德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以德治国”是治国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江泽民提出的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扬弃"了中国古代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以及西方过分推崇法制的治国思想,在总结建国以来治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结合起来,是治国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论我国历史上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思想

我国古代法家的一切从法而断、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和儒家的德主刑辅、注重教化的德治主张 ,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德法兼治与治国安邦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的治国方略，　体现了人类文化选择的根本要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是唯物辩证法在治国领域中的出色运用，也是人类历史上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一方略　，必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德法并治——构筑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提出的,对于一系列执政新理念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结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在对两种治国方略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进行阐述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和分析了"德法并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纵论以德治国的方略

将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 ,这是道德实践性的最高体现。儒家“德主刑辅 ,礼法并用”的法律思想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古代中国源远流长 ,并成功地缔造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 ,这其中既蕴涵着以德治国的深刻理念和独到方法 ,又隐藏着封建德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当今市场经济下提出的以德治国已经有了全新的法治背景 ,如何继承和超越传统 ,建立完善的道德评价新体系 ,实现道德观念、道德宣教的现代化 ,这是新时期以德治国方略的关键所在     

孔子法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初探

本文初略探讨了孔子法哲学思想中的民本思想、相对的君主思想、中庸思想、天下大同的理想法思想、德主刑辅思想的基本精神和在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 ,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孔子法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实施“依法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重要价值 ,最后在宏观上对孔子法哲学思想的意义做了再评价。     

新时代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重要论述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德法合治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对中国传统“礼法合治”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同时也是对治国理政中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因而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相关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国家治理中将德治与法治并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以新时代政德观引领政治生态营造等。我们应当通过良法和善治相辅相成,公民道德教育和党史宣传教育相得益彰,创新干部考核方式、确立以德为先任用原则等途径多管齐下,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重要论述。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中国古代两种德治范式探微

德治是文明社会在治国方略上的一种选择。中国传统惩治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产物 ,在历史上 ,它经历了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演变过程。先秦儒家提出了政治伦理化的德治理想 ,西汉以降经儒法互补合流形成“德主刑辅”的德治模式 ,这种现实德治是以道德教化制度化和伦理法的法制建设取向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厘清传统惩治的内涵和实质 ,对我们今天推进以德治国方略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治国实践中的法治与德治

就德治和法治的辨证关系以及目前我国德治和法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应着重把握的几个环节进行了一定层次的分析、认识，力求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自觉实践“德法并重”的治国方略。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法”并治论

本文论证了中国古代“德法”并治方略的产生、形成和基本内容,思考了“德法”并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认为“德法”并治的消极实质是人治,与现代的法治相对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应该清除传统法律文化即“德法”并治的消极影响,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     

从《哈佛演讲》到“七·一”讲话──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方略充分体现在其“哈佛演讲”和“七·一”讲话中。“天人合一”是德之源，“自强不息”是德之本，“爱好和平”是德之兴，“独立自主”是德之制，“团结统一”是德之成，“虚心学习”是德之柄。德法兼治，中国必将如鲲鹏振翅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