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层理论建构与风险管理机制探析

社区是社会的类型学概念,社区治理既是“创新社会管理”宏观政策的基层具体实践,也是“微型社会学”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理论建构的层次定位在中观层面,初次展示了围绕“社区治理绩效”的中层理论生成路径;同时利用“关系社会学”中“关系的”本体论,在中层理论的可控范围内尝试构建一个“风险权责共担三角机制”,旨在预见和规避制度转轨中的新风险、使现代化基层治理制度创建的过程更具“风险预测性”和“风险代偿性”.     

频繁灾害下的财政制度与政策选择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及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灾害．对我国政府和社会的紧急动员能力提出了挑战。在“多难”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如何在财政制度与政策上将灾害的响应机制和灾后重建工作制度化．保证更加有序和高效地应对灾害,是我国“兴邦”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视界中的感性原则与女性解放

当今,对女性解放的关注已不仅仅停留在女性的政治解放层面,而是已经深入到女性的社会解放层面;不仅仅把女性解放看作对女性问题的解决,而且是把对女性问题的解决看成是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其他问题的一部分。“妇女问题”是世界事务中列于人权、民主、环境、和平和发展这些基本议题之后的一个独立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研究马克思女性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因为马克思从哲学层面揭示了女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一致性就在于感性原则的确立,这一原则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将对人类行为产生重大的价值指导意义。     

全球风险治理透视下的百年大变局及中国方案

对全球风险治理中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阐释,是习近平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球重大疫情风险严重冲击下的风险应对,是各国制度效能和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展示了一场全媒体时代“全球现场直播”的治理竞赛,并已成为人们感知和验证世界正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依据.而全球风险治理中各国命运的休戚与共,使得全球风险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为共识.随着中国在应对全球风险中作用的凸显以及中国制度所表现出的定力和能力,中国方案固有的平等、尊重和宽容的内涵也得到世界更广泛的认同.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徐新建教授访谈

从2010年6月第五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年会的举办,尤其是2011年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开题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走向从“破学科”的边缘批判走向创建新兴交叉学科理论模式的新阶段.其中,“表述问题”成为了反思以文字为中心之“文学”观的理论起点和回归人类多元表述,尤其是如何“表述中国”的新契机.对此,学者们纷纷从案例、学理和方法等层面展开对话.本文围绕表述问题进行,也是这些对话的呈现之一.     

《管家》中的“融合”主题探徽

玛丽莲·罗宾逊是美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她1980年出版的小说处女作《管家》是一部文笔优美、思想深刻的作品.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融合”是该小说最为核心的主题.物质层面的“融合”展现了自然的宽容与和谐,同时使家的概念得以延伸;精神层面的“融合”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女性身份和生存方式.《管家》虽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身份,但作者并没有简单、狭隘地肯定一种女性身份而去否定另一种,“融合”这一主题揭示了作家对女性生存、人与自然相处等人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简论心灵的第三层面及其称谓

探讨人类心灵的第三层面并予以适当的称谓是当代哲学前沿的重要课题.佛学对于心灵的体认颇为深入,说一切有部将“心”分为集起、思虑、了别三种功能,瑜珈行派展开为“三性说”,《大乘起信论》描述了“一心开二门”.康德明确地以“Vernunft”称谓心灵的第三层面,为其实现认识自我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奠定了基础.但“Vernunft”一词甚为难解,康德本人的界定也不免含混.就汉语而言,将心灵第三层面称为“志性”较为适宜,它大致能会通中、西、印三大哲学传统的相关研究,切合现代心理学、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且方便于解释人类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深层缘由.     

以高质量的师范教育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命题,对师范大学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师范大学必须始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以人民满意为目标追求、着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内驱动力。致力于找回失去的“人”、塑造“真正的人”、培育“大国良师”。坚持中国特色师范教育发展道路,奋力实现育人兴邦教育理想;构建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全面提升师范生人才培养质量;立足新时代基础教育振兴发展,自觉服务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     

论三种主体及其区分

在我国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正确区分“人民”、“人类”和“个人”这三种主体,突出的表现是用“人民”和“人类”否定“个人”.如何协调马克思“人民主体论”、“人类主体论”和“个人主体论”三者的关系？关键是明确各自的理论针对性或“理论分工”.三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否定,它们都具有理论合法性和理论价值.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警务模式研究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警务模式具有不同于一般警务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只针对“重大活动”,还立足“食品安全”,而非一般的公共安全。这也决定了警务模式的主体是公安机关,适用对象是重大活动中的食品保障,重心是食品安全风险防范,而非食品安全事件处置,措施带有鲜明的强制性,而模式建构的价值在于提高警务运作效能和专业化。该警务模式兼具应急警务和情报主导警务的双重特点,以合法、安全、效率、科学为基本原则。由此,警务模式的主导机构以市级公安机关为宜,风险应对与危机处置是其核心内容,其管控领域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但公安机关在不同阶段的职责权限有所差异。在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过程中,公安机关主要参与食品安全风险识别与预案制作、风险评估与预警以及风险控制与危机处置,和市场监管部门等其他参与主体的职责有明显区分。在警务模式的具体运行机制上,结合公安机关的权力属性,公安机关所进行的风险性识别应当以“人”的风险为主,而以食品本身风险为辅。在活动期间,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是全链条、全过程的,公安机关需要实时强化对风险点的监控与信息收集,并及时对相关信息作出研判。在风险控制与危机处置过程中,公安机关应当注意技术层面的...     

叙事身份的内涵、意义与建构方式

21世纪以来,叙事身份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叙事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保罗·利科的叙事身份观出发,试图界定叙事身份的三个基本内涵,即身份的叙事、叙述身份和被叙述的身份。在叙事身份这一话题上,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谁的叙事？谁的身份？从总体层面上来说,答案是人类的叙事和人类的身份。在人类学意义上,人类被称为“叙事人”或“讲故事的动物”,叙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智慧物种。从具体层面上来说,叙事之于人类身份的建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自我”身份,这在非虚构性质的传记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种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辨识或认同了“自我”身份,这在虚构性质的小说叙事中较为常见;还有一种是“我”在讲述关于“我”但又不是“我”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亦真亦假的“自我”身份,这在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自小说”中较为常见。     

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以事实认定的正当性为视角

“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是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实认定的核心内容。案件事实的认定乃至司法裁判的作出都需要以正当性为基础，然而，“重大风险”是特殊的“事实”，其本质是基于环境风险的法律评价，属于较高层次的事实认定范畴，并且具有未来面向。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者专门知识的缺乏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困难给“重大风险”的认定造成了严重的认知障碍，法官很难据此形成对事实的正当信念。在认识论功能受限的情况下，应当探索“重大风险”认定的价值论进路，以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为专门性证据的审查划定界限，并且根据公益诉讼的特殊价值导向重构因果关系的认定机制，补强“重大风险”事实认定的正当性。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与包容性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一场疫情引发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不仅对全人类的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对文化价值层面产生重大影响,使“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面临更多的文化风险。本文从文化风险的视野出发,结合后疫情时代的文化思想(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种族主义和科技霸权),剖析了“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类型(文化认同风险、文化信任风险、文化安全风险、文化表达风险)和文化治理诉求(认同、信任、安全和表达),并从文化分层的维度(文化整合层、文化维模层、文化冲突层和文化交往层)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化解文化风险的根本治理路径——建构“一带一路”包容性文化共同体。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     

要认真关心农业的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1亿人口,9亿在农村。这个基本国情,是我们考虑全部问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农业和农村工作,是关系治国兴邦的重大问题。农业上不去,整个国民经济就上不去;农村不安定,整个社会就不会安定;农村经济得不到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就不可能实现。”这是至理之论。古今中外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农业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即使发达国家,仍不敢在农业发展上有丝毫疏忽。发达国家将工业化的生产手段引入农业,使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大为减少,但是     

“意识过渡视角”下的知识社会学路径——评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通过他对自中世纪以来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研究,对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变异原因进行剖析,并且建立了以“价值无涉的意识形态”为研究方法的知识社会学科学.曼海姆关于知识社会学问题的代表论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自出版至今得到了学术界持续关注.在此书中,曼海姆对于人类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过渡过程作出了描述和分析,并以此作为分析路径,研究其知识社会学问题,理解这一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得以论述:第一,人类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转型过程;第二,人类进入“意识”思维后产生的“意识形态”概念;第三,进入到“有意识”层面的人类围绕“意识形态”引发的其他关于“意识”方面的问题.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过程中正义观念发展进路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正义问题就成为人们诉诸于社会制度的主题,成为评价社会结构、制度运行的伦理价值尺度.社会正义的实现过程与公共管理由“统治型”、“管理型”向“服务型”的嬗变相互交织,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层面和范围追求实现正义的进程.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在结构和治理逻辑

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完善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建设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来源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实践,具有以安全为基石、发展为内容、法治为保障、价值为纽带的结构特征.在习近平总书记网络空间治理的战略擘画中,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蕴涵了物质层面、治理层面、价值层面等多维度的关系系统,遵循“网络+政治”“网络+经济”“网络+文化”统筹发展的治理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国际关系旧观念的全面超越,为世界人民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互联网治理新秩序框定了共同努力的方向.     

预防性公益诉讼预防功能的展开——基于典型预防性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的分析

出于全面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公益诉讼的功能不应止步于救济已经产生的损害,而应当演进为预防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几起典型案例揭示了预防性公益诉讼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以及制度化需求。预防性公益诉讼的制度化应关注“重大风险”认定、预防主体和预防目标三个核心问题,并且在界定和识别“重大风险”的基础上构建“重大风险”的证明责任规则;在明晰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人民检察院监督职能和行政机关监管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预防性公益诉讼中的预防功能、诉讼程序优化;明确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和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目标。把握住三个核心问题的关键,也即“预防什么？谁来预防？预防至何种目标？”才足以充分发挥预防性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全方位构建预防性公益诉讼制度。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经验与优化路径——基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视角

风险社会,人类面临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即是典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人民战争.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党中央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坚持依靠人民、群防群控的科学方法,坚持防控成果由人民检验的评价标准,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域,积累了宝贵经验.应从此次疫情防控实践中总结经验,为防范、化解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风险提供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