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情"义辨析——兼论"情"的文化意蕴

"情"本字是"青"字,而"青"的显现含义奠定了"情"成为人性之真实表现的基调.先秦时期的"情"共有四种基本含义其初始义是"质实"义,后发展为"情实"义.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觉醒,"情"的内涵扩展为"情欲"义和"情感"义.而且,"情"的"情实""情欲""情感"等含义皆根源于"质实"之"真".而且"情欲""情感"在继承"质实"之"真"的基础上,又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构建"意义世界"的根源动力.     

论王船山《孟子》学的"情""才"观

船山借训释《孟子》发挥其"主横渠、兼朱子、反陆王"的思想.在船山诠释视域中,"性""情""才"是不同的概念,"情"的概念并非朱子所理解的仅为情感之展现;船山为避免陷溺情证性善之理论困难,强调情虽有负面意义,然亦有正面功效.船山严格划分性体与才之不同,指出人之才虽会因质不同而有所分别,然不影响人道德实践成圣之可能,强调了儒家义理中下学上达之可能.     

文章源于《五经》评析

我国古代文体的演进,东汉为一大关节,其间与经学之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在东汉,不少文体依经制式,繁衍生成,遂使文章各体大备.     

论中国古代"杂文"的文体特征

杂文名称内涵复杂,这不但表现在杂文之"杂"上,而且杂文之"文"也义域广泛.杂文从文类泛称到文体专称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使得其命名方式和分类特征都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矛盾和困惑.作为文体专称意义上的杂文是在宋明总集的编纂过程中定型的,基础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主的古文杂文创作,而编选体例和文类设置上则与<文选>和<文心雕龙>有很深的渊源.中唐以降,古文中杂文在内容功能、语言风格、表现方式以及题目篇幅上都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说部"考

"说"的本义为"解释、说明",可引申为"讲述、叙说",由"说"之本义衍生出论说体,由"说"之引申义衍生出叙事体.早期的"说部"概念既包括阐释义理、考辨名物的论说体,如论、说、议、辨、诗文评、说书体、学术性笔记等,也包括记载史实、讲述故事的叙事体,如史料性笔记、故事性笔记、说话、小说等,是众多文章、文体、文类的汇聚与集合,而非单一的文体概念.晚清以来,随着以小说为主体的叙事体地位的提升,"说部"逐渐将论说体排除在外而专指叙事体,并最终成为"小说"之"部".     

寻源、辨体与文体研究的目的——读书手记

文体研究的第一步是文体寻源,与之相联的第二步是辨体.每一种文体之出现,必有其出现之原因与条件,这也决定了其文体体式.文体寻源涉及礼乐制度、政治状况、社会风貌、文化环境,能从一个角度很好地说明我国古代诸种文体产生的民族文化特色.辨体涉及尊体与破体、正体与变体、文体分类等方面.文体的生成与它的正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辨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辨别各种文体的功用及与其相匹配的体貌,它的正体的形态和它在发展过程中变体的面貌.文体研究有种种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它与文学的关系,即在诸体中,或每一体之内,分出文学与非文学,这也是文体研究中最困难的工作.     

《庄子》文体特征与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

关于《庄子》对古代文论的影响,学界注重"说什么"(思想内容)而忽略"怎么说"(文体特征).本文拟从文类、语体和风格三个层面探讨《庄子》文体特征与古代文论批评文体之关系:《庄子》的"泛文体"与古代文论的"无文体",《庄子》的"寓言体"与古代文论的"隐喻体",庄子的"汪洋恣肆"与古代文论的"形象游历".     

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

“文本于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但至今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文本于经”说体现了古代学术源流和学术分类的思想,亦与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时代发展有关。古人认为,五经是文章之极致,也是文体的渊源,而后世各类文体之所以能分别归源于五经,其理论前提则是五经各自有体。经各有体的观念对文体分类学有深远影响,古代文体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以经为本的文体谱系。除了为文体溯源外,“文本于经”说还有宗经或尊体的理论目的,有时甚至是一种名为宗经实为尊体的理论策略,因此,不能仅仅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对其中某些论述作出简单的判定。     

古代文体学的学理构成

古代文体学的学理构成,大体包括文学文体学、文章文体学与文化文体学三个层面,具体分文体形态学、文体起源学、文体命名学、文体范畴学、文体分类学、文体史学、文体创作学、文体艺术学等,是一完整独立而又开放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文体概念,类似于西方的文类概念,西方文体(style)概念,则类似中国古代风格概念.不存在纯粹的"文学文体",也没有纯粹的"应用文体".以内容、风格、功用为标准界定和划分文体,是不科学的,只能以体式为标准.文体分类,"一分为三"比"一分为二"更合理.现代文体分类四分法,与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相差较大,造成流弊.文体在不断新生与淘汰过程中发展,文体演进是封闭性与开放性、纯洁性与包容性、逻辑性与非逻辑性的统一,它如同一条连续不断的长河,前后古今不是沟、界,而是环环相连.     

略论儒家的"情"观

儒家对于情感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它基本上是把情与心、性等更为普遍性的概念合在一起思考。由于儒家内部的心、性观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最终,儒家的情观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一种观点视心为形而下者,视性为自然人性,所以最终视情为自然情欲;而另一种观点则视心、性、情为一,并视心、性为超越者,并随之承兑了一种“道德情感”。前者虽然揭示了情感的部分真相,但正是后者最终完成了儒家独特的情感形上学。     

《尚书》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

<尚书>的文体分类源于篇章命名方式,篇章命名则是以行为动作为轴心形成的.六体之说实际上经过两次分类.<尚书>六体之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由行为之名转为文体之名的过程,文"体"上的某种特质与行为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补"与"情补"——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意识论略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为史补遗、发其英华的"史补"意识和为史补情、为情补史的"情补"意识,是最为突出的两大类型."史补"意识的发生,既源自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知,复来自对小说功能的理解,同时又隐含着提高小说地位的深刻用心."情补"意识则是沿着先秦儒家"道始于情"的人道观和"情本体"论而来的.所谓"为史补情",就是对史传或民间流行的情爱故事,作敷衍增饰,以补史记之不足或遗漏.而冯梦龙<情史>的编纂和以"史"命名的目的,则在于"为情补史",并以此宣扬他的"情教观".这一"情补"的创作意识,一直延续至<红楼梦>.二者所"补",形成了经史等"大帐簿"之外的"小帐簿",丰富了中国的"史文化"和"情文化",并构成正统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     

论郁达夫的散文"心体说"

郁达夫散文批评坚持以"自我"为本位,倡导"心体说"心"指散文家的"个性"、"个人","体"指"能把这心尽情地表现出来的最适当的排列与方法"."心"体"关系是以"心"求"体","体"为"心"用.力主"智"情"合致.     

《晋书·刑法志》中的"情"字考论

"情"字是破解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遗传密码. <正书·刑法志>中多处出现"情"字. "情"在<晋书·刑法志>中有多重含义,如感情、人情、案情、私情、情欲等.本文通过对<正书·刑法志>中"情"字的考证,揭示"情"字同中国传统法文化之间的重要关联.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文心雕龙》"循体成势"说

本文评述了对《定势》篇中"势"的五种理解,包括"法度""标准"说、"体态"说、"表现形式"说、"风格倾向"说和"文体风格"说,并认为"文体风格"说的思路大体正确,但提法似可商榷。同时根据对"文体论"的系统思考,指出刘勰所要定的"势"是语体之势,并通过与徐复观文体论的比较,进一步确认刘勰的"势"属于文体系统的语体层面,还概括了刘勰运用语体之势的三个原则。     

先唐"九"体源流述略

"九"在古代文体史上虽未被列为一体,但现代已为不少学者承认可单独成体."九"体命名源起于古乐曲名<九歌>,开创于屈原<九歌>、宋玉<九辩>,在汉代基本定型,魏晋南北朝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以悼屈抒怀为主要内容,袭用<九歌>、<九辩>、<九章>、<离骚>的句式、语词、意象,形式上多分为九个部分,语言多用"兮"字的文体特征,遂使古乐曲名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体式.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王世贞"才、思、调、格"的文体意义

才、思、调、格是王世贞文学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才是才能、性情等先天具有和后天养成的个性特征的总和;思是情感、意义的生成和存在;调倾向于指一切声容意兴的品质;格倾向于指体裁和体貌.这些概念都与古代文论中"文体"范畴的核心意义--体裁和风格有关.他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这是王世贞前期诗学理论中对"格调说"最为直接的论述.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是王世贞对前、后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     

“情本论”由先秦至六朝的文论生成

诗缘情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大学说.关于情在先秦文献中已有相关描述.本文尝试从最早传世文献中关于情的记录开始分析,到迄于大成的<文心雕龙>,以图梳理一下"情"的内涵发展、"情"范畴的确立过程,并对"情本论"由先秦至六朝的文论生成做一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