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会影响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吗? ——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及边际效应分析,从农村地缘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整体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较高;社会资本中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情往来和社会规范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农民地缘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和丰富,其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意愿越强烈;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地域特征和政府影响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具有积极作用,其中政府影响和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提升尤为明显.基于此,建议政府重视和利用农村地缘社会资本优势,构建稳定和谐的乡村环境,加快人才培育和优化基础服务,为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创造条件.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漠视"现象解构及其破局 ——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

农民治理参与缺位是影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障碍,解析农村治理中的农民参与不足对改善乡村治理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基于"基层(乡镇)政府-农村-农民"整合分析框架解释农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漠视"现象.结果表明:农民"漠视"本质是农民治理参与不足、意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层面,基层政府治理悬浮、功能缺位,导致行政动员能力不足;农村层面,农村转型期空心化,治理机制(利益、情感和规则)不健全,导致治理能力不足;农民层面,农民进城、精英缺失,缺乏收益分配和利益关联机制,导致村民参与不足.破解该问题关键在于夯实基层政权建设、提升政府权威及其行政动员能力,健全乡村自治体系、提升自治能力,培育治村能人弥合治理结构洞、构建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等.     

垃圾上移: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及其非预期后果 ——基于山东省P县的调查

伴随农村垃圾增量及其环境污染影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治理农村垃圾的主导模式。这种垃圾治理模式是城乡一体化环境服务理念在乡村基层社区的地方化实践。它依托基层政府、物业公司与村庄三方合作机制,建构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垃圾处理系统,并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指向,也带来了乡村环境责任感消失、城市垃圾增量及集中处理的环境非正义、乡村社会分化与权力重构等一系列非预期后果。避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提升社区农民环境参与能力和环保意识、加强垃圾治理模式的乡村生活环境切合度以及提升垃圾处理体系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性。     

民企参与对国有混企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民企参与对国有混企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民企拥有管理决策权能够增强民企参与对国有混企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发达地区民企参与对国有混企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民企参与对内部创新环境好的国有混企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推进民企深度参与国企混改和国企市场化改革、营造内外部良好创新环境等措施来促进国有混企高质量发展。     

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房抵押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基于福建742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Logit-ISM模型,分析外部性、认知性以及关系性3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民住房财产权(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1)外部性社会资本(以"是否加入合作社"和"外出打工经历"指标衡量)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以"是否了解农村产权抵押"和"信贷政策"的指标衡量)对农民参与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民产权抵押融资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外部性社会资本作为深层次的原因影响着其认知性社会资本水平,进而影响贷款需求和经历,最终影响农民对农房的抵押融资意愿.基于此,为提高农民农房以及宅基地抵押融资的成功,建议加大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和农村产权知识的宣传以提高农民认知水平,鼓励农民加入当地农民合作社;借鉴一些地区宅基地抵押贷款权益实现的成功经验,在不同地区分类有序推进,以尽可能减少农村正规信贷供给的不足问题.     

农村、农民志愿服务队伍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调研--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为视角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通过对试点县市的调研、深度访谈、座谈和问卷分析,认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是农村群众的困难和需求;农民高度认可志愿服务并表现出较高的参与意愿;村"两委"是打造农村、农民志愿服务队伍的核心因素,也是志愿服务组织介入的有效"介绍人";针对农村现有志愿服务队伍存在的不足,志愿服务城乡统筹发展势在必行。因此,农村、农民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可以从两个维度推动:一是外引内培,探索建立志愿服务城乡统筹发展机制;二是发挥村"两委"核心作用,建设以农民志愿服务队伍为主、外来志愿服务组织为辅的农村志愿服务队伍体系,加大对农民志愿者的培训,不断提高村民对志愿服务的认识,推动农村志愿服务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     

绝对贫困和主观贫困抑制还是激发农民政治参与？

以我国5省(区)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建构多维分析框架探究绝对贫困与主观贫困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抑制效应或激发作用。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政治环境中的不同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的抑制效应都不显著,但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在国际3.1美元贫困标准和2010年国家贫困线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抑制效应。不仅如此,无论贫困标准高低,绝对贫困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正向自洽的抑制效应都不明显,然而在中等以上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均可显著抑制农民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此外,主观贫困标准虽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和高层次政治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对他们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和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有明显激发作用;而且农民主观贫困标准越高,越能促进其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     

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7数据,采用稳健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采用再中心化均值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的影响及贡献度,并进一步采用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影响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城乡差异显著,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效应均大于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效应;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正向的联动效应,且城乡差异显著,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联动效应均大于对农村家庭旅游消费的联动效应;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和户主学历水平的城乡差距会扩大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加大信息技术建设力度和提高居民学历水平,以释放居民家庭旅游消费潜力,进一步缩小城乡家庭旅游消费差距。     

信息化促进农民增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信息化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指出信息化促进农村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进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并根据理论分析选取四个变量：城乡收入比例、农村城镇化水平、农村工业化水平以及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农村宏观经济环境，采用1995～2005年的数据，运用EViews5．0软件对信息化促进农民增收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显著的正向作用，信息化水平每提高1％，农民人均纯收入就增加0．46％。其中，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民收入的弹性最大，达到7.205。     

党组织治理、行业竞争与环境绩效

党组织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数据,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党组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水平;行业竞争在党组织治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的作用,行业竞争程度越强,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反过来,环境绩效的提升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起到负向作用,即党组织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将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     

"基础环境"对媒介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传播影响分析——以广西宁明县东安乡为例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对信息的收受状况值得关注.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对媒介的认识、使用、需求等方面来探讨”基础环境”对媒介在农村传播效果的影响.文章认为,改变目前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传播的困境关键在于改善农村”基础环境”状况,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缩小城乡居民在信息收受上的”信息沟”,从而促进西部欠发这地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新农村快车"提速——城乡统筹条件下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城乡统筹条件下通过营造良好的基本环境、强化有效的教育手段和激发主体能动性,促进农民转变因袭传统、知足常乐、因循守旧、农民"身份化"等旧观念,逐步确立和强化创新、变通、进取、自主等现代思想意识,有助于真正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从而有力地推动"新农村快车"提速.     

再议农民“看病难、看病贵”

目前,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大因素,更直接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文章从加大政府投入、建立农民平价医院、城乡医疗资源共享三方面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出对策.     

"新农保"首批试点农民耐用品消费层次与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为基础,探讨新农保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层次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新农保对农民生存型、发展型耐用品消费影响显著,对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影响不显著.主要结论:陌生人信任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比大众信任大,新农保在中、西部地区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较一致,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和全国相比情况差异较大.建议:因地制宜发挥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扩大农民耐用品消费.     

"边缘村":农民的流动与分化--对合肥市郊杏花乡李洼村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并且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民的流动成为必然.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他们身处城市,但从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是农民."城市中的农民"的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与过渡性.本文通过对一个"边缘村"的形成及其居民生存状况的研究,以进一步分析解释农村社会分化、农民流动的原因,并且也着重分析了其内部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参与--以宁夏西吉县单家集回族农民为例

政治参与的质和量是衡量一国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农民是我国人口最多的阶级,其政治参与活动的发展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产生着重大影响.通过对单家集回族农民政治参与形式、动机、社会效应等层面的调查分析,认为在中国西部地区要形成真正的较高层次的农民政治参与意识,还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并且花大力气搞好农村教育,大力倡导农村政治文明,改善农村社会资本,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     

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新农村建设中破解农民政治参与低效能对策分析

农民政治参与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一大内容。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陷入一种"高政治参与率下的低政治参与质量"怪圈。通过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提出破解农民政治参与低效能的对策,即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基层民主法治理念的普及和宣传;探索农村电子政务建设;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     

日本的造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日本在二战后,出现了农村凋敝、城乡差距拉大的社会经济现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造村运动应运而生,成为改变乡村形象,提高农民收入,推动农村发展的一次模式创新。其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在新农村建设这项长远国策的实施中借鉴。一些有价值的启示包括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加强农民组织建设、重视农民教育培训、激发村民参与意识等。     

后乡土社会视域下农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农村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迅速的解构,已由传统乡土社会逐步进入“后乡土社会”发展模式.后乡土社会视域下农村存在农民自我意识强化与传统治理模式矛盾、农村政治精英角色多重化影响其决策行动的公正性两大治理困境.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主动性、推动广大村民群体主动参与农村治理,同时建立完善的农村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及农村文化建设及法制建设是化解以上困境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