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小说选本评述

明末清初小说选本具有与前代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编选当代或近代作品、编选劝诫类作品和编选作品注重学问化三个方面。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有实学思潮的影响、小说理论的成熟、文人小说观念的变化和小说文体通俗化的影响等等。通过对选本与原作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明清时期小说选本的改编主要体现在删除入话或头回、改动原文错漏、删改原本中与主题无关的诗词等方面。     

论小说选本《幽怪诗谭》的独特价值

明碧山卧樵纂辑的小说选本《幽怪诗谭》,具有理论批评和文献方面的独特价值。书中小说作品共穿插诗词约410首,以诗歌为主体,是典型的"诗文小说"。这是对明代诗文小说创作实践和范式的总结,体现出明代有意幻设的小说观念和追求怪奇、娱乐的审美功能。编者对作品的时间、情节等进行了改动、增删,虽有迎合读者心理和趣味的意图,总体上却提升了原作的艺术水平。同时,还保存了许多明代小说作品及诗歌,具有重要的文本文献价值。     

从《艳异编》《广艳异编》看明代中晚期小说审美观念的发展

明代中晚期出现了《艳异编》和《广艳异编》等小说选本,所选篇目以“艳”和“异”为主要题材,这与明末社会思潮、选者审美趣味、小说观念变化密切相关。由此反映了小说观念由“奇”到“奇”、“艳”、“异”三者结合,从“雅”到“俗”的审美趣味和由“情理”到“情欲”的情感观的变化。     

南宋古文选本中的文章学思想

南宋六种古文选本《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妙绝古今》《古文集成》《文章轨范》,秉持与程式化的应试“时文”不同的文章理念,选编历代散体文章中的名篇,唐代主要选韩、柳文,宋代以欧、苏、曾、王之文和理学家文章为主。这些选本和批语直接酝酿了“唐宋八大家”的文学史概念,确认了一批经典作家和作品,表述了南宋文章家对文章之立意、结构、文势、“曲折变态”之法、“活法圆转”的理解和提倡。     

论古代选本的类型及其文学史意义

鲁迅先生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鲁迅全集七·选本》)作品是文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基础,“选者之意”,就是选家采摘作品的原则,选家经常会历时性地采摘作品,因     

《聊斋志异》的《猪嘴道人》等篇不是蒲松龄所作

去年再版的“三会本”《聊斋志异》有九篇附录,其中《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出自乾隆年间黄炎熙的《聊斋志异》选抄本。辑校者张友鹤同志在《后记》中说:这九篇附录,“是原作还是后人伪托,尚有待于考证,因此暂只做为附录。”这种谨慎的科学态度是可取的。最近读了明末冯梦龙编辑的《情史》一书,发现上引三篇文字实际上来源于明人或明人以前的作品。《情史》共分二十四卷,分类收录了大量明代或明代以前的历史故事和文言小说,大约有一千条左     

论《水浒叶子》与图像的独立叙事——以孙二娘绣像为中心

陈洪绶《水浒叶子》当属《水浒传》乃至中国古代小说图像的典范,但小说与图像之间并非简单的“再现”关系。孙二娘在《水浒叶子》中首先出场,《水浒传》小说正文将其塑造成美丽的“鬼母”,插增诗词却把她描述为不堪入目的“夜叉精”。对于小说正文及其插增诗词对人物反差巨大的造型描述,陈洪绶的图绘并没有单纯摹仿文学语象,而是撷取孙二娘缝制用于盛放度牒的锦袋这一细节,并沿用了自己在观音题材人物像方面的惯习。进一步研究表明,《水浒叶子》的独立叙事仅仅是相对而言,因为在没有榜题提示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图像无法唤醒读者关于《水浒传》的叙事记忆,这种叙事逃逸最终导致《水浒叶子》“仅仅成了故事的象征”。     

论钟嵘《诗品》与殷璠《河岳英灵集》选编理论的构建

殷璠《河岳英灵集》的选编理论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钟嵘《诗品》,具体可从五个方面管窥：《诗品》“网罗今古”与《河岳英灵集》“审鉴诸体，委详所来”的“编纪”观、《诗品》“文质”论与《河岳英灵集》“文质半取”的芟剪标准、《诗品》“掎摭病利”与《河岳英灵集》选本中植入品藻的编集体例、《诗品》“宗流”观与《河岳英灵集》源流比较法、《诗品》“警策”论与《河岳英灵集》的摘句品次。研究《河岳英灵集》选本理论与《诗品》的关系，可以探究《诗品》的传播与接受，也可以追溯殷璠选本主张的文化渊源，更好地认知《河岳英灵集》的诗歌批评特点。     

论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之互动——以宋代文学选本为个案

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学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文学思潮,而文学思潮也制约着文学选本,促使选本对思潮作出反应.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在宋代文学选本中有非常生动的表现,典型的个案有《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的相互生发、《西昆酬唱集》对“西昆体”的引领与示范、《二妙集》《众妙集》《三体唐诗》等对宗唐思潮的契合与呼应、《草堂诗余》《花庵词选》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与游离等.     

论《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选本定位及其诗史意义

姚合《极玄集》选王维等21人诗百首,《序》称所选者皆“诗家射雕之手”。从时间范围看,所选者包括盛、中唐诗人,而以中唐前期诗人为主。就题材内容而言,选本涵盖送别伤离、寄远赠答、羁旅登临、题赞咏物、记事怀人、感怀即兴,很少涉及民生疾苦等。依体裁分析,该集选82首五言律诗、8首五言古诗、7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据诗风观之,以凄清绮净为主,但也有雄奇壮美者。研究《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遴选范围及其特点,不仅对研究选本辨体、认知王维等诗人的近体诗、探究唐代近体诗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考察《极玄集》与晚唐诗的关系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极玄集》以“诗家射雕之手”定位而编纂“精微”选本,其在唐人近体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     

《中山狼传》作者考辨

《中山狼传》的作者,现在见到的版本都署作明朝的马中锡(字东田),但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文言小说选》(1981年6月版)却对作者作了这样一个“说明”:“原作者是宋代的谢良(生平无考),原文收在《宋人小说百种》、《古今说海》等书。马中锡对原作进行了许多加工润色,思想、艺术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这个“说明”不承认马中锡的著作权,而只承认他对《中山狼传》有艺术上的加工润色,未免武断。     

“小说”考辩

“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有同有不同，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近百年古代小说选本研究简述

所谓的“近百年古代小说选本研究” ,从时间上说 ,是指 1 91 2年以来的研究成果 ;从内容上说 ,是指人们对古代小说选本的发现、整理、出版和阐释。第一阶段 ,小说选本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 91 2—1 949年 ,是小说选本研究的开创期。这一阶段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成就 ,一是小说选本的发现、影印出版 ,如 1 91 5年缪荃孙把发现的《京本通俗小说》编入《烟画东堂小品》刊行、1 92 9年北京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据日人长泽规矩也于 1 92 8年携来的照片影印出版《六十家小说》中的 1 5篇 (《清平山堂话本》)、同年马廉又发现宁波范氏天一阁…     

论唐寅诗风对《红楼梦》诗词创作的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压卷巨制.《红楼梦》又是一部诗化了的小说.与作者曹雪芹同时代的评论家脂砚斋说:“雪芹撰此书,亦有传诗之意”.曹雪芹在这部小说中创作了大量诗词曲赋,人们通常称为“红楼梦诗词”,其各体兼备、寓意深邃,具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红楼梦诗词或为了深化主题,陈述此书立意之本,或塑造典型形象,隐寓人物命运,或描绘周围环境,烘托故事氛围,或预示大厦将倾,家运消亡的悲剧结局…….作者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刻的思想见解、精湛的艺术手法熔铸出一种独特的诗的境界.这些诗词一直成为“红学”领域研究和探求的重要课题.诸如:其中内容之一,就是《红楼梦》诗     

《倩女离魂》简论

郑光祖是元代后期的著名杂剧作家。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曾将其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并列,明代以后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其代表作《迷青锁倩女离魂》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共称为“四大爱情剧”。该剧以独特的表现角度、丰富的思想意蕴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不仅推动了爱情剧的创作,而且对后世作家产生了较大影响。 《倩女离魂》取材于唐代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它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内容,通过倩女与王生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及其由此展开的戏剧冲突,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反抗斗争精神,进一步深化了原小说的反封建婚姻的主题。 与陈玄祐的《离魂记》相比较,我们发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对原作情节做了一些增     

《拾遗记》创作的神奇化追求

尚奇猎异是一种人类的审美需求。受时代风气影响,六朝志怪小说大量产生,并体现和追求着奇异之风。作为六朝时期“拾遗”体志怪的代表作,《拾遗记》的神奇性审美追求更典型。笔者经过对《拾遗记》文本的细致分析、归纳和论证,认为《拾遗记》的神奇化审美特征体现为神异性和奇异性两大类。在具体内容上则通过大量、生动的神奇的人、事、物乃至异域的记叙描写来实现。     

“重复”：从“词”到“篇”——《故事新编》的结构特征之一

“重复”是鲁迅《故事新编》的一个重要文本现象,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语词重复与段落重复。“重复”是“对位”的一种表现,它的运用使得这部小说集带有浓烈的“对话”意味。这种“对话”并不局限于小说内部意义的相互生发,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小说文本的一种结构性事实。     

“三国戏”与《三国演义》的传播

在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并刊行之后,“三国戏”主要以小说为改编蓝本,人物与情节都与小说极为接近,特别是通过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三国戏”中的人物形象给接受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都对三国故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三国戏”与小说文本毕竟存在着不少差距,尤其是全书的整体结构与某些细节难以如实表现,因而对《三国演义》的文本传播又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使小说的文本传播与“三国戏”同步发展,是我们应当考虑的现实问题。     

《儒林外史》打破了古代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结构模式

《儒林外史》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在叙述中夹有大量的诗词文赋的缘饰了。它的这种在文体上的变革,显示了其现代小说的特征。这样,《儒林外史》便彻底打破了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结构模式。促成《儒林外史》这种文体上的变革,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其“简捷地奔向戏剧”的小说艺术方法方面的原因,又有小说用“写实而真实”的创作手法创造其“形象体系”方面的原因,更有小说作者以理性思考的方式来创造小说的“意象体系”方面的原因。     

《唐诗鼓吹》选者辨析

《唐诗鼓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代七言律诗选本,关于其选者,至今却无定论。一般认为是金末元初大诗人元好问所选,但明杨慎、清沈德潜、罗汝怀等认为选诗不佳,故否定选者为元好问;清施国祁则认为是元好问之师郝天挺所选;《四库全书总目》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认为“不著编辑者姓名,据赵孟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笔者对这些说法加以辨析,基本论定《唐诗鼓吹》为元好问晚年所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