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封国食邑制度的性质

汉代封国食邑制度的性质问题在史学界曾有过争论。从已发表的文章来看,基本上有两种意见:其一是以谢忠梁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汉代的封国食邑制度是“披着国有制外衣的私有土地制度”①;其二是以韩连琪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汉代的封国食邑制度本身“并不能单独成为一种土地占有形态”,封君在其封邑内衣食的租税“只是一种优厚宗室大臣的变相的俸禄”。我基本上同意韩先生的看法。但韩先生又认为汉初的诸侯王“得受茅土之封”。“对土地确实存在着占有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西周分封制的再现”②,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试就汉代…     

厚德爱人乘物游心

人源于天地,而立于天地之间,可以说是天地的派生物,那天地之道就是人生之道.“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来自《周易》里的话很好的诠释了天地之道与人生之道的关系.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尤其是前一句.很多人都明了它的意思,但我认为在这儿还是有必要把它解释一下,意思是: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要不屈不挠;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     

先秦两汉“持满”思想与修身为政之道

“持满”或“持盈”是先秦诸子普遍关注的人生修养问题。战国、秦汉的多种文献均载有孔子由观周庙（或鲁庙）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而兴叹“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进而阐发出谦卑恭谨、自损而益的人生持满之道。西汉时期多种文献也载有孔子对《周易》的《损》《益》二卦的感叹,其阐发的也是一种自损而益、虚以受人的持满之道。《老子》强调“不欲盈”,认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主张“功成身退”,反对骄奢淫逸,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持满之道。《管子》既继承了《老子》“功成身退”的人生之道,也主张“持满者与天”,认为明主要效法天道“满而不溢”,做到“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进而可以“长守富贵”“久有天下”。《国语》通过对范蠡的叙述,进一步演绎了《管子》中的这种“持盈者与天”的思想。先秦的持满思想对两汉士人与权贵的为人处世之道产生了深刻影响,之后的中国人也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人生观的影响,这既是一种美德修养,也是重要的政德修养。儒道两家所强调的“谦受益,满招损”“功成身退”“光而不耀”的持满修身之道共同塑造了中国人优秀的精神品格。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比较研究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均是现代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之间在法律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各国立法及理论上对两者究竟有无区别，观点也不尽一致。概而言之，有“同一说”与“区别说”之分歧。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主张同一说，将情势变更同不可抗力作为同意语使用，主张不区分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而以原联邦德国民法理论及实践为代表，则主张将两者加以区分，认为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是两个独立的法律范畴。我国民法上并未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对于两者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是采取同一论还是采取区别论…     

嵇康"和声无象"说解析--兼谈汉魏时期所流行的乐象观

汉魏人普遍认为音声自身(包括音乐)具有一定的“象”,通过这些象,人们可以看到音乐创作者(包括演奏者)的所思所想,可以预测人事吉凶,甚至认为音乐之象可以调节天地阴阳之气。嵇康则主张“和声无象”,从音乐中扫除了汉魏所流行的象数观念,从而也否定了笼罩在音乐之上的神秘主义,从理论上推动音乐艺术走向自觉之路。     

"理性小农"抑或"道义经济":观点评述与新的解释

对于农民经济行为,形式主义者认为传统农业的农民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也是只求利润的.而实体主义者则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行为以维持生计为目标.黄宗智、郭于华等人则主张一种综合的分析,即认为两种特性都只是传统农民经济行为的一个侧面.本文则主张一种动态的、纵向的考察,认为生存危机下的小农只能以维持生计为目标,而不可能去追求利润.随着生存需要的满足,农民也表现出经济理性特征.当前中国农民正处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过程中.     

马浮儒学思想初探

文章认为,马浮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命题内涵有二:其一是儒家文化该摄了诸子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切学术的渊源和当然代表;其二是儒家文化也该摄了西方的学术。马浮认为人类文化学术发衣的根本目的,并不主要是知识与物质文明的发达,而是知识与道德精神上的全面发展。马浮的上述一些思想表明了他的强烈的新儒家文化立场。马浮在哲学上主张的也是儒家的道德哲学,他虽然极力会通程朱陆王,但其哲学的基本思想倾向及实质则更接近陆王。     

德本法用——关于“以德治国”及德、法关系的思考

本文拟就“以德治国”的内涵以及德与法的关系作些粗浅的探讨。一、传统“德治”理论的内涵与积极作用无庸讳言 ,“德治”主张是历代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理想。如孔子就明确主张实行“德治” ,提出了“为政以德”、“修德以安民”、“道 (导 )之以德 ,齐之以礼”等思想主张 ,要求统治者既要谨修官德 ,又要以道德为主导、以礼义相配合来教育人民。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 ,主张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和“爱人”、“保民”的“仁政”。汉代的董仲舒主张“王者用德不用刑” ,历代大儒如张载、程颢、程颐、朱熹…     

“放”与“收”——谈谈社会控制,兼及社会学的社会职能

亲爱的读者:在这封信里,我想就一个有争议的社会学概念,作一些介绍,并借此机会,就社会学的性质及其社会职能作一些补充阐述。这个有争议的社会学概念,就是“社会控制”。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一词,根据吴泽霖先生早年的一本著作《社会约制》所说,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提出来的。吴泽霖主张把这个词翻译为“社会约制”,其理由是“控制”带有以上临下的意思,似乎只有在位者才可以控制平民,长者才可以控制幼小,男子才可以控制妇女等等,他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从广义的方面看,“Social control”应     

论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

关于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论著很多，说法各一。综观各种说法。基本上都是从“公平”和“效率”的概念辨析出发，再以社会的价值取向或道德标准分析其利弊，然后提出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见解。许多人都认为公平与效率，正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而有人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人主张公平优先，以促进效率；也有人认为两者同等重要，不分孰先孰后；还有人认为应当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一论题，还原为“平等与效率”的权衡。有的人则把“公平”与“效率”完全看作是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从伦理学的意义上来研究“公平…     

再谈价值规律——兼与董玉魁同志商榷

董玉魁同志《试谈价值规律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载《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些观点,我还不敢率尔同意。关于价值规律的广义与狭义问题董玉魁同志首先把价值规律区分为广义的价值规律和狭义的价值规律两种。然后认定,我的观点属于狭义的价值规律,孙冶方同志的观点则是广义的价值规律。接着说:“狭义的价值规律,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广义的价值规律,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孙冶方同志的主张社否确属董文所说的广义价值规律,我且不做评论;但对于我自己的观点,我则可以明确地声明,它断乎不是董文所说的那种狭义的价值规律。我在《也谈价值规律》一文(见《光明日报》1978年11月25日)中是这样讲的:“价     

顾城：逼得妻子设计和操作了激流岛事件

顾城的理想是在人间建立一个伊甸园，而夏娃可以是复数，亚当则只能有他一个。顾乡和名满天下的顾城不同，索无文名，相当低调。唯有这本《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四十天》是个例外，堪称“厚积薄发”，一出手就令人刮目相看。身为顾城的姐姐，亲眼目睹了弟弟的死亡，试图为被人说成是“杀人犯”的弟弟减轻罪责，同时借此给身心皆处于巨大痛苦中的父母以些许宽慰，这也在情理之中。     

浅谈印度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试论印度封建社会的开端

印度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是研究印度古代史的一个关键,它对古代印度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与批判,对古代印度文化成就的理解与评价,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问题不解决,对其他问题就不可能取得明确统一的认识。如对释迦牟尼的评价,主张当时是奴隶制社会发展时期的,就认为他是代表新兴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是进步的历史人物,而主张当时是奴隶制衰落封建制兴起时期的,则认为他是维护旧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是反动的历史人物。两者的结论恰恰相反。     

试论词的兼类和转类

“词有定类,类有定词”,这是我国语法学界多数人对现代汉语划分词类的主张。但是,“定类”是否还可以兼其他的类?“定词”是否还可以有临时转为其他类的词?本文准备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为了叙述方便,称前一种现象为兼类,后一种现象为转类。 词类和划分词类的目的 什么是词类?不同的语法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给词类下过不同的定义。早期的关于词类的定义,可以王力先生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词类是可以在字典中标明的,是就词的本身可以辨认,不必等它进入句子里才能决定的。”①他又说:“至于中国的词呢?它们完全没有词类标记、正好…     

中国传统修辞学美学旨趣二题议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的种种美学追求中,崇尚自然之美是独具风流的一种。几乎从道家创始时起,顺应自然之道就成为语言运用的一条“原教旨”。老子在语言美学上重自然,为无为的思想,在庄子的修辞论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庄子认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说话总是有其内容的.但“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他在《缮性》篇里说得更为明白:“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天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既然“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成了庄子语言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     

家庭文化与现代化

关于家庭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上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一种是西方社会的“冲突论”,另一种是日本社会的“改造论”,第三种则是中国社会(或者说华人社会)的“融合论”。三种不同的模式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家庭文化与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在不同的社会中对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冲突论” 以欧美为代表的“冲突论”的主要观点认为传统家庭文化与现代化进程是冲突的、不协调的。现代化的进程将抵制传统家庭文化,并使传统家庭走向淡化和解体。 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科特·帕森斯在谈到家庭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时,强调了家庭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解组过程。他认为     

高桥义雄与严复的“人种改良”论比较

在近代中国与日本都曾出现了各自的人种改良主张。高桥义雄为近代日本主张此论的代表人物，他主张通过与西洋人的“杂婚”、废除婚姻陋习、提高生活品质及体育锻炼等方式改良日本人种；严复则是近代中国主张此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改良传统婚俗以及禁止缠足、早婚等方式改良中国人种的某些品质。在日本，人种改良论服从于“脱亚入欧”扩张国权的目标；在中国，人种改良论则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是属于从妇女解放到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国学中的生态意识及其当代意义

推原天地是传统国学理论致思万物、演绎事理的总要。观天察地体现着认知与人文的结合,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追求与体悟的交织。由观天察,逻辑地走向法天遵道。法天遵道,指效法天地法则,适应自然规律。法天遵道的理念,渐次固化为宗教般的心灵虔诚,产生出"敬天"、"谢天"、"乐天"的思想情怀。在这种情怀的主导下,国学理论主张保护资源,力图做到惜物而节用,好生而重命,爱护生物,维护生态,以贯彻宇宙大化流行的法则,弘发天地精神的神圣与尊严。在生态问题摆在人类面前的当今,重温天人合一、物我不二的古训,重新回到悲天悯人、体证生生的精神境界之中,对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有着现实的意义。     

试评吕坤的哲学思想

吕坤是明代商丘著名的思想家,一生独立治学,以理学著当世。其哲学思想兼容并蓄,又学有所宗,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理气关系这一本体论问题上,他在主张“气本论”的同时,又提出“理”本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性。他关于自然、当然和偶然、“续”与“恒”、“常”与“变”、“渐”与“顿”关系的论述,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受其世界观矛盾的影响,其认识论存在着反映论与先验论的矛盾。他坚持可知论,认为人是可以通过向外格物来正确认识天地万物的客观世界的。但是,当面对外在的客观世界时,他主张向外格物穷理,是一个反映论者,当涉及到道德认知和修养时,主张向内反求,又成了一个先验论者。在知行问题上坚持“知先行后”、“知行并进”和“行重于知”等观点,强调知行的辩证关系,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充满了辩证法的卓识。在历史观上主张以民为本,十分重视民的作用,并认为社会历史本身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的,主张“因时顺势,皆可变通”。     

常州词派与近代词学中的解释学思想

张惠言以微言大义说词 ,在近代引发了一场阐释文本意义的理论论争。谭献认为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解读唐宋词 ,从理论上说接近于他所说的“作者未必然 ,读者何必不然” ,是主张把文本的解释权交给读者。严既澄、王国维则认为张惠言“语语笺其遥旨” ,“实皆比附陈言” ,特别是他以比兴寄托解读温庭筠更是“深文罗织”。谢章铤一方面批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解读唐宋词是“强作解事” ,另一方面以为皋文之说不可泥亦不可弃 ,他的主张是读者有自己阐释文本的权利 ,但也不能完全偏离作者的书写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