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权制度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行为关系研究

不同的产权形式决定了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分配和行为方式.在买断经营权制下,企业的收入与游客量有直接关系,企业得到正激励,但村民受到负激励.在股份制和村民自主经营形式下,村民具有正激励.应优化乡村旅游产权制度:将政府部门和村民收入与客流量挂勾,以调动各方积极性;科学地确认村民股权,雏持好股份合作经营过程;通过定立乡规民约,约束村民自主开发乡村旅游造成的负面效应.     

乡规民约存在形态刍论

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社区形成之后,以协调超越家庭、家族关系的社区社会秩序的需要。其文本形态分为劝戒性乡规民约与惩戒性乡规民约,其组织形态在早期普遍依托于村落组织,北宋以后,又出现了专门的乡规民约组织。自《吕氏乡约》以降,传统乡规民约就不仅仅是以乡民自愿合意为基础的行为规则条文,同时也是一种民间自设的处理地方性社区事务的较为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由于历代的推崇,传统形态的乡规民约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国家正式法律制度以外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到今天正在进行的村民自治实践中乡规民约建设的形式和内容。     

乡规民约与村治：研究范式的综述与反思

中国乡村共同体残存而社会未立的格局使自上而下的法治国建设遭遇落地难题。乡村自治范式混淆“共同体”与“社会”的团结性,共同体以压制法而社会以恢复法为自治基础,共同体自治掣肘社会自治的形成。法治国以社会自治为基础,以乡民自治排斥国家法,不利于乡村从“共同体性”到“社会性”的转型。“官督民治”较乡民自治主张更贴近中国经验,为国家法与乡规民约合作之基础。乡规民约研究的“个性化”范式基于文化自觉或实践理性,注意政治疆域内的地理差异和民族多元,主张国家法的统一理性化秩序应与地方生活经验理性化有更多亲和;但该范式缺乏对个性化乡规民约普遍化和通则化以通向统一法秩序的努力。行动中的法范式关注乡治中有效而便捷的手段,挖掘乡规民约在维风导俗、治安与群防、社仓与资源保护等方面作用;但该范式只关注乡规民约的某一方面,忽视了杨开道的“乡治的整个性”问题。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乡规民约塑造乡村善治的博弈论分析

源远流长的乡规民约作为一种农村基层治理手段历久弥新。在新时代,通过乡规民约确立乡村居民行为范式、维护农村基层社会秩序、实现乡村居民美好生活等方式对塑造乡村善治发挥积极效应。然而,乡规民约并非万能,乡规民约治理也需要付出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改革开放后实现的社会转型使乡规民约治理所倚赖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发生变迁、人口流动频繁和村民价值多元化,影响乡规民约的普遍约束力。要解决乡规民约治理的失灵问题,就要坚持乡规民约的初心使命和实践准确性、保证乡规民约在法治框架内的有效性和规范性、突破传统固化思维的桎梏、强化乡规民约的软强制力。     

传统乡规民约的基层社会治理与现代转换价值

传统乡规民约在历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劝善性”乡规民约倡导乡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在乡村社会通过行教化而益善行、厚风俗、锻造伦理美德;“惩戒性”乡规民约对存在于乡民社会的赌害、盗匪、斗殴、有伤人伦风俗、破坏环境生态的行为进行“罚处”,通过惩戒实现乡村社会良好秩序之维持。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以教化民、以礼成俗;调解息讼、维护稳定;弥补国家法不足。我们在挖掘传统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价值、促成其现代价值转换时,应当克服传统乡规民约漠视乡民主体权利的倾向,充分保障乡民人权;应当克服乡民诉讼意识窒息的倾向,注重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在充分发挥其处理“民间细故”的裨助作用而弥补国家法不足的同时,不能越过国家法的“红线”。     

西南民族村域用水习惯与地方秩序的构建——以水文碑刻为考察的重点

［摘要］以水为主导的水事关系,往往直接延伸到村落社会关系的诸多方面,直接影响到村落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西南民族传统的乡村社会,以习惯法、乡规民约等形式存续的“民间法”中,有关用水习惯规范的内容甚为丰富。其中因各种不同缘由而订立的水文碑刻,由于基本上是本着互助互利的利泽均衡原则,较为充分地吸收村域社会中现成的“民间法”资源,又有村民广泛的参与,村域社会的认同度高、针对性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如同司法判决的文献一样,对规范村落社会秩序,调整村落水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保护村落水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社神的物化形态与社崇拜的文化意蕴

本文运用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民俗学材料，对“社”的物化形式与文化意义进行了阐释。考论“社”字的本源形义结构；考察“社”字关联的客观物质形态及其文化内涵；揭示社崇拜的形成及其文化底蕴     

论电视剧《茶马古道》阐释的文化价值

在电视剧《茶马古道》中,“茶马古道”不仅给人物提供了一个活动背景和舞台,而且自身也成为一个“角色”,构成一种民族历史、民族传统、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它除了原本意义上的滇、藏两地茶马互市的经济交通要道,更多的是作为向人们展示电视剧蕴涵的民俗学价值、生命学价值、社会学价值和宗教学价值的文化长廊。     

关于民俗主体的定义——英美学者不断发展的认识

民俗学的取向是历史还是现实?民俗学的对象是罕见的奇风异俗还是普通的大众生活文化?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作为民俗主体的“民”。为了利于国内学者讨论上述问题时作参考,我们描述了较有成就的英美民俗学界对“民”的认识过程:一是从本民族到本种族再到全人类,二是从乡民到市民再到每个人、每种群体。总之,随着民俗学在世界的发展,“民”的范围不断在扩展,而那种把“民”定为乡下人、古人的理论可能已经不合时宜了。     

中国民俗学多元一体的特征与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

多元一体是中国民俗学的特殊性格。多元指多民族、多区域,一体指一国,由此,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旨趣和目的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理中国各民族、各区域的民俗文化财富;二是对各民族、各区域的民俗文化作深入调查,对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做比较,发现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基于我国民俗学多元一体的特征,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发展需要立足于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推进学术流派建设战略。     

论周作人在现代民俗学创建和发展中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中,周作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启蒙,介绍西方和日本民俗学理论,并活用于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二是组织,以报刊和研究会的形式,集结了一批热心于民俗文化探索的先行者;三是方法和思想,通过民俗透视国民性,带有特定时代的“经世济民”思想。     

应该使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结伴而行

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乡规民约,对乡民一直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国家法律已经深入农村,但乡民们往往更青睐于用乡规民约来解决各种纠纷中棘手的问题。国家法律体现的主要是宏观利益,而乡规民约体现的主要是非国家强制型的行为规范,即微观利益,是村民共同利益的表达。目前,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既存在着相互融合的一面,又存在着相互,中突的一面。我们应该通过主观努力,减少两者之间的对立、冲突,而加强两者之间的统一、互补关系,使国家法律成为舵手,乡规民约成为浆手,使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大船乘风破浪,不断前进。     

中国的早期民俗学研究活动及其成就

民俗学包含着广泛的研究内容,如有关信仰、习惯,传说,民谭、歌谣、谚语、谜语、儿歌等等均是其研究的范围。有关民俗的资料的采集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如希腊荷马史诗中包含了许多古代民谭;阿拉伯的《天方夜谈》、欧洲的《伊索寓言》、我国的《诗经》都包含了民间的歌谣;历代史籍也都记有民间的风俗习惯等。但这些仅能称之为“采集”,还谈不上研究。对民俗进行科学的研究始于十九世纪初的欧洲,而形成一门完整的科学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一八六四年,英国学者托马斯(W.J.Thomas)正式以“民俗学”(英文为Folklore,意为“民众”的知识)一词命名这一新的学科。在我国,民俗学的形成是在本世纪初,开端于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歌谣调查会”和其后的“风俗调查会”的成立。而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以一九二七年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为标志。民俗学会的出版刊物,研究成果影响很大,导致民俗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国内许多民俗学团体的相继成立。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民俗学活动才逐渐由衰落而转入民族学研究中去。本文把民俗学起源到抗战一段时期称之为“早期民俗学活动时期”。     

文艺民俗学散论

文艺民俗学是介于民俗学和文艺学之间的新兴边缘学科,自十九世纪中期“民俗学”的兴起,为古老的“文艺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近半个世纪来,已有学者开始用民俗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文艺。当前,“文艺民俗学”的提法和论文已见诸书刊,但研究者寥寥,对文艺民俗学的范围、特点、源流和对象等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探讨。这里不妨抛砖引玉,以就教于大方。     

传统乡规民约的价值、经验与启示 —基于《南赣乡约》文本分析的视角

作为乡土社会一道文化景观,乡规民约对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起到促进作用.反思当前村规民约的实践困境,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传统乡规民约,则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以《南赣乡约》为分析对象,从文本内容、组织特征、权威来源以及作用机制四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在总结乡规民约的价值经验及其对村民自治启示基础上,文章讨论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国家在场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云南贡山县生态扶贫的人类学考察

民族地区作为生态特殊区和贫困高发区的重叠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扶贫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发生了改变,而国家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力量。文章以“三区三州”的典型代表云南省贡山县为案例,分析认为国家以正式制度、权力和资源及符号象征的在场形式全方位推动了生态扶贫。与此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村民被国家赋予保护生态的权利和责任,并纳入正式的生态治理体系之中;村民从意识上对生态空间形成了从“生存空间”到“公共生态空间”的认同,形成了家与国的空间统一;生态保护成为当地发展的前置条件,有意识、有组织、有明确目标的生态保护成为又一个人与自然互动的核心内容,村民在物质经济需求与国家生态需求的统一中不断实践。     

唯物史观视角下新时代乡规民约的重构路径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剖析乡规民约的特点,明晰乡规民约的现状,对传统乡规民约进行积极的扬弃,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改革内容、完善制定程序,建立与时俱进、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运用新媒介载体创新宣传方式并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的先进社会意识形式,是新时代重构乡规民约的现实路径选择。     

乡规民约与政策法规的耦合对现代森林治理的影响

为探索乡规民约与政策法规间的关系及其对现代森林治理的影响，将二者关系分为“非耦合”“一般耦合”“积极耦合”三种状态。“非耦合”状态下，乡规民约的功能几乎无法发挥，森林生态与居民生计都受不同程度损失；“一般耦合”状态下，乡规民约的森林生态保护优于“非耦合”状态但仍有不足；“积极耦合”状态下，乡规民约与政策法规各自的特性能达到一种良性平衡，双方各自渗透又互相制约，既能满足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林权集中的需求，又能有效防止某一种制度失控，更易于达到现代森林治理强调的生态与生计并重效果。     

“断发”考

“断发文身”是古吴越民族族属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其民族历史中非常独特的习俗,早期历史典籍中多有记载,但对其文化功能,却语焉不详,或将“断发”与“文身”混同为一。随着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研究的进展,对此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对“文身”解释尚可信,而对“断发”的研究却未触及文化产生功能之本质。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