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焦灼到文化立身:柳宗元诗文创作的生命轨迹

柳宗元早期的诗文充满着建功立业的锐气，具有“政治审美”的特质；贬谪后的诗文多为骚怨之作，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沉思和求索，呈现其对生命价值的体认和追寻。在诗文创作的道路上，柳宗元经历了从政治焦灼到文化立身的曲折过程。     

明代中前期政教之迁及士人心态与文风之变

明代诗文风貌从永乐至弘治初,大体经过了台阁体由鼎盛到衰落而茶陵派、山林诗兴起的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是诗文内容由鸣国家之盛到吟咏个人性情,审美趣味从平和安闲的正则典雅到求真率性的清新自然.这主要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的权威性下降和以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的松动,引起明代士人心态的关注点由国家向个人转移.     

周作人与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上世纪20年代初,亲历死亡威胁的周作人由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否定开讲“生活之艺术”,由对国家、民族命运自觉承负的时代领潮人物一变而为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人生观转变之后,周作人的文学观也由坚定的“人生的”艺术派一变而为追求轻松写作、趣味阅读的“趣味主义”,其间经历了由“教训之无用”到“文学无用”,由“文学无用”到创作的“自足”,由创作的“自足”再到“草木虫鱼”三个层面的理论转换;周作人不仅通过《语丝》《骆驼草》等刊物为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培养了作家力量,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论述支撑,成为该思潮事实上的理论建构者,从而最终促成了这一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从"隶事"之风到理论的自觉--论六朝文人对谶纬文学价值的认识

"隶事"之风的盛行是六朝诗文创作的一大特点,那么,谶纬之书中那五彩缤纷且充满神异色彩的事典自然不出他们的视野,因此,征引谶纬事典在六朝诗文作品中较为普遍.然而,对于谶纬文学价值的认识,六朝文人则明显地经历了一条从"隶事"的创作习好到理论的自觉之路.刘勰之"正纬",既缘于时代,又超越时代.     

立足文本 走出误区——新世纪词学研究之我见

新世纪和旧世纪,两个不同时段的词学研究,旧世纪已于1995年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新世纪自1995年至今,仍然处于开拓阶段。这里以三个时期,两次过渡,对于旧世纪词学作一个概括描述,而以否定之否定,展示新世纪词学的走向。新世纪词学只有纠正旧世纪词学的失误,实现由变到正的转换,才能走上继续发展的道路。因为旧世纪词学,从开拓期、创造期到蜕变期三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既经历由古到今的过渡,又经历由正到变的过渡。旧世纪词学的蜕变,乃时代风气之使然,亦词学与学词分离的结果。要词学而不要学词,离开文本,好为空论,足足贻误了两代人。所谓否定之否定,处于新的开拓期的新世纪词学,应当牢牢记取这一教训。     

王廷相仕宦经历与其诗文风格的变化

王廷相作为明代前七子之一,在早年积极贯彻复古派的主张,诗文创作内容写实,风格刚健凌厉。然而到晚年,风格开始转向台阁体,与他早年反对台阁体柔靡文风的主张背道而驰。这由多种原因造成,仕宦经历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年轻时供职科道,中年督导学政,晚年身居台阁,不同的仕宦经历密切地影响着王廷相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此外,其文风转变与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的转型有密切关系。     

徐渭为"公安派先驱"说质疑

在公安派形成之初和鼎盛之时,公安派作家不知道徐渭为何人,也没有读过徐渭的诗文,因而徐渭对公安派的形成和盛张其实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袁宏道识出徐渭时,公安派的创作高峰已过,在此之后,其以"性灵说"为核心的主流文学观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丧失了大部分进步的内容,倒退到传统的文学立场上来;如果说徐渭影响了公安派,这个影响也不是促进了公安派的形成,而是以另一种相异的风格启发了公安派对其自身局限的反思.由此看来,清代以来相沿已久的所谓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先"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倒不如说徐渭"下启公安派之变"更为恰当.     

唐宋诗派

诗文派别亦至不一诗之派别又多于文自汉魏六朝唐宋有朝代之派别由朝代而又有作家之派别泛言之为搦管者所共知乃若辗转相沿相习之故由来者渐而悟入之消息则亦视乎其学之浅深若何其领受自若何也三百篇后以五言为     

熟读以活——朱子读书法及其文学思想史意义

朱子读书法以切己修德为宗旨,以“熟读”为总纲,包括对文本的义、理、味的逐层把握,是文本“活化”的过程;与之相应,读者的心灵大抵经历了由整齐严肃到从容宽闲的变化,包含了一种活泼泼的审美体验。从具体的读法来说,讽咏法之于诗歌、观血脉法之于散文,都是“熟读以活”的具体运用,也有利于揭示诗文的美学特质。从文学思想史来看,朱子读书法所含的穷理功夫和体贴情怀,体现了文学思想史中少有的理性精神和生命化的文学观念。朱子后学虽然奉此读书法为圭臬,但并没有向文学领域过多拓展,其学理价值有待于今天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者继续关注。     

性情论和不俗论--清代宋诗派诗论的核心

清代宋诗派诗论的核心是性情论和不俗论。他们认为 ,做诗文当由学做人开始 ,在做出自家的好诗文之前 ,必须多学习古人之诗 ,兼及经史百家。除此之外还需养气明理 ,以培护涵养自家的真性情。诗人有了真性情 ,做出诗文自然不俗 ,自然就有“性情面目”。这就是宋诗派的基本诗学观     

清人对新疆认识的演变

新疆于乾隆年间纳入清朝版图后,清人对其认识经历了历史性转变,这不仅体现在管理制度中、具体事件处理上,更潜藏在清人诗文里。本文通过对档案、政书以及清代西域诗文的解读,试图呈现新疆在清人认识中由"外"至"内"、最终将其视为疆域的边界所在的变化过程;"与内地无殊"逐渐成为时人的共识,并逐步体现在清朝对该地的统治中,这也是在晚清离乱甚多的困局下仍能将其固持于版图之内的原因之一。     

“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试论歌的本色

后人评论韩愈诗歌,往往拈出“奇险”二字,褒之者因此褒,贬之者亦因此贬。然而,在我们看来,韩愈的一部分奇险诗固然有其独特之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些诗所呈现的只是韩诗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的面貌,而非韩诗的全貌。韩愈诗歌经历了一个从直朴到奇险、又从奇险归于平淡的发展变     

论《史记》的政治史性质

司马迁所经历的时代,正是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逐步成熟的时期,《史记》记录了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人物及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其政治史性质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通古今政治之变、载古今之政治人物、述古今之政治现象等方面。     

血缘与心灵相交融 思想与精神互碰撞——论柳宗元对柳下惠的全面接受与突破

柳下惠是中国柳姓的得姓始祖,有"和圣"之美誉,柳宗元在多篇诗文中对其人品、思想赞誉有加。柳下惠的"三黜"经历与柳宗元长久贬谪南荒具有相似性,这引起了柳宗元情感上的共鸣。柳宗元思想也多承柳下惠而来,如"和"、"仁"等就是如此。但特殊的外在环境和独特的诗人个性使得柳宗元在接受柳下惠思想之同时,又有所发展,因时制宜的求变思想与"和"之思想相辅相成,构成了柳宗元思想的主体。     

“湘潭三杨”之杨庄文学与思想探析

在近代湘籍名人中,杨庄是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一位女性作家与实业家。她曾经被王闿运呼为"才女",也与哥哥杨度、弟弟杨钧一同被称为"湘潭三杨"。杨庄不惟其诗词文创作各具特色,其人生经历也卓异于寻常闺秀。她早年求学于王闿运门下,致力于诗文写作,后随杨度一同远赴日本学习织作,回国后开办"女子工艺厂"以求自立,实业失败后,晚年皈依佛门。无论其黾勉求索的人生历程、重在思辨的文学创作、投身女子实业的创举、抑或由性灵到法味的思想转变,杨庄的一生均可视为晚清女性在中西、新旧夹缝之间的生命实践之代表。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员构成的变化状况及其启示

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员构成发生了五次重大变化。同时,这五次重大变化呈现出三大特点:在成分上经历了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嬗变,在主体特质上经历了从革命性到知识性的转型,在代表性上经历了从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强调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的转变。这启示我们:在当前党的组织建设中,应当深刻认识党建工作的变与不变之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着力提高全党的知识水平和代表性程度,努力践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流变的家意识——对外出务工型村庄的人类学考察

村民大规模外出到城市务工,离土又离乡,家意识正经历深刻的流变。这一流变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直线单向式,而是以内核和外围作为家意识流变的分界线。其特点表现为:内核基本不变,得以较为完整地保持,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被重构,以适应现代发展;外围则被不断地消解,走向没落。     

审美范畴“气象”的生成与内涵

古典文论范畴气象根植于传统气论,但不由气论直接衍生,也不由文气论创造。受制于古汉语由单音词向复音词的历史演进,气与象各自的哲学意义均出现分化,具象性特征渐趋明显,气象由“气像”到气之象开启了向“特征之特征”这一语义的衍化过程,进而被古典诗文创作和批评所引进。气像论于唐渐入诗歌理论,于宋臻于兴盛,最终由哲学理论演变为表示诗歌审美空间或审美形象的审美品格的代称,并在情景交融之作与纯粹论理之作中产生了用法的分化。     

一本有特色的辩证逻辑著作——苗启明《辩证思维方式论》一书评介

恩格斯早就指出:“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2页),说明辩证的思维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只不过一开始它只是一种“自在之物”,并未为人们所反思、所研究罢了。人类思维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辩证思维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它曾随着人们变自然界“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随着人们认识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而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辩证逻辑作为一门研究辩证思维(或者说作为历史地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     

从欧阳修对梅尧臣诗的品评看北宋诗学的发生

刘克庄《后村诗话》里说:“欧公诗如昌黎,不当以诗论.本朝诗唯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显然,刘克庄是以欧阳修、尹洙和梅尧臣为宋初诗文革新不同方面的代表的.暂且撇开后村以学韩愈“以文为诗”非难欧诗不谈,其“本朝诗”之谓是有深刻含义的.首先,宋初诗歌创作跟唐代相比,显得零乱孱弱,缺少完整意义上的体格之变,到梅尧臣时,才开始唱出一代新声.其次,“本朝诗”不单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暗含着对于一代诗风的体认,亦即“本朝诗”的体格与前代诗歌尤其是唐诗判然有别.这样看来,刘克庄是把梅尧臣当作宋诗艺术风格的开创者的,即如许学夷所言“至梅尧臣,才力稍强,始欲自立门户,故多创为奇变.”但是,假如从宋初诗文革新的总体来看,欧阳修诗歌创作虽稍晚于梅,却更富实绩,并且欧诗的“奇变”到后来更是远远超过了梅诗.二人在宋诗初创的路途中颉颃而行,欧阳修从始至终对梅诗风格的发展都有着敏锐的感知和深入的品评,这些品评一方面揭示着梅尧臣这位宋诗“开山祖师”诗风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欧阳修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对宋诗革新中所出现的一些重要审美特征的把握.这些内容表征着北宋诗学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