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

日本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由北海道、九州、四国和本州等地区组成。全国共划分为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642个市、1982个町、630个村。日本地方政权采取地方自治的形式,统称为“地方自治体”。一、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变迁日本地方自治制度源于欧美的“居民自治”和“团体自治”制度,始于明治政府进行的行政体制与国家机构的改革,战后又得到了重新确立。在《日本国宪法》中,对于地方自治问题专门列为一章,把地方自治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委派的地方行政机构加以确认。     

宋代宗学考论

本文对两宋宗学、宫学文献记载混乱进行辨析考证,认为北宋时曾置专门的宗室教育机构——宗学,建立于北宋元丰年间,但废置不常;同时又有宫学,它不是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而是诸王宫学的合称,两者的管理机构与所招学生各不相同。诸王宫学招收皇室近属,宗学兼收皇室疏属,宫学地位高于宗学。南宋前期的所谓"宗学",与北宋宗学显然有别,它实际上是宫学,南宋真正宗学的建立是在嘉定九年(1216)。造成两宋宗学、宫学文献记载混乱的原因是宗室族属亲疏的变化:北宋原有诸王宫学,教育宗室近属子弟;到元丰以后,由于宗室繁衍,为方便疏属子弟教学,建立宗学;南宋初建,宗室近属几乎全被金国俘虏北上,因此,宗学、宫学的区分也失去了现实意义。绍兴十四年(1144)虽宫学,但也招收疏属子弟。到南宋中期以后,随着宗子弟重新繁衍,人口增加,适合疏属子弟就学的宗学才又重新建立。     

北宋太常礼院及礼仪院探究

北宋太常礼院和礼仪院均为中书门下附属机构,二者的设置皆分割了礼部与太常寺等礼仪官署职权。太常礼院除详定礼仪、参与祭祀大礼外,还编修了大量礼典。随着时代变迁,太常寺对太常礼院职权逐步限制并最终实现权力回收,太常礼院也于元丰改制中罢废。礼仪院因宋真宗崇奉天书符瑞而设,它在文书的上传下达、礼仪活动的协调安排上均有严密管理制度。礼仪院在真宗朝完成其处理"符瑞繁缛"的历史使命之后,职权亦回归太常礼院。北宋太常礼院与礼仪院在设置背景及目的、存留时间、职掌范围、历史地位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尽管二者有些职能重叠且有事务往来,但互不统摄。     

唐宋国家礼乐机构变迁考

古代中央王朝素重礼事，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由唐至宋，国家礼乐机构职能关系几经迭变，其原因关涉社会实际需求的变迁，以及中央官制的调整，尤与尚书六部体制的调动关系密切。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是建立在尚书六部政务运行体制下的，当尚书省地位下降，职权被剥夺时，会有新机构代替礼部、太常寺行使礼乐职权；只要尚书政务运行体制存在，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就不会被打破，即使在不同时期仍会有一些临时性的礼乐机构，但这些机构无法对礼部、太常寺权力造成分割。     

北宋“画学”与“翰林图画院”

北宋"画学"和"翰林图画院"本是不同性质的组织机构，但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北宋徽宗朝的"画院"时，却将"画学"与"画院"混为一谈。因此，本文就"画学"本身及其与"翰林图画院"的关系进行探讨，重点阐述创建于北宋徽宗崇宁年间的"画学"是国家培养绘画人才的教育机构，同时它与"掌以绘事应奉"的"画院"也有着诸多的关系。     

两汉太常的祭祀礼事职能问题考述

两汉时代,太常作为汉代国家中央官制体系中的重要职官,列于九卿之首,其职司之一就是主管祭祀礼事,太常属下的机构十分庞大,太常卿不仅主管神事,还兼及陵县的民政与学校教育。太常卿不仅总领属下诸多祭祀管理的职能部门,而且自身在祭祀活动中也要充任特定的礼职。尽管如此,其核心政务仍是掌管神事,太常的主官与属司都有相应的礼事职能,并且两汉时期太常机构的变化及皇权的加强,也对太常的祭祀礼事职能具有直接的影响。     

两晋军府与尚书机构关系考论

两晋时期军府制度逐渐发展定型，并对以尚书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为：在中央层面，加兵公常领录尚书事，或兼领尚书令；地方镇将常兼领尚书省长官。这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出现了军府制断尚书事，甚至在非常时期成为替代尚书省的“国务总汇”机构，以及军府掾属权过尚书干涉政务等等不正常的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两晋时期国家政治体制的孱弱。     

“西学东渐”:日本近代内阁制的构想和论争

1867年11月9日，德川幕府的将军德川庆喜向朝廷提出大政奉还的“上表”。11月10日，朝廷给以敕许。1868年1月3日，朝廷发布“王政复古”宣言，废止幕府、征夷大将军等职，同时确定新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为三职之制─—总裁、议定、参与，开日本近代国家政治机构组织之先河。《政体书》公布之后，三职之制改为模仿古制“大宝律令”的太政官制度。1871年8月29日，废藩置县的改革取得成功，以此为契机，太政官职制得以改革。1873年5月，太政官职制再次改革。此次改革确立了至近代内阁制度创立的过渡性的日本近代中央政治机构。一、明治政权的官…     

社区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机遇

一、中国由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贯彻实施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中央和地方税收分开,各掌其权,名司其职,分工合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央和政府逐步放开了对社会活动空间的垄断和控制,向强化国家宏观调控和弱化纵向微观领导的社会结构发展。这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讲求横向合作和促进民间社会财富的增长开辟了一块新天地。社区社会工作研究的视角正属于横向     

安徽省强力推进装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

由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和社会福利中心主办的“全国第三届社会福利政策理论研讨会”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论北宋中叶改革“三冗三费”的得失

北宋中叶,由于军队数量膨胀,官僚队伍冗滥,统治阶级腐败,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三冗三费”问题。“三冗三费”的出现,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危机,财政收支“年年亏短”,“百年积蓄,惟存空簿”。北宋由此成为历史上被称为“积弱积贫”的一个封建朝代。宋神宗为了摆脱财政危机,稳固封建政权,任命王安石进行财政改革。王安石在财政改革中,不仅对开辟财源极为重视,而且对节省支出也非常关注,并采取了种种截流的措施,使国家财政得以振兴,“积弱积贫”的局面很快扭转;但王安石节省支出、振兴财政的措施中也有不少弊端和不足之处,本文拟对其改革作一较为全面的评述     

《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WTO的中国产业》——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ＷＴＯ的中国产业》（余永定、郑秉文、宋泓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是在中美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协议后，“入世”议题迅速成为国家经济主管部门、理论学术界、企业界、新闻传播媒体和广大公众关注的“焦点”的形势下，及时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该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共同立项，并组织国家高层研究机构和中央有关部委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科研课题。该书从我国产业发展的总体战略和分行业战略入手，针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     

外国贸易与投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南朝鲜、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奇迹般地发展,引起了不少国家和学者的关注,被称为亚洲的“四条小龙”。《外国贸易与投资》(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Asian Cowitries,1985年版)一书,进一步揭开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奥秘。全书分五个部分。前四部分分述了外国贸易与投资在台湾、南朝鲜、香港、新加坡经济发展中     

宋代胥吏出职与差遣制度研究

宋代，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府内均有大批从事具体行政工作的胥吏，其中，中央百司与地方监司、州郡一级的吏人可出职入流，跻身于低级官员的行列。南宋人赵升在《朝野类要》卷三中说：“内外百司吏职及诸州、监司吏人，皆有年劳补官法，俗谓之‘出职’是也。免铨试，径注差遣。”北宋初年，诸事草创，胥吏出职亦无定制；直到真宗朝，才对胥吏的出职年限、出职授官和授官勒留等作了初步规定。［１］本文着重探讨宋代胥吏出职方式以及授官、差遣等问题     

从语言信息传播效果的角度看政务微博

“政务微博”已经日益成为推进官民网络互动的新型重要渠道和平台.从语言信息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政务徼博的传播效果与以下四个方面密切相关:政务微博传播信息的权威性、诚信度;政务微博传播信息内容的被关注度;政务微博传播信息中使用的“徼”语言:政务微博的语言信息与传播语境的适切性.     

论权力的纵向分工

1 任何国家权力都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系统。横向系统主要指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如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分工和代表机构的立法权限等。纵向系统主要指国家结构,即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这两个系统的协调和统一,构成完备的国家权力体系。当前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病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弊病不仅表现在横向系统上,而且也表现在纵向系统上,中央集权太多,地方无权或少权。现在在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讨论中,不乏关于中央一级的分工和制衡的议论,其实这仅仅涉及到权力分工的一个方面,即横向系统的分     

《媒氏》考释

《周礼·地官·司徒》有两段关于婚姻行政管理的记载:一、“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毋过五两。禁迁葬者与嫁殓者。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二、“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试论唐前期"支度国用"中的杂徭

通过不役纳庸形式,杂徭在唐前期也被纳入国家财政的“支度国用”范围。杂徭的“支度国用”特征促使中央政府牢固控制杂徭的征派权,并严格执行上报、料功和计功程序。同时,这一特征也使杂徭与非法的杂徭役和中央临时别差科有了本质区别。杂徭的“支度国用”特征体现出唐前期赋役被纳入国家财政计划的严密性和整体性,也反映了南北朝以降中央政府对地方杂徭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逐步成熟。     

普济禅寺

普济禅寺又称前寺,寺前有莲池,是普陀山风光最佳之处。普济寺原名宝陀观音寺,宋神宗元丰三年(108O)建。嘉定七年,皇帝书“圆通宝殿”匾额,定为专供观音的寺院。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拨款修建,赐“普济群灵”额,始名“普济禅寺”。雍正九年(1731)朝廷拨七万金修复普陀,历时三年,寺宇规模为江南之冠。普济寺占地37019平方米,共有10殿,12楼,7堂,7轩,计312间,建筑面积9300平方米。殿中供奉高达8.8米的毗卢观音,四周端坐观音三十二应身,塑像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张说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张说(667-731),字道济,一字说之。武后时起家太子校书,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官政四十有一”,“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①,是睿宗特别是玄宗开元前期政治中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排除太平之党、确定玄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开元前期,他还曾三次总戎临边,平定叛乱,是开元盛世的功臣,与姚崇、宋等一起被称为一代贤相.张说一生不脱文人本色,对开元时期的文化建设贡献很多。他和玄宗关系密切,他在文化方面的主张,诸如“尊儒崇道”、“博采文士”等,都为玄宗所采纳.他在玄宗时期以宰相知集贤院事,参与和主持过当时许多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