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道德进步的标志和标准——兼评新时期的道德进步

作者通过对道德进步的标志和标准内涵的确立以及几种伦理学观点的简略分析,提出:确立道德进步应该是标志与标准的深刻同一,它表现为每个人在道德活动中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主客体的统一,这决定了人既是道德的创造者,又是道德的接受者和规范的对象。同时,标志和标准的同一性还表现为道德是外在性与内在性、约束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就是说,道德作为主体人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社会历史必然的自觉创造,是人的内在本质和需要的表现和确证。因此,道德进步就是人的道德主体性的深刻觉醒、全面确立和日益增强。它决定了新时期道德的主流,其意义是巨大的。     

企业生态道德责任正当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分析

对任何行为正当性的考察都离不开对行为者以及行为本身的考察。同样,企业履行生态道德责任的正当性也与企业自身身份的性质和企业活动本身的性质相关。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企业履行生态道德责任既与企业作为实践主体的本质和特性相一致,也与企业生产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性质相一致。具体而言,企业履行生态道德责任既体现了人作为实践主体所应该具备的社会性这种本质属性以及反映这种本质属性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特性,也体现了企业生产活动作为实践活动是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互为对象化的活动的本质。因此,企业履行生态道德责任既是由企业的生产实践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企业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作为实践主体的本质和特性所决定的。就是说,企业履行生态道德责任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应然性。     

对广场文化的美学探讨

广场文化是以群众文化为基础,以专业文化为引导,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满足自身的精神生活和知识需求为目的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审美体验的艺术结晶,并与人们的理想、道德、情操、文化知识、审美趣味、创造能力等个体素质相联系,因此,广场文化的本质是美。广场文化的美学特征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广泛性、活动内容的丰富性与风格的多样性;广场文化的美育特征表现为鲜明的时代性、审美客体内容的通俗性、审美主体与审美客性的相容性。把握这些特征,充分发挥其美育作用,对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艺术与自我意识

艺术是人类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类主体对自身的本质、自身的创造性活动,自身自由的意识,即对“自身是什么”这个迷的解答。因此,人类不仅作为意识主体、而且也作为意识客体而存在。诚然,艺术也是社会心理的产物,但它是扬弃了的社会心理,因而它是作为意识,虽然艺术也是作为意识,但它不是对象意识,而是自我意识。如果说艺术也是一种对象意识的话,那么这个对象则不是人类自我以外的任何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无非就是人类自身。或者说,艺术通过意识对象,亦即在意识中把对象作为中介,作为否定性的环节,而达     

论人在道德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本文通过对道德的本质、人与道德的关系以及人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的阐述,指出道德的本质不是外在于人的,它是围绕人来旋转的,与人同在,道德永远把人看成主体和目的。作者认为,道德作为人的创造,一旦产生,便同人形成了对立统一关系。作为道德的创造者,人当然是主体;但它一经产生并形成道德律令体系后又有相对独立性,以此规范人的行为,人又变成客体。这一现象就掩盖了一些人对道德的本质的认识,仿佛人不是道德的主体和目的,人在道德面前不是自我肯定,而是不断否定,不是自律而只能是他律。古往今来这种把道德本质仅仅归结为规范的认识实际上是理智的迷误。人是道德主体,人的道德最终指向是个性全面自由的发展,于是人就以个性发展为坐标不断地摒弃旧道德,创造新道德。这种道德心理制约着人类道德的进步与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进入理想社会。     

西美尔货币哲学视野下的文化冲突

透过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及相关著作可以看出,现代货币经济下的文化冲突是文化自身不可避免的宿命,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劳动分工与货币推动了客体文化和主体文化的分离与冲突,而其根源在于生命与生命形式的辩证关系之中。面对客体文化对个性的压制、生命感觉的迟钝、终极目的与意义的丧失这些现代性体验,现代个体必然以个体性突围来抗拒,一是在行为上追求一种个性化的生存方式,二是在艺术创作中和"主体性宗教"中实现个人主义式的内在整合。     

价值的德育学科分类方法探讨

价值分类反映的是价值主体需要类别和价值客体所能提供需要的某种或多种属性。科学的分类应明确价值内容与价值表现形式的关系,厘清价值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与价值分类的边界;研究真善美对价值分类的影响。根据主客体需要关系来界定价值本质与内涵,在当前的德育学科建设中,价值分类应主要基于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两个角度:从价值主体角度进行分类,体现了价值主体构成的多样性与价值需要的丰富性,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价值主体提供理论依据。从价值客体的角度进行分类,人作为社会的价值客体,体现的是他的社会价值;作为自己的价值客体,体现的是自我的价值。人与社会、他人和自身的独特价值类型,体现了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辩证统一。     

现代西方艺术的审美进向

通常讲,艺术、宗教、哲学同属于解答世界和人生之谜的思维方式。可传统西方却只重视对世界和人的逻辑、宗教解说,艺术反被排除在可能解说世界和人本质的领域之外,艺术思维也被说成人类意识形式的最低级形态。进入现代,西方对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的评价却发生了逆转,艺术摆脱了只能模仿表象世界和取悦感性生命的恶名,从人类意识的低级形态一跃而升腾为最高级形态,它代替逻辑和信仰成为了真正能揭示“存在”的思维方式。对艺术思维评价的转变,导致现代西方审美观念的变迁,进而现代西方艺术的审美观念也出现了新的进向。表现为:艺术文本,从观念的客体变为实在的客体;艺术功用,从唯美愉悦转向功利实用;艺术语言,从感性形象转为抽象思辩。     

追寻神圣社会:纪念爱弥尔·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

本文试图从涂尔干所揭示的失范之现代性内在根源入手,详细剖解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表现为绝对国家意志的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以此来表明涂尔干的核心思想任务,是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要件之间,重新搭建起多重的连结纽带,使人重新回到具体的社会之中,使政治重新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之中。为了全面揭示群体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涂尔干分别从法团、国家、财产、契约四个规范性范畴出发,对社会的性质做了历史论证。不仅如此,涂尔干在其宗教研究中,还从本体论、实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四个方面对社会存在做了证明。最后,本文还表明,涂尔干对教育核心议题的讨论,是试图解决道德的凝聚,乃至文明内在精神的传承等问题。本文希望以此来纪念这位思想的集大成者逝世一百周年。     

论科学的伦理价值选择

伦理价值对事实认定的选择性表现为"纯"事实,即"是其所是"的抽象之所以可能,是受一定社会伦理价值的认识目的和伦理价值机制亦即"应是其所是"所中介或选择的。从科学史上看,科学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总要受到一定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的需要及其满足和科学研究传统的伦理价值的选择。伦理价值主体的意志自由对其科学自由具有选择性。从道德认识论视角看,科学理论研究主体的自由意志是一种思维的理智,是通过思维把自己作为本质来把握,从而使自己摆脱偶然。从道德社会学的视角看,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任何一个科学理论研究主体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而首先以作为担负着一定的社会道德责任的主体而存在。伦理价值对于科学的选择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必然性及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仍然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内在动力,但社会主义的本质则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与社会发展的总方向保持一致。本文在阐明市场对伦理要求的基础上,探讨了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原则。     

近代早期英国律师阶层的兴起及律师参政

十六七世纪是英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法律规范开始取代宗教和道德规范而成为社会调节的主要手段,普通法律师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兴起的。作为诉讼的设计师和国家的管理者,在律师阶层的兴起和律师参政的过程中,普通法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这有助于英国社会结构的改善,并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论国有企业生产方式的先进性

中国具有先进性生产方式的国有企业的劳动主体要提升觉悟与素质,成为代表社会先进思想和先进生产力的优秀群体,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尽快拉近劳动客体与世界上发达国家先进企业劳动客体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国有企业生产方式的先进性还表现在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是直接结合的。而国有企业性质决定的以人为本的经营能够比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以资为本的经营产生更高的效率。     

简析农民工子女不良舆情及其调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农民工子女已经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群体。关注农民工子女的舆情,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农民工子女的不良舆情表现为：自我封闭、极度自卑、心理失衡、逆反与不满和反社会人格等。如何从制度、环境和自身等方面加强对农民工子女不良舆情的调适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北洋政府时期的查禁文学与文学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包括艺术）的事件,从档案资料和有关报刊资料记载中发现的重大案例有14起。被查禁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所谓＂不良小说＂,包括＂宗旨乖谬＂和＂词义淫邪＂者;另一类是所谓＂思想偏激＂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的意图和目的主要是所谓＂通俗教育＂,即针对一般民众的社会道德风俗教育,其中也有抑制新思想新观念的企图,但那一时期政治没有把文学完全当作工具的意图,政治对文学没有进行奴役的打算,政治对文学的介入不是十分急迫,加之北洋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相对松弛,对文学和文化没有完全控制,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了20世纪初期文学自由发展的较大空间。     

善治而治——城市社区建设路径新探

和谐稳定的社区是城市发展的基石。随着城市社会的不断发展,社区建设面临着体制、成本和资源问题的制约。因此,我们必须突破以往社区发展的固有模式,走社区公共生活多中心治理之路,不断优化社区发展的外部环境、改善内部体制、规范主体行为、提升治理理念,从而推动社区建设全面发展。     

网络传播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出路

社会发展与互联网络的依存度不断提高,网络传播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日渐深刻;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社会伦理也面临网络传播的挑战,黑客和病毒、知识产权、有害信息及网络成瘾等问题不容忽视;探索网络传播中伦理问题的出路,是网络业科学发展进而服务于社会进步的迫切问题。扭曲的网络观的矫正、宽容和干预的互补、技术与人文的融合、适用与脱敏的调节,是整饬网络伦理的合理路径。     

群众史观与“两型社会”建设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揭示了“两型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解决了“两型社会’’建设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使得“两型社会”建设有了深厚的人文依据和理论支撑。以群众史观为指导，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必将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     

影响性诉讼:社会转型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精灵

中国建设和谐社会正处于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历史时期。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既有新旧体制与机制的强力对垒,也有新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激烈碰撞,更有各种复杂矛盾与疑难问题的集中爆发。由于人们法律意识及法治观念的逐渐增强,转型时期频繁发生的影响性诉讼成为人们观察和关注社会发展脉动的重要兴奋点。影响性诉讼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和深刻影响:使人们对社会发展现实有无比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对正在建设中的和谐社会法治提供助力并树立信心。     

Dem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ong Kong is now at the crossroads of its journey towards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 Whi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ill seems to be the unwavering objective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demand for democrac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because of a strong civil society fostered by economic success.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provide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strengthen its legitimac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to promote social harmony through inclusivity in social welfare. The findings from the present empirical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HKIAPS) in 2010 demonstrate that Hong Kong people identified social harmony as the main direct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closely follow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nd freedom. Respondents who chose social harmony as the main go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were more likely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find common ground when fighting for their own rights or the rights of societ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se findings reflect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taking social harmony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social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