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地方”的问题

葛洪义撰文《法治建设中的"地方"》指出,"地方"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中央的关系中,它关系到宪法等法律是否可能全面正确地实施,承担着与社会直接接触的任务,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互相撞击的触点。唯有通过法治建设,在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中合理分配、明晰国家权力,合理划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彻底改变上级可以任意支配下级、国家可以任意设计与规划社会生活的机制,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活     

中心与边缘:"地方法制"及其意义

地方法制研究涉及法治国家建设的多重观念转换.首先要从国家制定法律的观念转换为社会生成法律的观念,这一观念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其次要把法治国家建设实践从以法律制定为中心向法律实施为重点转换,地方在此事业中具有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最后要摆脱中央领导地方、地方服从中央的自上而下的认识模式,认识到地方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实单位,地方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中央机关不可代替的特殊地位.由此,才能深入理解"地方"与"法制"及地方法制研究的意义.     

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

地方法治是相对于国家法治而言的一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和状态,地方法治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看,都是法治国家体系形成和完善的一种地方知识。地方法治有若干核心问题已由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地方职权的法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定、地方自治的法定。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路径也将对地方法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和探索成为了法治中国建设丰富、多元的样本。我国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可以从地方知识的视角、宪法法律的规定、法治中国的影响、地方治理的探索等方面予以证成。     

法治政府与地方财政民主建设

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核心。地方政府财政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财政民主原则是整个财政法的核心,该原则的发挥也构成地方政府财政法治的重要环节。《预算法》修订在预算编制细化、预算公开、公众参与、加强法律责任等方面推动了财政民主建设;而在该法之外,尚需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公众监督和问责制等法律和制度建设。此外,形成财政民主与财政法治的共识,促使地方政府和公众积极投身于地方财政民主建设,也是构建法治政府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     

法治的界域：由“法治××（区划）”引发的思考

现在某些地方在套用"依法治×"模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建设"法治××(行政区划)"的地域性口号或决策,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不当,更可能使"法治"的精神与内涵发生错位.法治的实现固然有赖于地方的法制化,但法治的行政区划化却可能导致架空国家法治以及悖离我国政体的恶果.行政区划化"法治"存在着一系列危害和弊端,因而必须予以否定.为了推进法治以及保证法治的统一,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地方化不得进入司法的"领地",而只能在立法和行政的空间内展开.但法治国家的建设,除了建构法律制度之外,更少不了民众对法治的认同,因此更要注重民众法治意识的培养.     

论法治国家的治国之法

在法治的含义中,最重要的是治国之法自身符合法治精神、原则和要求,即治国之法不能是任意的一种法律,而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因为这是法治的特有要求,是法治得以实现的保障,是实施法律强制的道义基础。从民主和法治的观点看,治国之法制定得良好与否,最终的权威的评阶主体不应是国家机关、堂权者和特殊人物,而应是构成社会主体部分的公民。公民了解了法律,便使外在的法律规定内化为主体的知识,实现了主体对法律规定的认同,为普遍守法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为把法治建设顺利推向前进,在治国之法建设方面,需要继续努力。     

以公共财政促进中国法治建设

公共财政对于法治建设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可以有效控制公共权力、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弥补现代性法律的形式理性缺陷。在我国,公共财政能够解决阻碍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难题:控制行政权力滥用、保证行政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保障人民权利、破除司法的"地方化"从而促进司法改革、建设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的宪政关系、提供安稳的社会环境。应当通过公共财政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概念与功能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进程中,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当代中国地方党委、政府依据国家法治发展的大政方针所作出的重要法治决策与政策安排,是由党委、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开创性的法治事业。法治建设先导区域乃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示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未来趋向,这不仅是实施国家法治发展战略的"试验田",而且是贯彻区域法治发展战略的"先行者",体现了鲜明的法律政策目标,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样本或示范的意义。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全局与重点的关系、国际与国内的关系,进而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功能作用,创新区域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区域社会治理能力,激发区域社会创造活力,深化区域法治创建,优化区域法治环境,进而展示法律政策的内在根据和功能取向。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中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规范分析

清末民国时期,法治国家开始成为法学的基本概念,学界对其基本内涵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在我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是政治共同体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生活的原则、规则与未来指向性的价值体系,其实质要素包括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形式要素包括法律至上、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从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来看,"法治国家"包含法治社会,从价值内涵来说,"法治国家"同时也是"宪政国家"。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中国共产党先进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和经验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先进法治文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得到良好传承,民族法治文化与国家制定法有机融合,红色法治文化深入人心,现代法治文化不断发展完善。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保障民族团结和谐稳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地方法治建设,弘扬红色法治精神,传承红色传统法治文化,促进国家法治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公平、正义法律价值追求,是先进法治文化建设的经验。形成在传承中不断发展的先进法治文化场域,发挥好先进法治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构建新时代多元化中华法律文化体系是先进法治文化的发展趋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法治智慧。     

论地方法制的意义世界

法治国家建设需以地方法制为基础,地方法制意义世界发端于国家法律制度与地方习俗规则共生的环境。既已发动的各种地方法制(或法治地方)建设,于匆忙之间未及兼顾其意义世界。地方法制的意义世界根植于特定地方的生产、生活实践,在融合地方俗约惯习中寻求趋于良治的规则平衡。地方法制意义世界有独特的知识形式,有国家赋予的规范性程序,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具体的操作规则。从意义世界的视角切入进而完善地方法制的研究具有推进国家法治进程的方法论意义,有助于厘清央地权责关系、形成法治社会和形成法治文化。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区域法治发展路径:一个文化论的解释

区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区域性模式,是国家法治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与个别性,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的子法治。法治建设的先导区之理论和制度的重要意义,就是基于区域法治之先行性的理念,并坚持先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路径,建构一个可以容纳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实施的法治秩序生长空间,从而在一定法治秩序的共信共守下,协调彼此的价值差异,凝聚共识,以促进国家法治的真正实现。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立足于诱致型法治建设路径,不仅重视法治政府建设,消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促进公民法律观的养成,增进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使区域法治在政府与公民的协力下,成为一种建立在规则共识、利益最大化下的自觉行动。     

法治理想与公共领域的转型

法律移植是建设法治国家和社会的必要路径,既要考虑到法治的普适性也要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和地方性。传统中国强调国家对社会的高度统摄,但是这种理想化的治理模式在事实上面临着诸多困境。而相对中立的士绅阶层的生长对于国家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一方面化解了高高在上的法律的冰冷,使之得以被民间接受,另一方面则将法律的实施效果反馈到上层,最终达到法治。正是由于这种惯性,现代中国的法治国理想依然取决于公共领域的发育和成熟。     

社会主义法治背景下的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和兼容性.在我国,尽管法治建设已经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就,并为和谐社会的顺利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法治建设仍需要通过合理协调国家、社会团体、私人等各种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对目前仍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均衡现象作出必要的回应.     

法律活动专业化与陪审制度的民主价值

法律知识不是一种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知识,法律专业化不能成为反对陪审制度适度存在的理由.法律专业化在有利于法治建设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种新型的"知识话语专制",导致民主与法治相分离的政治问题出现.在法律专业化的同时,强化陪审制度,可以打破法律知识话语的专制,反对由社会中一小部分人垄断法律含义和本质的解释权,使法律呈现开放性,贴近民众,缓和现代法治社会中民主与法治的紧张关系,保持法治运行的民主基础.     

试论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其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随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也日益凸显出来.一般而言,法律与道德的合理限度内的冲突对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有着积极的功能.而一旦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显得比较激烈并有可能超过必要的限度时,就可能会对社会的正常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甚至可能成为阻力.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这一现象及其深层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限制这一冲突的法律途径,以实现"在和谐中的冲突"和"在冲突中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