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料的发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诉求

中国现代文学拥有"古典化"与"当代性"的学科诉求,新史料的发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诉求有密切关系。怎样去认识和建构学科体系,也会怎样去认识和发掘文学新史料,包括新史料发掘的路径、方法和价值评判。史料的发掘与利用是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动力和基石,无论是个人研究还是学科发展都应对史料发掘有强烈而紧迫的预期和构想,并且需要长期而执著地展开新史料的发掘和建设。     

论近年来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

对现代文学期刊的关注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期刊研究热＂的兴盛既与西方学界的影响有关,也与重视史料搜集整理的学科传统再次彰显有关,同时也是研究者应对学科＂边缘化＂、追求突破创新的自觉选择。近年来现代文学期刊研究在史料钩沉辑佚方面,主要将目光投向以往关注较少的沦陷区等地的文学期刊,并注重期刊史料的整理汇编,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较为翔实的史料基础。从思想文化角度进行的期刊研究有助于多维度地理解文学生长土壤的复杂性、文学自身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状态。传播学视角的引入,为期刊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关注现代文学期刊的传媒属性、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以及传播主体的编辑理念和传播策略,探讨报刊传媒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使得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期刊研究为推动学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于打破文学史研究的僵化局面,但也存在忽视文本研究和审美研究、学科身份模糊等弊病。如何坚持文学研究的主体地位,在提倡学科开放的同时确立新的学科观念和学科规范,是当前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阿英史料学思想的思考

随着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文献问题的愈益看重,阿英在文学史料工作上的巨大成果也愈益突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一期上刊登了陆成的一篇文章,即《阿英的史料学思想》,其观点值得商榷,笔者在本文中即针对上文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学术史视野中作家群体现象的认知理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60年述评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形成了一条独特的作家群体现象的认知理路.总结60年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之经验,史料基础和观念形态建构的双重重要性,是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整体思考的制高点之所在;反省过去的研究,我们缺乏考察这一现象的整体性理念和思路,即对文学社团流派中"文学、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地域)"等概念的包容性、动态性.研究作家社团流派人与事的关系和纠葛,关键不是规约或简单的判断,而是对占有史料的合理整合.     

提高作家全集编辑质量的三个问题

史料和文献历来为严谨的学者所重视,尤其是作为文学研究直接对象的作家作品,更是研究者必须全面、准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鲁迅曾说,研究作家要把握其“全人”,所以,编辑出版收录作家作品的《全集》,历来为学术界和出版界所普遍瞩目。关于包括现代作家《全集》编辑在内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问题,曾在2003年和2004年进行过两次研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现代作家全集编辑中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决,新的问题也还会层出不穷。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作家全集的编辑问题依然作为研讨会的四大主题之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这说明,现代作家全集的编选和校勘依然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搜集、整理和编辑史料本身就是一项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或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绝不可等闲视之。而编辑作家全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为当前的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原初资料,还在于它所保存的完备的史料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收藏,成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这样说来,收集完整、考订精当、体例科学的作家全集,其编辑者所做的当是功在千秋的大事,实在有必要花气力去做好。在当前学术界刮起的某些浮躁之风面前,组织和刊发这样一组专题文章,对于净化学术风气、弘扬早年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沉潜、扎实、严谨的治学传统,进而促进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以及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健康发展,或许会有一些裨益。     

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与文学史料学问题

史料和文献历来为严谨的学者所重视,尤其是作为文学研究直接对象的作家作品,更是研究者必须全面、准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鲁迅曾说,研究作家要把握其“全人”,所以,编辑出版收录作家作品的《全集》,历来为学术界和出版界所普遍瞩目。关于包括现代作家《全集》编辑在内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问题,曾在2003年和2004年进行过两次研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现代作家全集编辑中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决,新的问题也还会层出不穷。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作家全集的编辑问题依然作为研讨会的四大主题之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这说明,现代作家全集的编选和校勘依然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搜集、整理和编辑史料本身就是一项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或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绝不可等闲视之。而编辑作家全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为当前的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原初资料,还在于它所保存的完备的史料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收藏,成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这样说来,收集完整、考订精当、体例科学的作家全集,其编辑者所做的当是功在千秋的大事,实在有必要花气力去做好。在当前学术界刮起的某些浮躁之风面前,组织和刊发这样一组专题文章,对于净化学术风气、弘扬早年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沉潜、扎实、严谨的治学传统,进而促进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以及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健康发展,或许会有一些裨益。     

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十年：1949-1979

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繁荣面貌,不仅研究主体人数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群。在时代及学术自身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香港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撰写、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境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输入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与世界持续互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时代及历史性影响。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1949年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向海外传播,以及海外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重要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完整认识,离不开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全面、系统、深入的历史性探讨。     

鲁迅、周作人论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之个案考察

1930年代前期,因着个人好恶的制约和政治、文学论战的需要,鲁迅、周作人先后发表多篇谈论金圣叹的文章。作家与学者的身份缠夹,对待基本史料的实用态度,造成了各取所需的文献取舍和有意无意的细节改篡。鲁迅以杂文笔法来解构周作人的文学史建构,周作人则试图用文学思路消解鲁迅提出的现实问题。相异的人生取向、文化趣尚和文学提倡,左右了两人对金圣叹的臧否毁誉;史料征引上的缺陷,限制了各自论说的学术史价值。以史实为准绳衡估周氏兄弟评价金圣叹的是是非非,为研究明末清初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现代作家全集文本校注中的问题

史料和文献历来为严谨的学者所重视,尤其是作为文学研究直接对象的作家作品,更是研究者必须全面、准确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鲁迅曾说,研究作家要把握其“全人”,所以,编辑出版收录作家作品的《全集》,历来为学术界和出版界所普遍瞩目。关于包括现代作家《全集》编辑在内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问题,曾在2003年和2004年进行过两次研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现代作家全集编辑中的各种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决,新的问题也还会层出不穷。所以,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作家全集的编辑问题依然作为研讨会的四大主题之一,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这说明,现代作家全集的编选和校勘依然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搜集、整理和编辑史料本身就是一项学术研究活动,至少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或有机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绝不可等闲视之。而编辑作家全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为当前的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原初资料,还在于它所保存的完备的史料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收藏,成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这样说来,收集完整、考订精当、体例科学的作家全集,其编辑者所做的当是功在千秋的大事,实在有必要花气力去做好。在当前学术界刮起的某些浮躁之风面前,组织和刊发这样一组专题文章,对于净化学术风气、弘扬早年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沉潜、扎实、严谨的治学传统,进而促进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以及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健康发展,或许会有一些裨益。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编写体例之变迁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著作的编写，对“文学批评”边界的认识从广义走向狭义，批评本身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断代问题上，上下限的不断延伸，是对文学批评自身现代性追索的结果；在分期问题上，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时期观念，但对各时期的不同定义方式则反映出认识角度的差别；史料的整合从简单走向复杂，研究视角从单一走向丰富，越来越显示出“论”史的特征。     

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

近若干年来,史学界对"新史料"的追求呈现为一股热潮,在区域社会史领域内也不例外,这固然延续了历史学者重视史料的态度,但也引起了某种担心,这可能容易使人忽视传世文献以及分析传世文献的方法,并忽视传世文献中传递的那些历史信息。事实上,对旧史料做出新解读也是值得提倡的,新旧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应该并重而不可偏废。     

对抗与交融中的中西文学关系——论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捷克学派的重要学者高利克,致力于从对抗与交融的中西文学关系角度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脉络,深入考察文学形态内在的创造性变化;同时又密切追踪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的轨迹,在宏大的社会历史总体结构中探寻批评家本身的“变量”意义。方法的丰富系统与史料的细致绵密,共同构成了高利克的学术特色。     

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

副文本是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文本。应当全面、辩证地认知副文本。一方面,它是正文本的互文本;另方面,它是整个文本的构成部分;正面看,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史料、阐释、经典化等多重价值;反观之,它则可能对正文本产生遮蔽、拆解乃至颠覆的负面效用。副文本研究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再解读乃至文学史重写具有了从细节和边缘处切入进行创新的可能。     

出土先秦文献中农业科技史料的研究现状、内容及价值分析

在传统社会中,农业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先秦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先秦农业科技则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和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先秦农业科技研究的基础是先秦农业科技史料,它们主要源于传世或出土的先秦文献,但学者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于传世先秦文献所见农业科技史料,对出土文献所见的研究则较少。文章对出土先秦文献中农业科技史料研究现状、内容和价值进行梳理讨论,旨在引起学界对这些农业科技史料的重视,不断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以多方位展现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科技成果,同时为研究中华古代文明,乃至探索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借鉴。     

亚述楔形文字史料概览

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大致可以分为王室铭文、管理档案、法律文献、书信和学术作品五大类，具有显著的历时性差别：古亚述时期，各类文献时空分布不均，私人文献多于官方文件；中亚述时期，各类文献的时间分布不均，官方文件多于私人文献；新亚述时期，各类文献的时空分布较为均衡，官方文件多于私人文献。楔形文字文献是研究亚述历史的前提和基础，不过，由于不同类别文献的时空分布的不均衡，加之，各类文献史料价值差别明显，亚述历史研究尚存在不能尽如人意之处。     

伪满日语文献《满洲评论》与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研究

伪满时期的日语文献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为追根溯源地解读当代中日关系提供了史料依凭,同时也为今天的中日领土领海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开拓了全新的视野。本文以伪满时期日语文献中较为典型的《满洲评论》作为切入点,尝试厘清该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中日领土领海问题的历史线索,从前人未曾触及的日文史料角度来解析中日领土领海争端的历史形成及其背后成因,进而阐明伪满日语文献之于当代中日关系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探讨以文献推进当代研究多维度视角的全新可能。     

学科的宏观建构与文学现象的微观解读——海峡两岸百年中华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近年来,台湾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呈现日渐活跃之势。2003年,台湾一批学界同仁,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以期聚集更多的现代文学爱好者,共同推进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2004年,他们又共同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季刊》,这也是目前台湾唯一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宗旨的学术性刊物。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史料学片论

历史学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史料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 ,两者关系互为依托。应当根据史料的社会属性 ,即史料的起源和价值来确定史料的分类。史料有八种类型。史料学的文献是指一切原始的文字资料。档案有三种 ,报刊资料有四个特点 ,回忆录有三种性质。口碑资料和乡例民俗是一种民间活资料 ,属于流质文献。八种史料有三点区别 ,又有三点相互交叉的性质。利用史料的水平 ,包括积累、发现、整理史料的必要素养。利用史料的八个要点 ,是史料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出版发行

<正>孟宪实先生的新书《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2017年3月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一个时代的学术必有其新史料与新问题。在今日,除了依旧延续生命力的敦煌文书之外,源源涌现的吐鲁番文书与出土墓志,又成为了带动中古史学术潮流的新史料。由其引发的新视角与新问题,极大地拓展了中古史研究的思考边界。孟宪实先生的新书《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正是集结了其近年来在出土文献与高昌史、隋唐史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收录了24篇研究论文以及3篇书评。本书的内容从文献角度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和石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