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与历史——《启蒙的概念》中的历史观念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的概念》一文中,论述的神话中包含了启蒙,启蒙陷入了神话的观念表明,启蒙和神话在关于世界的二元性、思维的同一性以及必然性的观念方面的一致,都是一种解释世界的世界观。启蒙和神话在解释历史方面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我牺牲才能够生存。在神话中,这种自我牺牲表现为祭祀制度,而在启蒙中,则表现为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一种狡诈的理性,西方文明的道路就是依靠狡诈的理性来获得自我生存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必然会在我们的进步中伴随着退步。要摆脱这种报复、轮回的必然性就是要认识到神话和启蒙中的狡黠的理性的危害,并从中把握积极的启蒙的要素。《启蒙的概念》不是反文明、反理性和反文化的。     

未完成的启蒙——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新解

从启蒙现代性的视角来看,《我在霞村的时候》延续了"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传统,提出了个人自由、婚姻自主的重大命题。但是这一主题被小说表面的"革命"叙事所遮蔽:"革命"中断了"启蒙"。一般来说,"革命"并不一定总是与"启蒙"相冲突,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显然认为,"革命"是与"启蒙"相冲突的。这就构成了小说在结构和叙事上的内在张力,使得它的意蕴扩张,具有了超越"革命"的不一般的意义。     

启蒙神话的破灭生命意识的升华——鲁迅小说《铸剑》主题解读

鲁迅一九二七年作于“三·一八”惨案背景下的小说《铸剑》,在这个复仇故事中贯穿了他作品中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主线,但小说结尾“三头共葬”的闹剧表现出作者对启蒙神话的怀疑和不信任,在提倡启蒙的同时又超越了启蒙进入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即对生命意识觉醒与升华的歌颂和礼赞。     

张译：“沉睡”的初恋刻骨铭心

从2004年《士兵突击》中朴实善良的班长史今、《我的团长我的团》中放荡不羁的“小太爷”孟烦了至今．10年后的张译在影视圈已经独树一帜,虽然依旧被评为“有点儿土气、不够英俊”,却毫无疑问地因为《新上门女婿》、《辣妈正传》等都市情感剧,成为诸多妈妈心目中“好女婿”的形象典范。     

回归“真实”——对《我的安东妮亚》的生态后现代主义解读

长篇小说《我的安东妮亚》是美国作家威拉.凯瑟的代表作,是美国迄今为止描写中西部草原生活最生动、真实的小说之一。本文运用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观点对这部作品的人物和主题进行分析,从而体会作品中的生态意境,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     

生命的沉思 人生的解读——重读《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是一篇“至性”的美文,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对以往人生经历的回顾与思考,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超越性的感悟。作者以其对人生苦难的直接承担和体验,从亲身经历的生活中获得生存启示,抒写了一个失去精神寄托的游子走入自然怀抱的发现。正是由于母亲博大深挚,毫不张扬的爱,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如何做人。     

对自然的回忆——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拯救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否定性解读,使得该著中的拯救逻辑遭到歪曲。由哈贝马斯的解读所延伸出的对《启蒙辩证法》拯救逻辑的美学化和精神分析化的重构与阿多尔诺的哲学思想相矛盾,由此我们必须重新反思哈贝马斯的解读模式。《启蒙辩证法》并非仅仅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它通过有规定的否定达到了对现代启蒙当中现实权力因素的内在批判,它因此并没有彻底否定启蒙也没有重新树立新的乌托邦。对自然的回忆的拯救逻辑意味着思想必须对自身展开批判,以达到重新正视社会现实中的苦难现象,从而解构抽象主体的优先地位。     

灵与肉的生死搏斗——解析《无名的裘德》中的“本我”和“超我”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男主人公裘德的成长为线索,以他与两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为题材,描述了极端的本我和超我的两种人格特征。裘德的自我便在这两个极端中滑行,从艾拉白拉本我的肉欲冲动到淑的超我的理性情感,最后无法平衡这两个极端而导致悲剧的发生,进而说明人的社会性、人的行为都需要超我的社会道德来约束。     

启蒙的抑或政治的?——解读“五四”白话文传播的历史密码

关于五四白话文传播问题,研究者往往受到新青年派白话启蒙叙事框架的影响,将研究重心放在了文化学者如何倡导、发起白话文运动的问题上,而对于政府权力的正面介入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将其置于白话传播的对立面。其实,白话文的传播上挂政治,下连教育,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运行机制,不但有在野知识分子的鼓吹,也有政府制度化、组织化的推广。在野的新青年派倡导白话文运动注重的是白话民主的启蒙诉求,而北洋政府的制度化推动白话文传播则源于强南就北的语言统一配合政治统一的政治策略。虽然朝野势力对白话文传播有着不同的诉求与打造,但双方的颉颃互动却共同造就了五四白话文传播的历史辉煌。     

元朝兴衰的历史启示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一历史启示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历史上的辽金元政权就曾创造过"落后打败先进"的光辉业绩,但到了他们变后进为先进的后期以后,又被新兴的尚处于落后阶段的女真、蒙古和起义军所打败.蒙元初兴之时,能够以一个落后的政权打败先进的金、宋等政权,横扫欧亚,所向无敌,并非完全依靠其建有一支数量可观的骑兵队伍,而是因为那时的蒙古人具有一种为国忘家,同甘共苦的艰苦奋斗精神;具有上下一心.团结奋战的民族凝聚精神;具有严格管理,惟才是用,论功行赏的公平精神.到了元朝变后进为先进的后期以后,不堪一击,就是他们丧失了这些民族精神,变得贪图享受、腐化堕一落了.是元朝逐步走向腐朽的必然结果.从元朝兴衰的历史中,完全可以看出,并非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腐败就要挨打",我们应该牢记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逻辑奇点与术语革命

智能与资本的“共谋”预示着资本主义生命政治之逻辑奇点的降临。一方面,这一“共谋”将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逻辑推向了身体商品化的极致。在智能时代,被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解放的身体最终走向透明化,身体被数字编码吞噬,陷入“失物拜物教”的迷思。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变革了资本积累和雇佣关系的旧有模式,使生命政治生产变成非物质性和消费性的符号生产,濒临价值虚无主义的边缘。这就意味着,重要的不是去炮制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神话学,而是去寻找实现生命政治术语革命的逻辑豁口和现实道路。在文明逻辑的意义上,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文明因素为身体建构了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预示着“类生命”的复活,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倒逼”态势。在现实道路的意义上,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真正担负起扶植和照料生命的政治责任,能够有效推进“类生命”的历史建构,从而全面彰显生命政治所具有的制度文明意蕴。     

国民革命中革命政治文化的裂变及其历史启示

民族主义是大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主旨所在,从民族主义的视角解读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政治文化裂变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对新时期两党政治价值观念的和合与民族情感的增进,推动两党政治文化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民族主义为纽带,以政治文化为分析路径,谋求两岸关系、两党关系的新发展,或将裨益于未来。     

中国乡制的历史沿革与启示

当代中国乡制渊源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乡里制度,发展于民国时期的乡镇自治,经过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累积,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确立。传统社会的乡总体上看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正式基层政权建制。1928年国民政府《县组织法》及其后的＂新县制＂确立的乡镇自治打破了中国古代行政以县为最基层的制度,使乡镇在法律上成为具有自治性质的国家基层行政机构。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乡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农村基层政权单位,标志着当代中国乡制的初步定型,其后又经历若干变迁,在1982年宪法得到确立和完善。新时期乡镇体制改革必须充分挖掘传统中可资借鉴的遗产,认真总结现阶段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积极稳妥地将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中国式近代化的启蒙与浅尝--关于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评说

从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环境及其随后产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事实看,它是中国式近代化的启蒙;从洋务运动所涉及的领域及其失败的结局看,它是中国式近代化的浅尝.洋务运动顺应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进步趋势.     

新时期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史启示

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南巡讲话、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新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次思想大解放。该文通过分析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历史意义 ,总结了若干发人深省的历史启示     

延安精神的历史内涵与当代启示

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决定了延安精神是一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的精神;延安严酷的生活环境决定了延安精神是一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共产党崇高的理想决定了延安精神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攻坚战的今天,我们要发扬延安精神,培养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忧患意识,坚持艰苦奋斗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教化之道及其当下意义

孔子教化之道彰显了中国古典教育的成人意蕴。孔子从慎思个体生存处境此一根本问题出发，唤起个体生命朝向更高事物，据此确证自我生命价值。孔子以切实行动践履其“天下归仁”的大道理想，即塑造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秩序。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敞开了其教化人心的基本视野，即始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唤起个体心灵朝向他者。作为孔子教育实践的中心，“启发”旨在引导个体从切己的生存体验出发，由现实性向可能性不断提升。孔子与弟子之间的教学互动，一步步引导个体由一己生活境遇向人类历史文明延伸，藉此让“教化之道”得以传承。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孔子教化之道，意在激活当下教育实践的深度自觉，唤起人们像孔子一样不断思考更好教育的可能性。     

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变迁

启蒙运动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发端。由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导致启蒙走向反启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启蒙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中得以复兴。它和二十世纪初的启蒙相比 ,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 ,彼此积极互动。所谓理性专擅 ,实际上抹煞了目的理性 ,将整个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 ,以工具理性压倒目的理性。但真正的问题是理性缺位而不是理性专擅 ,是在挑战中提升启蒙而不是否定启蒙。     

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教化之道及其当下意义

孔子教化之道彰显了中国古典教育的成人意蕴。孔子从慎思个体生存处境此一根本问题出发,唤起个体生命朝向更高事物,据此确证自我生命价值。孔子以切实行动践履其“天下归仁”的大道理想,即塑造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秩序。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敞开了其教化人心的基本视野,即始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唤起个体心灵朝向他者。作为孔子教育实践的中心,“启发”旨在引导个体从切己的生存体验出发,由现实性向可能性不断提升。孔子与弟子之间的教学互动,一步步引导个体由一己生活境遇向人类历史文明延伸,藉此让“教化之道”得以传承。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孔子教化之道,意在激活当下教育实践的深度自觉,唤起人们像孔子一样不断思考更好教育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