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东乡贤崇祀文化探析

山东乡贤崇祀文化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这一社会群体在明清两代是勾连国家、社会、士人的重要角色,对当时山东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各地乡贤崇祀逐步普遍化和制度化,乡贤崇祀也随之成为一种地方文化.山东乡贤崇祀形式历经若干变化,且形成严格的入祀选择方式和标准,由于其"可以显忠良,可以仰眷德,可以维风教"的特殊的政治与社会教化功能,山东乡贤崇祀在明清时期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     

明代乡贤书写中“孝”的文本建构及嬗变--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

明代乡贤传“孝”的书写形式分为两部分,即明代以前孝子的“哭亲守墓”模式与明代孝子的“现世奉养”模式。“哭亲守墓”源于晋唐正史人物传记的书写手法,“现世奉养”则是明代士人对本朝孝子的“形塑”。这两种模式被乡贤传作者整合于一本传记之中,既统一于“孝”又具有各自的时代性。《金华先民传》对浦江郑氏孝义一族的书写正是“孝”表现形式历时性变化的代表。这种“孝”书写形式的变化,通过乡贤传记的传播及其教化作用影响了明代地方乡里实践。     

论历代的诸葛亮崇祀——以官方崇祀为中心

诸葛亮的崇祀活动始自蜀汉政权时期,诸葛亮生前其功绩已被各方传扬,身后千年,崇祀地位同样被不断抬高。经魏晋南北朝的初步发展,诸葛亮崇祀在唐代得到士人和武将的极大推动。两宋之交,诸葛亮崇祀再获新生。明清时期,伴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诸葛亮崇祀活动进一步得以扩展。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

清初,满洲贵族以异族入主,深讳“夷狄”之称。为了笼络士人,箝制言论,清廷努力使思想同化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程朱理学强调“规矩禁防”,具有束缚思想的作用,康熙遂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统一全国思想。在其政治力量的扶持下,程朱理学呈现了“回光返照”的气象,激起一些排满学者的反感。加之受了“天崩地解”形势的刺激,在当时的学界中涌现出一批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佼佼者。对于理学的批判,颜元不同于王夫之、顾炎武。王夫之是“入其垒,袭其辎”,就理学的范畴、概念来批判理学;顾炎武是提出经学以反对理学;颜元则不然,他把以往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全部否定了,而试图建立以总结社会生活、生产经验为内容的新理论。     

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

对于明代科举考试,学界一般笼统地说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如果动态地考察明代科举考试,就会发现,明前期的科举考试确实以程朱理学为指导,考生在答卷时大都能"专以程朱传注为主"。但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霸主地位开始动摇,科举考试中开始大量出现"引用     

董仲舒在明代的历史命运

董仲舒在明代地位上升,在人品和学术思想上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为程朱理学提供了资源,获得了程朱理学的褒奖,随着程朱理学地位的巩固而上升.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明代书院讲会的新特点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王湛之学区别于程朱理学"以学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他们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才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关于宋明理学论证儒家伦理道德合理性之形上依据的思考

本文主要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论证儒家伦理道德合理性之形上依据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程朱理学的主要问题是“天理”和“伦理道德”之间对于我们当代的人来看是否存在着必然的体用关系,即从“太极”推到“人极”是存在着必然性关系,还是需要人的深情体会？陆王心学的主要问题是作为伦理道德形上依据的“本心”如何在当代发明不起来。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明清关中理学与文学

明清理学与文学的论争主要基于世道人心与文学表达方式能否实现“传道”的功能以及传道应该借助的途径和手段。明代关中士人,诸如李梦阳和康海等人尽管以诗文见长,但都是在理学环境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士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传统持有相同观点。清初关中士人基于家国情怀,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他们出于对世道人心的焦虑,大都对文学中非理学的成分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论晚明“世说体”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在中晚明随何良俊《何氏语林》对其的模仿与研究过程中逐渐受到士人们的关注，特别是万历朝兴起了一股模仿《世说新语》进行创作的热潮。这些“世说体”文言小说体现了复古与革新、收罗广博与关注现实等特点，这与晚明政治黑暗，思想界反程朱理学的个性解放思潮及文人固有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关系。     

王阳明“心即理”说的内涵和意义——读《传习录》所思

在王阳明整个心学哲学体系中,“心即理”说是其所有哲学思想的第一命题,是理解“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的前提基础.“心即理”说包括何为“心”和“理”、心与理的关系、心与物的关系三个方面的内涵.它的提出不仅对于程朱理学以理为本体的哲学思想的权威地位构成了挑战,而且对于后世的各方面影响也颇为显著和深远,具有学术、道德、政治、人文四个向度的价值和意义.     

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理”与“势、欲、气”的关系

理学在晚清虽已式微,但虔诚信仰者不乏其人.清代名臣曾国藩治学博采众长,但以理学为宗.其论理势承袭王夫之,讲究理势合一,明理因势;其论理欲追随程朱,强调存理去欲,循礼治欲;其论理气则兼收程朱、张载、王夫之思想,主张气以理宗,理因气丽.     

三原学派的理学思想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三原学派是关学在明代的重要理论代表 ,分析了该学派的思想渊源和会通求实的理论特色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改造 ,他们发展出性理不二、尽心穷究的本体论体系和躬行义理、本于慎独的道德修养论 ,在实学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明清之际“走出理学”的可贵萌芽。     

新安理学盛衰始终的内因探微

新安理学的盛衰始终,除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外部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主要表现为新安理学初始即具有的对朱子学尤其是朱熹本人的尊崇以致于迷信.这一内在原因,深刻地引导、规定和制约着新安理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样身为新安学者的戴震,以"志存闻道"为治学旨归,并通过考据学方法,揭示了程朱理学援引老庄、释氏诠释儒学经典的实质,以及因此对儒家思想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程朱理学接续孔孟道统的传统观念,消解了新安理学得以成立的思想理论依据,新安理学因此而告终结.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明代前期宋史研究考论简

明代前期,周叙疏请重修宋史正式拉开了明代宋史研究的序幕。随后的宋史研究沿着官修和私撰两条路径展开。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竣成鼓舞士人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从鉴戒的角度重新解读宋代史事,史著的教化色彩厚重。私修的宋人传记在前期的宋史研究成果中所占分量较重,为宋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其中的理学传记致力于考述理学世系和渊源,揭示学术堂奥,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私修的宋史史论著述持论公允,晰理深刻,彰显了可贵的实学精神,是明代史学走向深层的突出表现。此期的私修活动得到明廷的重视,且为宋史研究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明遗民汤来贺治生抉择之原因探析

明清易代,旧朝遗民不食周粟,在民间自食其力,讲学授徒是比较常见的治生方式之一。江西南丰的明遗民汤来贺,入清后受聘于白鹿洞书院,以讲授程朱理学为业,为书院制定学规。他为清初宣传与推广理学,倡导德治和教化做出了一定贡献。遗民汤来贺成为书院山长,原因主要有：明清时期,朝廷大力修建书院,支持书院发展,这些举措为士人讲学为师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汤来贺深受耕读传家的家风熏陶,他对程朱理学的信奉亦指引他走上山长之路,卒后获“文恪”之名享誉江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