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

李达(1890-1966),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会会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字鹤鸣,湖南零陵人。1905年入永洲中学学习时即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1909年考入京师优级师范。1913年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东渡日本,入东京第一师范学习理科。1918年代表中国留日学生回国,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反对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爱国示威活动。失败后再赴日本,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在一年时间里翻译出版了《唯物…     

1918年留日学生救国团活动述评

留日学生救国团运动兴起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强迫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救国团作为留日学生归国后的组织机构,有自己的组织方法和纲领,联合国内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废约救国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组织骨干上的准备,是五四运动爆发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     

对美日亚太新战略的思考

日本国会通过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其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日美劳役相互提供协定修改案》等 ,是日本为强化日美军事合作 ,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而采取的重要步骤 ,已引起了中国和周边国家、地区的忧虑不安 ,我们对此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警惕     

试论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

众所周知,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是继袁世凯之后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代理人。然而,段祺瑞为什么要投靠日本,日本为什么要扶植段祺瑞,日段勾结的内幕、实质及其后果等问题,似有深入探讨、全面论述的必要,本文拟就上述问题略抒己见。一、日段勾结的背景和原委     

论日德法西斯缔结军事同盟的动机

日德军事同盟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定的国际形势下,由日本和德国共同缔结的联合征服世界的军事同盟。此同盟从酝酿到最后缔结历时四年之久,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由于各阶段两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因而日德两国缔结军事同盟的动机也相应有所变化。1 日德军事同盟缔结交涉的第一阶段,在日本通常称其为“加强反共协定交涉”阶段,时间大体上是从1938年7月到1939年8月。这一时期日德法西斯缔结军事同盟的动机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要迅速摆脱在中国的困境,尽快结束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并没有停止侵华的大方针,而是继续遵循这一方针不断扩大侵华规模,把侵略势力由中国东北扩大到中国华北。1935年日本在中国华北制造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东政务委员会”,大搞华北自治活动,企图在中国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     

关于中东铁路和苏联秘密外交(1924—1925)

十月革命以后,根据两个以前签定的未发表的秘密协定,苏联恢复了贯穿满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东铁路的大部分控制权。第一个协定是在1924年5月31日与北京政府签定的,第二个协定是在1924年9月20日与满洲的张作霖政府签定的。苏联政府签定了这些协定,尽管它再三承诺;将永不采取秘密外交它也恢复了俄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尽管一份1919年苏联宣言答应将这条铁路归还给中国。为了巩固在这条铁路的权力,苏联于1925年1月20日又同日本签订了协定,该协定承认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权力(控制权),同时日本默认苏联对中东铁路拥有充分的权力。     

晚清军事改革与日、德、俄三国的控制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开始了以编练新军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改革,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覆灭。晚清军事改革,作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引起了正在中国进行激烈争夺的列强各国的广泛关注。而当时的清政府对西方近代军事思想、军事制度、战略战术和训练方式等方面的情况,仍然所知甚少。因此,以军事近代化为目的的军事改革,便不得不依靠外国教习和顾问的帮助,列强各国特别是德、俄、日三国为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扩大在华利益,围绕着中国新军的训练权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本文旨在对德、俄、日三国与晚清军事改革的关系及其影响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九一五年抵制日货运动

(一) 日本帝国主义是以“軍事的封建主义”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列強对中国的共同統治中,日本是后来居上的。在欧战以前,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已經几乎达到駕临英国之上,俄、法等国則被它远远地抛在后头,成为了对中国的积极侵略者。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俄、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卷入了战爭,这給予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日本帝国主义也便处心积虑地企图乘机     

近代中日知识分子开放思想的比较 --以吉田松阴和谭嗣同为中心

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压下 ,被迫实行开放政策。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吉田松阴在“取舍”和“聚类”的思想下 ,侧重学习西方军事 ;谭嗣同在“取文”和“去之”的思想下 ,提出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探索两国知识分子的开放思维特征 ,对进一步研究中日现代化道路问题会有启示     

“赎辽”费之辩争与《中日辽南条约》

霸占辽东半岛,是日本侵略者发动甲午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他们击败了清军,迫使腐朽的清政府屈膝求和,并不得不按日本之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媾和大臣,前赴日本马关议和。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有中国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之规定,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一条约,实现了它霸占辽东半岛的阴谋。正当日本得意忘形庆幸囊括辽东半岛之时,俄、德、法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干涉日本放弃占有辽东半岛。日本在强援断绝,无力对付三国的情况下,为确保《马关条约》中其它利益,而被迫接受三国之“友谊忠告”,五月五日,声明“抛弃奉天半岛之永久领有”。日本虽对三国表示全然让步,但对中国却一步不让。首先日本坚持必须按时批准互换《马关条约》。三国发起“劝告”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后,沙俄曾告诫清政府切勿过急批准换约。清政府亦恐正式换约后,日本“还辽”问题将化     

域外文学“体验”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影响

域外文学对于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而言并非单纯的阅读经历,而是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透过日积月累的域外文学“体验”,逐渐形成“俄苏体验”“美国体验”和“日本体验”三大谱系,其中又以“俄苏体验”最为显著。俄苏文学激活了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的革命想象,不仅茅盾、蒋光慈、王统照、丁玲等既成作家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而且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叶紫、艾芜等新进作家也明显受到俄苏文学的熏染,从而充分显露出“俄苏体验”所引发的创作效应。在为数众多的美国左翼文学家中,单纯从对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所形成的影响力而言,无人能出辛克莱之右,茅盾、萧红等左翼作家都受到辛克莱的影响,在他们创作的左翼乡土小说中留下了印迹。在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留日学生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较于留学其他国家者而言成为左翼作家的数量最多,由此也使得“日本体验”成为不可小觑的影响因素。中国左翼乡土小说家在域外文学“体验”的基础上获得启示以完成中国左翼乡土小说的创建,由此也使得中国左翼乡土小说与世界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之间形成紧密联系,从而成为国际左翼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张勋复辟”时进京的“辫子军”是5000人,还是3000人?

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册第180页“军阀割据的局面的出现”一目中说:“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以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的争执为理由,带领他的‘辫子军’5000人进入北京”。我认为,进京的“辫子军”不是5000人,而是3000人。谢本书在《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一书可说:“六月三十日,……深夜十二时,张勋把驻扎在(北京)城外的三千辫子兵放进城内,全城实行戒严。”七月十一日,段祺瑞率讨逆军进逼北京,三千辫子兵一触即溃。蔡冠洛编著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中说:“(张勋)提步卒三千入都。五月,复辟成。”显然,进京     

30年代日本对苏政策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日本对苏政策,史学界传统的看法是日本一直准备对社会主义苏联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推行反苏反共政策,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日本对苏政策是举棋不定,在“北进”与“南进”之间等待、选择。本文的观点是日本对苏联政策完全不是要进攻苏联,或者说不是要“北进”,而是要防御苏联干涉日本侵华。日本是在不断扩大侵华过程中,逐步采取对苏强硬政策,其实质是以攻为守,便于它在中国大陆肆意进行侵略扩张。     

如何看日本的“军事大国化”

如何看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这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一位日本朋友最近对我说,“中国威胁论”与“日本威胁论”对发展日中关系都很不利,而双方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和估量对方的军事力量与意图,对于消除“中国威胁论”与“日本威胁论”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双方之间应避免形成不必要的战略误解和相互刺激。 当然,中日作为地理上接近的两个     

战后日本对台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二战后的日本对台政策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日本不断提升日台关系 ,加深介入台湾事务 ,助长了台湾岛内外的“台独”势力 ,为中日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受到了历史情结、日本国家战略、经济利益、国内政治、台湾当局“台独”倾向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对此 ,中国在对日交往中既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坚决反对日本插手中国的台湾问题 ,也要积极增强与日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交往     

论日台关系的历史演变———日台关系政治演变的解读简

二战结束之后,日台关系的国家化倾向一直存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有所不同。在中日建交之前,开创了日台关系国家化的先河。中日建交后,尽管中日建交公报重新确定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未明确地从日本官方语言中消失。日台关系依然存在某种国家间关系的特征。近年来,日本鼓励台湾加入WHO,推动日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行为,都代表了日本对日台关系国家化的某种企图。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不变的,任何时候都要堵塞日台关系跨入国家化或准国家化的任何企图。     

论近代日本对华文化教育侵略

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后,日本侵略者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相结合,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在于培养日本侵略分子和“日奴”、蒐集情报、制造侵华有理舆论,以利于“大陆政策”的推进。其主要途径有四:一是通过东亚同文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二是通过同仁会开展医疗保健活动;     

"济南惨案"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侵略。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 ,都是源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 ,都是日本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具体步骤。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济南惨案”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始     

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政府对五四运动的鎮压和破坏(上)

一、五四运动前帝国主义与北洋反动政府統治中国的情况“五四”以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釆用了軍事的、政治的、經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强迫中国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条約,取得了不少特权,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級变为它們統治中国的支柱。支持着各派大小軍閥,把中国变成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大战,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美帝国主义也乘机加緊侵华,形成日美爭霸的局面。日帝操纵下的段祺瑞皖系掌     

尴尬的外交成果:1948年香港关务协定实施之困境论析

战后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最大的成果即是香港关务协定的达成,这是一个在字面上几乎是中国单方面受益的协定.然而,协定签订后英方故意拖延,以附图划界争议拒绝实施.中方坚持强硬立场,最终迫使英方退让,获得在香港境内征收关税和巡逻缉私的权力.关务协定的实施却招致粤港工商界的共同抵制,原因在于当局严苛的进出口管制与民争利、祸及营生.此外,关务协定的实施绩效亦受到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经济统战工作的削弱.协定实施一年不到,时局风云变幻,1949年10月,九龙关响应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号召,宣布起义,“外交成果”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