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历史 认真治学——与张云侠同志商榷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先哲名言,是每一个认真治学的老实人都必须遵循的。最近拜读张云侠的《汉藏文化交流的使者——文成、金城公主》(1988年《中国藏学》的创刊号,以下简称《藏学》创)笔者认为有十处有必要商榷。一、“……”从此,汉族的儒家学说思想输入吐蕃。直到现在藏语名词中,尚有很多与汉语音义相似的,如呼父为“爸爸”,母为“妈妈”,名字为“名”,溪流间低浅埂山为“岗”,下人为“役”,柴为“薪”,三数为“三”,我为“厄”,南为“洛”,右     

满族采参

“东镇三宝”:人参、貂皮、东珠,而人参又为三宝之首。满族称人参为“沃尔豁达”;东北土语呼为“货”、“根子”、“棒槌”;而汉文典籍则又称为“人葠”、“人微”、“神草”、“地精”、“人御”、“鬼盖”等。苍莽的长白山野,是我国盛产人参的宝地,也是满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地方。满族,是明朝末年以建州女真部族为主体的女真部族与蒙族、汉族及东北其他部族逐渐融合的共同体。“满洲”这个名称1635年正式出现,而其主体“女真”之名,则早在十世纪初,就见称于世了。到十四世纪后     

“尔滨出圈”现象对党建工作的几点启示

<正>百城争“流”,“尔滨”出圈,这个冬天,是哈尔滨的春天。仅2024年元旦前3天哈尔滨就突破300万的游客“流量”,实现近60亿元的旅游收入。本应“南飞”的季节,却让冰雪城市顶流爆火,成为八方游客网红打卡地,其实源自对一次“退票风波”的“厚道处理”,是一次转“危”为“机”的成功逆袭。看似一次意外的爆火“出圈”,实则是城市治理“软”“硬”兼顾、厚积薄发的集中展示。“尔滨出圈”现象对党建工作也有几点有益启示。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从“五一”的赴“淄”赶“烤”到元旦的“尔滨出圈”,都是做的同一件事,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做好“人”的工作。淄博的“好客”形象,哈尔滨的“讨好型市格”都是践行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让游客来了就是回“家”,     

西藏地方货币的发行与流通

一、从金本位到银本位自西藏高原出现原始农业,就开始了传统的农牧交换。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充当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藏文文字中有一种现象为我们寻找这种等价物提供了线索。在藏文中,“nor”既当“牛”讲,又是“钱”、“财产”、“财富”之意。与“nor”结成的词组有“nor gang”为牛的总称;“nor can”为富人;“nor bdag”     

印度米佐族

一、米佐族名的意义:“米”意为“人”,“佐”意为山区或高地;“米佐”意为山区的人;“米佐拉姆”意为米佐人的土地。过去外界人称米佐人为“卢夏依”,直到1954年卢夏依山区改名为米佐地区。二、地理情况:米佐族人口为332,390。居住在米佐拉姆直辖区。首府名“艾贾尔”。米佐拉姆在     

从“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 ,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 ,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 ,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 ,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 ,对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 ,为 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本教中的几个概念

在藏语中本为“生命方式”(Way of life)之意,传统的解释为“法之本”.藏族称西藏为“蕃”。在古藏语字母书写中,作为音尾的英语译音“n”和“d”往往交替使用,例如:早期吐蕃君主的称号即可写成tzedpo(btsad-po)也可写成tzenpo(btsan-po),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况且,直到大约公元七世纪,藏族人仍然称西藏为“本”(pon),“蕃”     

说马奶酒

马奶酒,是一种历史悠久,营养丰富的佳酿,很早就从漠北传人内地。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西汉太仆下设“家马令”,职掌酿制马奶酒。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104年)将“家马令”改名为“挏马”,后来就称马奶酒为“挏马酒”,或简称“挏酒”。唐代称马奶酒为“乳醅”。     

菲律宾的民族问题

民族的称谓、分类和划分菲律宾社会科学家和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称谓没有一定之规。中央政府最普通的叫法是“文化集团”,实际上就是指山地少数民族,但山地少数民族自己并不喜欢这个名称,他们要求称他们为“菲律宾部落人”或“少数民族”这个中性词。人类学家称少数民族为“部落菲律宾人”。菲律宾教会称他们为“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希望用自己的名称。基督教徒称他们为“异教徒”、“野蛮人”,等等。对少数民族的称谓本身是菲律宾民族关系问题之一。     

湖南省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创建标准

近日,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经验交流会精神,进一步提升湖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水平,切实办好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充分发挥示范点先行先试的典型带头作用,省民委根据不同类型的示范点,制定并印发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示范乡村”“示范学校”“示范单位”的具体创建标准,对各种类型示范点的创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于政府机关,应以“履行职责”为创建工作主题,对于各类学校,应以“教育宣传”为创建工作主题,对于乡（镇）、村应以“团结进步”为创建工作主题,对于城镇社区,应以“服务管理”为创建工作主题,对于企、事业单位,应以“社会担当”为创建工作主题。     

“最美”鹤峰 湖北省鹤峰县以“最美”评选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纪实

<正>湖北省鹤峰县古称“容美”,系被雍正皇帝赞为“楚蜀诸土司（中）唯容美最为富强”的容美土司领地。清代文学家孔尚任的《桃花扇·本末》曰：“楚地之容美,在万山中,阻绝入境,即古桃源也。”孔尚任挚友顾彩的《容美纪游》称“人言此是桃源地,不信桃源如许奇”。2013年,鹤峰开启了旨在打造美丽鹤峰的“最美乡村“”最美家庭“”最美鹤峰人”的评选活动。10年间,共评出20个“最美乡村”、99个“最美家庭”、99位“最美鹤峰人”。10年来,已有4个“最美乡村”跻身“全国文明村”行列,8个“最美乡村”跃升为省级文明村镇;     

阿尔泰乌梁海人的宗教信仰初探

“乌梁海”是古代部族名称,史籍中曾有“嗢娘改”、“斡朗改”、“兀哴孩”、“兀良合”、“兀哴罕”、“兀良哈”、“乌梁罕”、“乌浪汗”等异称。明末清初,乌梁海部分布在“蒙古诸部之北”,“业采捕,散处山林,而受役属于喀尔喀、准噶尔诸大部”。至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内属,“其所属之乌梁海等亦皆归顺”。乾隆年间,准噶尔所属之乌梁海归顺,“乌梁海遂全归版籍矣”。之后,乌梁海部一分为三:一为唐努乌梁海;二为     

文都寺概述

文都寺,清龚景瀚《循化志》、康敷镕《青海记》等均作“边都寺”。“边都”、“文都”,皆藏语Bis-mdo一词的不同汉语译音,今多写为“文都”。“文都”的本意,说法不一。《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概况》认为,文都是“牛犊山下部”之意,“县境南部的拿郎山侧有一山坡,藏语称‘维啦’,即牛犊山,文都在其下部,由此得名”。按“文都”的藏文字面意思,“文”是牛犊,“都”是三岔口,多指两川或二水汇合处。因此,“文都”似为“牛犊     

城乡结合地带诊所医疗伦理实践的混杂性——一项基于滇西永县的人类学分析

处于市场化转型的城乡结合地带,由私人经营的诊所常给人以营利为上、不正规的“江湖”印象。诊所医疗伦理实践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体道德问题。诊所经营者与其他医生、医生与护士、医护与患者之间,存在一套以“道”与“术”为轴、以“义”与“利”为纲的行动网络。其“道”“义”与儒家理想人伦不同,混杂了“术”“利”。将其混杂性置入文化情境和社会网络,对医德的思考才能超越简单的道德批判。     

白马藏人的宗教信仰

以四川平武县藏区白马公社为中心的“白马藏人”是信仰本民族自己的宗教“白莫”的。“白莫”是一种山川崇拜的原始巫术。祭祀山川、土地和森林,念咒驱鬼,很接近氐羌系的“笨钵瓦”(俗称“黑教”)与彝族的“毕摩”(或写为“白马”)。1978年调查时已经看不到宗教仪式和经堂陈设,宗教用品也很难看到了。这里只是访问几个“白莫”(汉语称为“道师”)的综合记录。     

明代松潘卫“番人”略考

明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形势险要地区,均设置卫、所,实行军事管制,借以安辑边陲。卫、所制本为地方军事编制组织,“卫”设指挥一人为长官司,“所”设千户一人为长官。松潘地处险要,民族成分复杂,为西南民族走廊的咽喉要冲,也是西藏通往内地的一个桥头堡,为西南边防前沿阵地之一。松潘自唐广德初(763年)陷于吐蕃后,遂有不少“番人”(明代汉籍称今日藏族为“番族”、“番人”等,记松潘藏民为“松藩番”,指文沿用这一称谓,在此特作说明)移居于此。北宋前期,“番族”豪帅潘罗支据有松州,遂改州名为潘州。迨元代,“番人”已成为松潘地区的主体编…     

百越南移：史实演进与文本叙事的概念互动

“百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秦汉时期,随着华夏文化的向南发展与越文化的式微,“百越”逐渐南移。其南移在史实中表现为从江淮向江南的收缩,再到向岭南的退却,最终与中原华夏文化水乳交融。该史实在文本中的映射表现为百越的概念从具体的“越”到笼统的“百越”的提出,其指代从“扬、汉之南”向“九嶷之南”的推进,其称谓从“以族为名”到“因地为名”的嬗变。华夏文化的南扩史实演进与史料的文本叙述共同构成了“百越南移”的概念互动,这一概念互动亦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历史的注脚。     

我们给谁画像,怎样才画得像?——从田野作业的真实性说起

第二个“遗产日”活动中,正是各地申报第二批“非遗”名录代表作期间,某院、校邀请两岸学者研讨“田野考察”相关问题。这真是抓住了目前“非遗”问题核心的研讨!但十分遗憾也不足为怪的是,仍然只摸了一下“核心”的鼻子,便“因时间关系”而浅尝辄止。既“浅尝”又不“为怪”,乃因眼下草草收场,已成学界相当普遍弊端之一,研讨以“时间所限”而浮皮潦草走过场已彼此彼此。根源仅为如今“研讨”之谓,多系关闭“工程”、“课题”中程序之一,实为“交差”并不真图探究。此一学术浮躁表现,实乃原体制性无序操作所致,学术不为促进学术只为行政管理…     

达斡尔族源流考

达斡尔族是我们伟大祖国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达斡尔” (Daur)是达斡尔族人的自称。“达”为“从前”或“原来”之意,“斡尔”为“住处”之意,“达斡尔”含意为“原来住处的人”。达斡尔族人民有语言无文字,过去由于音译不同,在一些汉文的记载中,曾有达古尔、达呼尔、达瑚尔、达胡尔、达呼尔、打虎儿、打虎里、打虎力、达虎里、达瑚里、达呼里、达乌里、达古里、达乌尔等二十多种写法。“达斡尔”这一族称最早见于     

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中国古代的“族”字原指氏族军事组织 ,后具有了分类学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指宗族。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 ,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周氏宗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力量 ,同族的观念也在国家形式的政治层面渐次扩大 ,中原“诸夏”为同族 ,蛮夷戎狄为“他族”。先秦文献中的“五方之民”是最具民族志意义的记载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方面 ,而以当时“中国”之“教”来教化天下的观念 ,则产生了“有教”则无“族类”之分的观念或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类”观与今天理解的“民族”具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