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客”形象看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发展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其“麻木的神情”曾给鲁迅莫大的刺激,不仅促成他弃医从文的人生抉择,而且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鲁迅笔下看客式的人物很多。大致说来,凡是相对于某一人物事件,处旁观者位置,有“看”这个基本动作,显露出麻木无聊,落后保守,冷漠自私缺乏同情心等共同精神特征者都可纳入“看客”形象系列,这个形象系列贯穿于鲁迅前后期的各种创作。这些“看客”诚如鲁迅所说,是“愚弱的国民”,“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特产。鲁迅广泛描写解剖这类社会     

试析鲁迅《呐喊》集中的两类人物形象

（呐喊）是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它又是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开山作，它收入一九一八年（狂人日记）到一九二二年（社戏）以前的短篇小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直述了他的创作意图：“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就是说，鲁迅写小说，为的是要以文艺为武器，大声疾呼以彻底改变国民的病态精神，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同时，也为了给呼啸前进的“猛士”呐喊…     

析鲁迅小说《示众》的写作动因

在鲁迅内心,"示众"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痛苦意象。"看"和"被看"的二元对立和"被围观"的深层意象内蕴着鲁迅最痛苦的人生记忆和体验,这也正是《示众》的创作原点。而"幻灯事件"作为一次直接的刺激,是其直接的创造动因。随着对"示众"这一场景的不断表现,鲁迅内心郁结的痛苦的冲突使鲁迅对"示众"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表现,从而使《示众》这篇独特的小说具有了高度的象征意义。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关于《读书与革命》的一点说明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在会上作了演说。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上写着:“午中山大学行开学典礼,演说十分钟,下午照相。”同年三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也刊有鲁迅这次演说的记录稿,题为《本校教务主任周树人(鲁迅)演讲辞》。同年七月,钟敬文所编《鲁迅在广东》一书出版,收进了鲁迅这一演说词,题目换成了《读书与革命》,并加副题“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注明为     

偶得《鲁迅诗注》

星期天到古旧书市淘金,在一堆“文革”期间的旧资料中,偶得一本《鲁迅诗注》,让我喜出望外。鲁迅一生写过许多诗,他的诗与他的杂文一样,是匕首,是投枪,是文艺宝库中的珍品。但他的诗,生前没有编成专辑出版,除《集外集》比较集中地收录了新诗6首、旧体诗43首和《集外集拾遗》收录17篇早年诗文外,还有一些诗只见诸其他文章中。因此,对系统学习、欣赏和研究鲁迅的诗,带来了诸多不便,需要从不同的鲁迅著作中去查找。而1968年3月,由南京大学中文系编印的《鲁迅诗注》,不仅将鲁迅一生写的诗汇集在一起,而且一一作了注释。《鲁迅诗注》虽然是“文革…     

从鲁迅弃医从文说起

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还有印象。1902年,年轻的鲁迅带着一个美梦来到日本,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在学校的一堂电影放映课上,当鲁迅看到一名同胞即将被日本人斩首示众,而画面中“许多久违的中国人”竟表情麻木时.他猛然醒悟。“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自序》)。于是,鲁迅毅然选择了退学,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承担起了呼唤民众的重任,最终成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     

从《摩罗诗力说》谈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意义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文艺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鲁迅所阐述的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家的责任,文艺的特点等基本观点既是这篇论文的核心,也是鲁迅整个文艺思想的核心。对鲁迅毕生的创作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他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的:“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文艺“为人生”这个观点正是最早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来的。鲁迅写道:“文章之作用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故文章之于人     

从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谈起——《阿 Q 正传》读书札记

一九二一年末到一几二二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了他的不朽杰作《阿Q 正传》,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各色各样的人们对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想。一篇小说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把这些反映归纳起来,文学界一般认为阿 Q 是各个阶级身上的阿 Q 精神的“寄植者”,或者说他是“一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像’”,因而认为《阿 Q 正传》意在暴露“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这种意见抹煞了阿 Q 形象的阶级属性,把阿 Q 抽象为“阿 Q 精神”的化身,鲁迅对此从未表示过赞同。还有一种意见来自社会上,就是认为鲁迅通过阿 Q 这一人物来揭露某些人的阴私,意在骂人。鲁迅对此无限感慨,他说:“直到     

近代中国浪漫主义的文学纲领——读鲁迅《摩罗诗力说》札记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一九○七年用文言文写的一部宏篇巨著,当时他年仅二十六岁。这是他第一篇论文艺的重要论文,是我国第一部倡导浪漫主义的光辉著作,也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艺论著和早期思想启蒙时期的纲领性文献。这部论著是鲁迅留给我们全部丰富多彩的精神遗产中极其珍贵的一部分。作者在文中对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文艺的起源及文艺的特征进行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并且提出了他独具特色的美学     

鲁迅论文艺与精神文明

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斯大林这句名言极其形象而精辟地道出了文艺对建树人的精神文明的重大意义。对于文艺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有着极深刻的认识。他在不少文章、演讲及谈话中,对文艺在建树人的精神文明中的作用,文艺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等问题,都有着许多精到的见解。一对于文艺在建树人的精神文明中的重要性,鲁迅在青年时代就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他弃医从文的基本动因。大家熟知的,一次,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的课堂里,看到银幕上绑着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做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沈从文两篇佚文复出记

老作家沈从文在20—40年代写过大量作品，其中《看虹录》和《摘星录》两篇小说在他全部著作中并非力作，但却同引起过不少争论而为他的研究者所瞩目。在北平解放前夕，沈从文不受国民党引诱，拒绝随同南逃。但就在这前后，他因写过《看虹录》和《摘星录》两篇作品，被一篇《斥反动文艺》的文章斥为“桃红色”作家，联系到他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发表过一些为文艺而文艺和中间路线的言论，进而被界定为“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作家。北平解放后，他因此惴瑞不安，一度自尽未遂，以后便告别文坛，转向了古文物的研究。经过30多…     

鲁迅名源小考

<正> “鲁迅”这个笔名是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小说时取用的,初见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鲁迅取用笔笛不是随手拈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每一个笔名都有着深刻的含义。鲁迅这个笔名的本意是什么呢?先生曾向他的好友许寿裳谈过:“(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同时还谈了取用这个笔名的动机及缘由,他说:“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亡友鲁迅印     

鲁迅的“幻灯片事件”与终末论的精神救治

“幻灯片事件”展现了鲁迅从肉体救治到精神救治的生命抉择。在日本的医学讲堂中,鲁迅同时遭遇了肉体救治和战争屠戮的话语,从而对维新现代性产生了质疑。肉体救治并不能改变被示众的看客的看与被看的逻辑。由此,鲁迅基于一种终末论的眼光,发现了精神的救治,在死的终末意识中领会生命的价值。文艺的自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眼光,担负起了精神救治的使命。     

《故事新编》文体新探

(《故事新编》)……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 他的作文,却没有……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 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 ——鲁迅 读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它情节简单,描写不多,人物形象也是“速写”式的,并不丰满,但却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同时,如果不结合注释看,我们就不大容易理解作品所涉及的一些作者当时的社会问题,这又和读鲁迅杂文的情况类似。统观鲁迅一生的创作活动,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前期偏重于小说创作,但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写了《离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一篇“一般的”小说,而杂文写作量却越来越增加。鲁迅在十八     

论《野草》的语言美——《〈野草〉研究》之一章

读过《野草》,人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这部散文诗集的语言写得很美。远在二十年代末,鲁迅曾同冯雪峰多次谈及《野草》和《彷徨》艺术美的特质。冯雪峰后来这样回忆说: 而据我看来,《野草》和《彷徨》,作为艺术品看,鲁迅先生自己是很爱的。事实上,除去艺术的高度优美性之外,如《野草》,其中不少篇仍都是思想健康的、战斗的作品,……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鲁迅先生自己也不愿对它们予以过低的评价。所以,当谈到《野草》,他自己几次地说他“现在,不会再写那样的东西了”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句话有两种意味,好像他为自己不能再写那样的作品而感到可惜,但同时又分明是宣告他以后不再写那样的作品了。这里姑且不谈鲁迅对于《野草》思想内容看法变化的痕迹。就艺术方面来说,鲁迅显然是十分珍爱这部散文诗集的。他“不愿对它们予以过低的评价”,甚至为不能再写出这样的作品而     

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使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文艺是社会的精神生产,是特殊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认识和审美的社会功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生十分重视文艺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就认为希腊人是用“艺术锤子把自然打碎的”,1842年,从《莱茵报》时代的早期活动开始,马克思就十分强调作家对社会的贡献,重视小说和诗歌给人的感染力量,呼吁提倡文学事业。六十年代,他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文艺作为“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同科学的或理论的、宗教的、实践一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并列。到了八十年代,他在写的关于巴枯宁的一些笔记中,把文学列为“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     

魯迅和形象思維

一位老朋友给了我写这稿子的任务,原想标题《鲁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不说“对于形象思维”,因为在《鲁迅全集》,包括《鲁迅日记》等上面,我没有见到“形象思维”字样;在谈话中也没有听到过。可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无论诗歌和小说,散文诗当然在内,无疑都饱含着高度的形象思维的痕迹;而且,许多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零零碎碎地散布在他的书信、杂文和序言之类上,拼凑起来是足以说明他在怎样运用形象思维,把作品写得生动深刻,强有力地感动读者的。觉得“论述”两字不能概括,这才改作这个标题。     

鲁迅与“存诚去伪”及其它

最近,我有幸得到日本鲁迅之会访华团(“鲁迅の会访中团”)赠送的一册1981年7月30日出版的《鲁迅之会会报》(“《鲁迅の会会报》”)第3号。在该刊封里影印了鲁迅早年在日本学柔道前在入门誓文后面的署名和印章,这在我们中国还没有披露过,因而是弥足珍贵的。鲁迅的亲笔署名是:“清国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城内都昌坊口户主周树人”;在名字下方的印章是篆刻的四个字:“存诚去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