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邻避冲突”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与应对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城市发展和社区建设所引发的公共冲突问题不断增加,其中邻避冲突问题最为突出.本文在界定邻避冲突概念的基础上,对邻避冲突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考量及其治理

我国因邻避设施的兴建而产生的邻避冲突越来越多,邻避设施的后果承担者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享受者之间是不对等的,这种负外部性和成本—效益不均衡性的存在致使邻避设施极易升级为矛盾的导火索。减少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实现成本—效益对等,避免或解决邻避冲突的对策在于:提高邻避设施的科学技术水平,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采取适当的经济补偿,弥补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扩大利益受损者的话语权,降低因预期性负外部效应引起的不安和忧虑等。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围绕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邻避冲突呈现多发态势,并对项目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和我国与东道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一带一路”海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经历了一个从邻避风险产生到风险积聚,最后到风险爆发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项目建设和运行中的不规范现象、项目公共关系意识和能力的不足、项目建设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以及国外媒体的长期污名化宣传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治理存在冲突场域的异域性、冲突性质的复合性、冲突主体的多元性、冲突方式的极端性等难点。基于此,应该整体着眼,综合施策,采用涵盖国家间—国家—企业—媒体与社会的多层、多元冲突防控策略。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邻避设施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基于传播学视角下的邻避事件中网络舆情传播探析首先要分析传播要素、传播周期和传播特点。然后,分析邻避事件中网络舆情的影响建构：网络舆情往往因“蝴蝶效应”、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媒体追求“眼球效应”、民众急于维权等因素而走向失控;从而表现出谣言泛滥、群体极化、官民情绪对立等突出特征;网络舆情能够起到信息传递、引导监督和超前预警的正向作用,但也会造成邻避设施的被污名化、恐慌性情绪以及激化官民矛盾的负面影响。要搞好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必须从政府转变职能、媒体承担责任、群众理性参与等措施入手,多方合力联动,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识别研究——以上海市公共交通类邻避冲突为例

在综述城市邻避风险认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文献法初步筛选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并将其细分为主体、客体、情境三个类别共20个指标。运用德尔菲法对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进行二次识别,将其调整为经济、社会、环境、身心健康4个一级指标和8个二级指标。对上海市迎春路地铁站选址事件附近居民的风险认知进行半结构性访谈,进一步确认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专家识别的结果。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的分析

行政诉讼禁令判决,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某项行政行为的判决,是法院为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性风险的一种预防性的判决方式。我国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现有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环境司法治理模式边缘化、政府环境风险监管责任乏力以及事后救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等缺陷,因此,亟有必要在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从而达到防范环境风险、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农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新媒体时代的邻避冲突及政府应对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多种风险,邻避冲突事件不断发生。新媒体时代的邻避冲突具备了快速的传播、动员和建构共同体的新特点,这给政府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在面对邻避冲突时应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建立科学透明的信息处理机制,缓和社会矛盾。     

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成因解读

我国正处于改革深化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群体性事件是改革开放深化过程中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及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是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探寻各类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对于有效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将有重要意义。     

城市邻避冲突的协商治理——基于湖南湘潭九华垃圾焚烧厂事件的实证研究

伴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发展而产生的邻避冲突协商治理模式为走出当前邻避冲突治理困境提供了可能。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湖南湘潭九华垃圾焚烧厂事件治理的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确保信息公开、采用多样的协商方式、发挥社会精英的引导作用和体制内社会组织功能等是基本经验;公众知识背景、政府与公众的协商意识和能力以及民间非政府组织参与作用等存在问题;应从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强化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完善协商制度、重视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等方面进一步优化邻避冲突协商治理。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

当前层出不穷的邻避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基本方法、价值导向和制度平台。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及其治理的突出问题是严重的协商不足,其原因在于协商意识、协商能力以及协商制度不足等。应从树立协商理念、提升协商能力、拓宽协商渠道、丰富协商方式等多方面来寻求以协商民主破解城市邻避冲突治理困局的对策。     

邻避冲突参与动机及其治理:基于三种人性假设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邻避冲突作为一类特殊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频繁发生。基于"经济人"、"政治人"、"社会人"三种人性假设,可以发现公众参与邻避冲突的动机。相应地,只有居民的经济人、政治人和社会人的人性诉求得到合理的回应,才能有效地化解邻避冲突。而利益补偿机制、决策参与机制、社会信任机制及社区化解冲突机制将有效地回应公众的人性诉求,是治理邻避冲突的重要机制。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探析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邻避冲突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这已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方式已不适应,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复杂的邻避冲突问题。转变治理方式,运用治理理论,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邻避冲突问题,应是解决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的生态分析

群体性事件已经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大障碍。因此,需要我们采用生态分析的方法,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技术环境、国际环境等多维视角,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做立体式考量,以准确诠释群体性事件的全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规律;同时,我们也要对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同一群体事件的不同阶段,做具体分析,才能从源头上有效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策略探究

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在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利益冲突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不稳等因素;辩证地解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风险后果：既有社会失序与损伤、社会恐慌等消极的风险后果,也有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瓦解等积极的作用;提出个体、组织、国家与政府、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以期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规避与防治做出些许贡献.     

邻避冲突与中国的环境矛盾——基于对环境矛盾产生根源及城乡差异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邻避冲突不断爆发,对邻避冲突的研究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它难以应对目前中国所遭遇的环境矛盾:从邻避冲突的诉求目标而言,它的局限促使其仅能保护当地免受邻避设施的直接危害;从邻避冲突的产生条件而言,这种抗争行动难以适用于乡村地区。结合我国环境矛盾的生产机制以及环境矛盾的城乡差异,可以认为邻避冲突对于城市地区环境矛盾的解决容易推动邻避设施向乡村地区转移,进而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环境矛盾。为此,解决当前中国的环境矛盾需要城乡一体化意义上的环境改革措施。     

“半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应对邻避冲突的政府策略

在保持决策高效率的同时控制决策风险是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为了化解日益高涨的邻避冲突,政府决策和公众参与在寻求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基本决策模式：政府自主决策模式和公众参与决策模式。然中国的情况却与此并不相同,从X市和Z市处置“PX”项目的对比案例来看,我国正在形成一种“半公众参与决策模式”,其特点可简单概括为“封闭决策+半开放的政策过程”。这种决策模式目前已成为政府防止决策失误,应对公众挑战的一个重要机制。     

我国邻避冲突的生成与化解——基于 “公民性”视角的考察

从2007年厦门px事件至今,我国邻避冲突一直呈上升趋势,给项目建设与社会运行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尽管已尝试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多种功能性策略以加大防控力度,却仍未能摆脱“上马-反对-停建”的困局。究其原因,现有对策大都聚焦于对政府或企业行为的诟病与矫正,却对冲突中的公民素养与行为缺乏关注与引导。邻避冲突既是公民“主体和权利意识”等“一阶公民性”不断成熟的产物,也暴露出责任感、理性观等“二阶公民性”的不足和“公利精神”、“妥协意识”等三阶公民性的欠缺,有必要从知识、技术、价值等多方面对公民性进行培育,从而为冲突化解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