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儒学研究的新生代代表作——评《日本近代儒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对日本儒学研究,如果按照中国学界日本儒学研究者的学术辈分来划分,称朱谦之、刘及辰等是第一代日本思想研究者,王守华、王家骅、卞崇道等是第二代的话,作为年轻实力派的刘岳兵则属于第三代了。他的新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6月版,以下简称《儒学》),采取个案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儒学在1868年至1945年日本近代社会存在的形态及思想结构特征。《儒学》选取的五位思想家,除了中江兆民外,其他四位基本是鲜为人知的,至少在中国学界少有人知。该书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也是在中国学界难以看到的,具有…     

儒学的历史命运

儒学的历史命运昭示了儒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即儒学为人们提出了理想的生存模式和它的开放性品格。但儒学在逻辑演进中却呈现出目的理性显著而缺乏工具理性支持的缺撼 ;儒学家们把内圣外王互斥互盲的两种境界和两种视野 ,理解为逻辑递进关系 ,这些造成了儒学演进中的一次次生存困惑和危机。着眼于儒学的振兴 ,必须坚信儒学的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 ;正确处理儒学的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 ;弘扬儒学的开放性品格 ,丰富儒学的内容 ,使儒学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化格局     

儒学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方针的确立

中国儒家的伦理规范曾经是日本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国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工具。１８６８———１８７９年,明治资产阶级政权在国民道德教育中排斥了儒学,却难以实现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的初衷。１８８０———１８９０年,儒学进入了国民道德教育领域,继之被改造成能与国家主义思想进行合作的儒学,进而通过《教育敕语》确立了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统一方针。儒学具有完整的道德信条,其丰富的理论概念又对国家主义、神国和皇国观念作出了系统的说明,所以它在国民道德教育的统一方针中享有最重要的地位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传统儒学的历史命运

目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正日益深入,围绕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提出了不尽相同的看法,主张彻底抛弃、全盘西化者有之;主张重建儒学者亦有之。我们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对于我们的民族心态、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历史进程曾经发生过十分巨大的影响,正处于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正视儒学的传统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积淀,全盘西化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儒学     

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败也西学,成也西学

儒学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轨迹,经历了解体与重构的剧烈变化。在经济社会制度现代转型的制约下,儒学在抵御西学的冲击中连连失败,教育、政治和伦理等三大功能皆失,无可奈何花落去,走向衰亡。但儒学的包容和嬗变本性,配之以那些学贯中西的精英们的研究和倡导,巧借民族危亡和文化民族主义兴盛的历史机缘,又在融会西学和顺应现代化潮流中得以新生,实现了儒学历史演进中第三次重大变革。但毕竟儒学所依存的经济社会体制和小农式的日常生活状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儒学原有的三大功能不可能有用武之地,有形变为无形,只能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去张扬其人文精神。     

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儒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吕明灼传统儒学与任何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一样，都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积极与消极二重性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它主要起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某些消极因素；在封建社会下降时期，其消极作用逐渐代替其积极作用上升到主要...     

儒学与日本

儒学是东方思想的主流之一,是华夏文化的基干。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论政治思想、教育宗旨,还是社会制度、人伦道德,都以儒学为最高原则。秦汉以后,高度发达的儒学影响四周的邻国,儒学本身亦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儒学的再生是否可能——论儒学的当代命运

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当代命运有三种判定 :或生 ,或死 ,或置于死地而后生。通过追溯儒学的历史命运 ,批判分析西化论、新儒家的观点 ,认为儒学的再生重建具有四个方面的可能性 ,但儒学的再生不是新儒家所谓的“返本开新”的过程 ,而是一个在中国现代社会改革实践中先破后立的过程     

儒学日本化的现代诠释--对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的剖析

中国与日本都是奉儒家伦理为正统,但儒学在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儒学中固有的一些思想因素都发生了异化,儒学这种具有的亲和力文化形态被肆意地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鼓吹、美化野蛮的侵略工具和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手段.儒学团体成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形成的平台与温床.在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这一庞杂的体系中,国家主义是其基础.所谓"合理"的扩张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论礼的近代命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也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礼关系到中国人的思想信仰、社会秩序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步入近代后,儒家文化陷入困境,弊病毕现,礼也难逃衰落的命运。其一,礼秩失落。在西学和西力的双重冲击下,礼治秩序逐步瓦解。其二,礼义衰落。由于缺乏创新,株守纲常学说,礼在理论上严重偏枯。其三,礼教败落。礼教自身僵化,沦为说教,脱离现实,成为近代新兴力量口诛笔伐的对象。礼在近代的命运,是儒家文化现实层面的重要写照,其利其病值得总结和反思。     

日本儒学的朝鲜渊源

在儒学始传日本及日本儒学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东渡日本的朝鲜儒生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日本儒学与朝鲜儒学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我们只有首先弄清朝鲜儒学的发展史,才能明了日本儒学的来龙去脉。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对于我们体认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法的命运

在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形成过程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性格及其命运,是由中国一百多年几代法科知识分子所铸就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从事研究的;受环境影响,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一般选择了三种道路;"法科知识分子"的类型根据它的时代发展,可以分成若干类型;通过对中国近代法科知识分子的典型剖析,可以了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关系;法科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贡献以及所塑造的近代法学传统表现在诸方面。     

儒学价值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定位

一　　新的世纪刚刚到来 ,曾以捍卫儒学价值而风光的李光耀先生突然改变观点 ,认为儒学价值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众所周知 ,东方中心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家有一个重要观点 :儒学价值不仅是一种优良传统 ,经过适当改造 ,对现代化 ,对未来世界 ,也会起到推动和导向作用。他们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李光耀先生在 1994年《外交》季刊的采访中曾说 :“我们利用家庭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是幸运的 ,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 :信奉节俭、勤劳、孝顺和忠诚 ,几代同堂的大家庭 ,尤其是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李光耀先…     

儒学的历史命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境遇变化。在现代中国 ,对于儒学 ,既不能一厢情愿地讲“复兴”,更不能全盘否定 ,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批判继承 ,古为今用。这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 ,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试论儒学的现存状态和未来命运

本文首先清理了“何为儒学”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其次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考察了儒学的现状,然后批评了新儒教说和政治儒学说,并借此探讨了儒学的未来命运。     

近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个重要的论调,认为中国“跳”过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公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以现在“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又说: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我们中国需要的”,而且是“紧迫的需要”。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近代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历史早已以其客观的选择雄辩地回答了这个问     

主体性在近代西方的命运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过这么一段话:“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总之它是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现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