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动因及障碍实证研究——基于新疆的调研分析

基于新疆地区605份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对影响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因及障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小、受教育水平高的女性、父母亲健在、无承包耕地、家庭平均月收入低、生活方式适应性强、汉语交流水平高的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更倾向外出务工.年龄大、受教育水平低、有承包耕地、家庭月收入还可以、生活适应差、汉语交流水平低的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更倾向在家务农.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理论模型与统计检验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修正表明,由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决定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表明,各种因素共同影响最终形成三部门条件下新的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检验表明,务工工资与务农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是影响非农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农民工人力资本储量、人均家庭负担以及城市现代部门工资与务工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较显著。因此,政策制订者必须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构建人口流动管理长效机制规范农村非农就业。     

中央财政林业补贴政策的效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四川省的调查

林业作为弱质性加强的准公共品,需要一定补贴来提高农户家庭的福利水平。通过博弈方法和效用理论公式计算出林业补贴政策效用,对以林地面积、林业投资和实际产量为依据的补贴模式进行比较,并利用OLS方法对四川省现行中央财政林业补贴政策效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林业补贴模式对稳态时的资本存量和产量没有影响,对农户消费有正向影响;林业补贴政策效用与农户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占比、补贴金额呈显著的正相关,而与补贴支付方式呈显著性负相关;低收入和林业有收入家庭获得林业补贴政策效用更明显。提出了需要完善林业补贴制度,创新林业补贴政策,林业补贴应更倾向于低收入和林业有收入家庭,加强林业补贴政策宣传和执行力度等对策。     

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与水稻种植模式选择

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视角,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与不确定性对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家庭中50岁以上务农劳动力越多、村庄交通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概率越低;务农劳动力兼业、拥有整地机械、灌溉条件越好,农户选择种植两季水稻的可能性更大,其中务农劳动力通过兼业使劳动时间错峰配置实现劳动力最优利用,最终使农户倾向于种植两季水稻。水田面积与稻农选择两季水稻种植模式呈现倒U型的关系;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农业收入占比等控制变量对农户水稻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显著。政府应继续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与弱质化的问题,提高农户种植两季水稻的积极性。     

山区欠发达农业县农民培训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永新县的调查

以江西省永新县5个山区乡镇274位样本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农民个体特征变量、农民家庭特征变量和培训要素选择变量三个方面分析了山区欠发达农业县农民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年人均收入、是否以务农为主、培训费用、培训地点和培训时间对农民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最后提出了提高山区欠发达农业县农民培训意愿的相关政策建议。     

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

利用人口流动大省陕西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和尚未从事农业生产的返乡农民工的决策行为进行拟合,探讨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次数、外出务工的职业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抑制作用,而被访者的年龄、家庭耕地面积以及返乡后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正向影响;被访者的健康状况、除农业生产技能外其他技能的拥有情况、外出务工性质以及返乡后从事农业生产的类型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应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优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完善相关保障政策,鼓励有知识懂技术的农村人才返乡创业。     

农户生计与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 ——基于301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对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3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有相当比例（41.5%）的农村劳动力愿意成为职业农民,当前农村社会并非无人愿意种地,而是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及其家庭面临“无地可种”的困境。（2）农户生计显著影响其劳动力的职业务农意愿。就生计模式而言,相比于纯非农户,兼业农户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职业务农;就资源禀赋而言,拥有可代替劳动力的农机具及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就生计状态而言,家庭货币支出压力越大,其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越强。此外,个体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政府农业补贴力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转入耕地难易程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基于偏好异质性的家庭农场扶持政策研究——黄淮海平原570个粮食类农场的实证分析

依据黄淮海平原5省570个粮食类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在对家庭农场忽略的属性进行信息处理的基础上,借助混合Logit模型和潜在类别模型,分析家庭农场对不同扶持政策的偏好程度,以及不同偏好类型的家庭农场特征差异。结果发现：采用推断性属性非参与方法进行信息处理后的模型拟合效果最好;家庭农场更偏好农业补贴、信贷支持和技术支持,但其对政策传播渠道的偏好也不能忽视;面临相同的政策属性组合时,受教育水平高、经营规模合理和对扶持政策认知程度高的家庭农场利润率提升的可能性更大;家庭农场可划分为资金偏好型、知识与技术偏好型、土地流转偏好型和政策信息偏好型四种类型。应该基于偏好异质性制定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将扶持政策向家庭农场相对更为偏好的农业补贴、信贷支持和技术支持适当倾斜,并对农场主受教育水平高、经营规模合理和对扶持政策认知度高的家庭农场进行重点扶持。     

基于农民理性角度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调查与分析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参保主体是农民,选择江西省10县20村200农户进行调研,了解农户对待风险的态度、参保意愿及其需求;分析影响农户购买保险的政府外力作用、收入及结构、耕地数量和质量、年龄和文化程度、务农时间、理赔数额等因素;提出积极拓宽农业保险费补贴的资金来源、选择合理的补贴方式、提高资金运作效率的政策建议。     

农户对政府抗灾政策的满意度分析——基于鄱阳湖地区592个农户调查

气象灾害的发生会给农户造成重大损失,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在灾害发生时会给农户提供抗灾政策支持,农户对抗灾政策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抗灾政策的有效实施。选取鄱阳湖地区592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对政府抗灾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三类因素中,户主特征中的户主性别、务农年数、是否从事非农工作,家庭特征中的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外部因素中的获取灾害信息的手段、给予灾害措施的机构以及灾害发生时是否得到资金补贴、技术指导和物质补贴等因素对农户满意度会产生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户口类型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甘肃农民增收研究

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自身发展,农村面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农民外出务工和国家财税政策调整等都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甘肃省农民增收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应将促进农民增收作为甘肃省的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之一,与工业强省地位并列。甘肃省农民增加收入要发展特色农业,发展劳务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素质,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

基于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视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2006—2020年省域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金融支农、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发现：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作用,但存在随区域和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间存在中介效应;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发挥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间接效应不显著,金融支农则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作用中均存在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与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沧源县L村的案例分析

乡村振兴进程中存在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要破解此问题，不仅要从政策、制度等外部方面给予农民保障，更要从农民自身发展入手，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西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所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同样也面临着农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因此，基于沧源县L村乡村振兴的两个案例，用善治理论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六个因素，并提出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农民责任感；拓宽农民参与渠道，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个方面的路径优化策略。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

根据2006-2011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人均贷款额的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效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会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增收起到促进作用,增加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也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部地区除外）,而单纯增加可发放贷款的农村金融机构比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比例、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很有可能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增收,应该提高金融机构发展效率、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和人均贷款额度。     

基于因子分析的陕西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

陕西省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在农村的发展、农民的收入和农业的收成方面都还存在较大的瓶颈。基于因子分析,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机制,通过加大力度支持农村科教文卫事业,保证农业生产资料完善置备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能进一步增加陕西省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从而使之成为真正的农业大省。     

地方政府在农户兼业经营中的责任——对安徽阜南县农村居民的调查与思考

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安徽阜南县三个典型乡镇100户农户,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形式,详细调查了解农户兼业经营现状。结果表明,该地区农户兼业领域广、兼业行业相对集中,农户兼业程度高,兼业人员年轻化,农户兼业类型由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决定,农户兼业水平决定农户收入高低,兼业＂离土又离乡＂特征明显。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进城务工人员文化水平偏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目前制约该地区农户兼业经营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应积极推进农村教育制度改革,减少对乡镇企业发展的干预,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等,促进农户兼业经营,提高收入水平。     

新时代农民生态道德教育初探

对农民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可缺少的一环。生态道德教育是工业革命后逐渐兴起的道德教育活动,是实现农民全面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教育内容包括生态价值观的涵育,绿色消费观的培育,生态国情常识的知育以及生态科技知识的教育。因此,村支部委员会干部要带头践行生态道德活动,依靠农民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使生态道德教育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转变,抓住农民生态道德教育的难点、重点和要点,同时培育农民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生产实践中对农民进行生态道德教育。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性及推动进路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中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如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落后于发展需要,具体表现为：一是管理理念比较落后;二是农业经济管理体系创新力不足;三是重产轻质问题突出;四是工作职能边界不够清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落后,投入标准低、配套设施不完善;二是农村公共服务相对于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在农村教育方面,区域之间教育发展水平仍不平衡。小农户难以嵌入现代化农业进程,主要源于：一是经营规模小;二是资金短缺且借贷困难;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制约了农业发展,表现在：一是传统农作物种植方式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高;二是年老的农民缺乏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且精力有限,导致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状况非常不理想;三是农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难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求。面对以上突出现状,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大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需要优化农业经济管理体系,一要提升相关领导重视程度,二要健全管理体系,三要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四要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在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上,一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二要加强公共服务的相关设备设施、场地等建设,三要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在推进农业科技应用方面,一要重视科研体系构建,二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三要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在当前,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一要加强制度保障,二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一要抓牢教育环节,二要创新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教育机制,三要构建优秀人才回流的动力机制。     

3~4 K温区热阻法温度波动抑制实验研究

基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直接 影响和要素配置的间接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农业保险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渠道提高农民收 入,其相对贡献分别为 ６１．１９％和 ３８．８１％,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整体影响为正,但作用力度较小。要 素配置的总体中介效应显著为正,其中,农业投资和技术进步是农业保险助力农民增收的关键传导机 制。农业保险对不同保障水平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