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回流农民工的多维审视：基于现有研究分析

农民工回流是中国当前人口流动的一种独特现象，回流农民工成为中国城乡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概念界定与群体特征、现象发生与演进趋势、回流动因及影响因素、回流效应与多重影响、身份认同与再社会化、职业选择与未来发展，是理解农民工回流现象和回流农民工群体的六个基本维度。迄今，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既有普遍共识，亦有多元争鸣。随着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诸多关系到回流农民工生活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开始出现，亟待学术界的探索和回应。未来，相关研究应当实现三大拓展，即从现状描述到发展展望的拓展、从宏观分析到微观剖析的拓展、从理论观照到人文关怀的拓展。     

当前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探析与政策建议

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是继"民工潮"之后,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又一引入注目的现象.规模较大的回流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近年来有上升趋势.探析这一社会现象的背后原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体制政策的障碍以及外出劳动力的自身因素等几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扩大城镇就业机会,减少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是有关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之所在.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文化归因还是理性选择: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固守现象的考察

传统户籍制度导致了"堕距城镇化",亦对人口有序流动造成了阻隔。在此背景下,户籍新政策的出台旨在引导农民工落户中小城市。然而,与户籍政策改革的预期不同,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落户中小城市。在目前的城乡户籍层级结构下,就业流向与落户导向相悖的现实以及基于职业特征的理性考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固守农村户籍,农耕文明形成的归属依赖、熟人社会形成的传统支持诉求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固守农村户籍的行为,城市与农村推拉综合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无转换户籍意愿。应缩小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非制度障碍、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以推进这一群体的城镇化进程。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作者认为 ,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 ,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户籍是影响中国城乡流动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 ,它不仅对推拉发生一般的影响 ,而且还使得推拉失去效力。这样 ,中国的人口流动将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 ,是因为流动农民工在长期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心理发生了变形。本文运用生活目标、生活预期、心理定位和生命周期等概念来分析这个过程。     

农民工回流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2004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现象。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自身素质不适应及家庭负担重等被动回流：二是由于国家“三农”政策及建设新农村宏伟目标的吸引等主动回流。无论主动回流还是被动回流都对中国城市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消极影响是不利于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而积极影响则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缓解城市生活环境恶化,促进小城镇发展,有利于城市文化向农村扩展。在正确看待农民工回流对中国城市化影响的基础上,采取正确对策、趋利避害,才能有利于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社会性别理论：女性农民工流动研究的新视角

传统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下,家庭是女性日常生活的核心。但是,最近几十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农村女性大量流向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更多从户籍制度变革、产业结构调整、个体理性选择等方面去解释原因。在这个解释路径中,相对缺失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理论——从社区、家庭和个体三个层面具体探问：社会性别机制如何制约和影响女性农民工流动,反之,女性农民工的流动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又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另外一个解释女性农民流动原因的新路径。     

金融危机环境下农民工回流问题分析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回流现象.本文依据2009年吉林省农民工返乡抽样调查数据,应用微观计量方法分析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和流动距离对农民工回流具有正向影响,务工时间、务工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回流具有负向影响,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农民工回流概率较高;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回流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农民工回流的概率增加了40.46%.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路径分析

立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和现实基础,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寻找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性因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回流型转移：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以人的资本为视角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大资本是决定农民工社会参与能力的关键性生产要素。从三大资本出发,中国农民工城市化有大中城市直接城市化、就地就近城镇化和回流转移实现城镇化三种不同的道路选择。其中,通过促进农民工回流型转移,是不发达区域重新参与人口红利分配,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回流在家乡附近的城镇实现城市化是当前政策跟进的主要路径。这就是中国农民工城市化的主要区域和主要方法。     

河北省省级贫困县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研究——基于邯郸市广平县的调查分析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飞速,农民工源源不断涌入城市,长期以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移居城市意愿在京津冀一体化和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呈何状态、有何变化？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分析问卷数据,分析移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变化,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农民工返乡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思考

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调整和惠农政策的影响是导致2008年下半年以来农民工大量返乡的主要因素。农民工的返乡引发了其收入的减少、子女的上学困难,返乡后的农民工难以适应农村的生存和生活,农民工返乡后给基层政府的治理带来困境。农民工返乡背后所反映的是农民工技能的缺失、农民工创业政策的不完善、土地流转还存在政策上的缺陷、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深化等问题。建议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完善社保制度,使更多的农民工享受到社会保障的权益;降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门槛;采取一些措施消除返乡农民工可能带来的一些治安方面的隐患;规范土地流转制度。     

农民工公共服务歧视性供给现象探究——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

城市农民工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多方面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其主要根源是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普遍标准解决农民工问题,就需要推动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的改革,转变政府治理理念：而“公共服务均等化”意味着政府将致力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动社会管理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治理转变,以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政策演进与措施匹配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但现阶段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表现在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半截子城镇化,真正提高人的城镇化,等等。从整体上来说,城乡一体化建设既要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社保问题及其他新出现的问题,又要通过财税、用工、体制等各项改革,重点解决城镇的承载力与产业支撑问题。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原因及政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已经趋向相对公平,但是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准入、从事行业、劳动工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歧视性对待。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主要在用人单位、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要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用人单位必须转变对农民工的歧视观念,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制度。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农民工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发挥企业工会职能;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逐步消除社会歧视。     

金融危机下留乡农民工流向：“六省十村”的调查

金融危机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滑坡,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我国最大的就业群体——农民工。农民工集中留乡的影响不可低估,农民工再就业问题不可小觑,通过分析全国六省十个村庄的抽样调查数据,展现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留乡农民工的基本流向。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了到城市谋求发展的空间。他们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群体长期以来都游离在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成为我国一大不容忽视的弱势群体。究其原因主要有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桎梏、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立法缺失以及人们的一些思想观念阻碍等多因素共同造成的。因此,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健全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并逐步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理性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重庆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文化冲突调查分析

从2010年8月起,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市范围内正式施行,预计10年实现重庆1000万农民工转户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更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同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群体接触、碰撞,必然会引起自身的不适应和彼此的不认同,甚至引发外在的激烈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尽管具有推动城市发展、促进群体进步以及充当“社会安全阀”等正功能,但它破坏社会秩序、伤害群体心理等负功能,弱化了城市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严重妨碍了城市精神的培养。对此,必须统筹规划、多方努力、协同推进,使尊重农民工、公平对待农民工、让农民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候鸟型生活的终结:农民工择巢命题解读

庞大的"候鸟型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但频繁奔波于城乡的候鸟型生活的艰辛,也带来一些负效应。在城乡统筹深化进程中,农民工是迎接"落地生根"式的市民化还是"还归乡村"以终结候鸟型生活?该命题的解读密码在于:国情背景下"目标城市"的特有命题、与城镇化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与渐进式户籍改革过程;此外,也需理解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病与新农村发展愿景等相关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