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议孙中山民权观

孙中山民权观就其内涵来说,主要有三:“民权”即“民主”,“民权”与民本、重民思想相通,“民权”就是“人民作主”。就其特征而言,主要有六:附会的倾向,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倾向,渲染“民一官”或“主人一公仆”的对立,彰显主人意识、皇帝思想,直接民主倾向,潜在的“子民”思想倾向与集体主义的倾向。由此可以说,其民权观系统化、理论化程度不高。之所以如此,必须同情了解孙中山的真实处境。此外,也要充分估计其合理的价值,尤其是它留给后世以无限思考空间的三大课题:如何整合“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以党建国”与“以党治国”之关系?如何解决大众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建设的关系?      

中国近代民权观念的肇兴

民权观的特性是由国际环境、政治形势、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所决定的。中国近代民权观包括革命派与改良派。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有一系列复杂的前提条件的;民权革命为民主政治建设开辟道路,但不能等同于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建设必须立足本土,适应各民族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需要,适当地借鉴外域经验,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重新整合政治资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这体现在以“民权”为核心的新的国家形态的建立。     

梁启超民权思想论略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巨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民权观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其变法维新思想的核心。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其民权思想。包括民权与国权、君权、女权的关系,民权与自由的关系,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民权与绅权的关系,民权与宪政的关系,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权理论的构建者。     

杜鲁门与黑人民权

杜鲁门在推动黑人民权发展方面作了大量的努力和贡献。杜鲁门早年的政治经验和政治信念、对黑人民权和美国政治体制的理解 ,以及国内外形势对他在民权决策上的压力 ,是他本人及其政府在黑人民权上采取突破性措施的重要原因。杜鲁门政府的民权政策不仅推动了黑人民权的发展 ,使黑人民权问题提上了联邦政府的议事日程 ,而且也证明了联邦对民权问题的干预不会使事情恶化 ,反而有利于事情的好转。     

论戊戌变法后的维新派民权思想

维新派的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适应了近代中国政治和民族救亡的迫切需要。戊戌变法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并没有消亡,他们依然高举自己的民权旗帜,在总结变法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权思想的内涵。他们不再沉湎于就政体变化的角度来奢谈民主,而是将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国民看作立宪政治的基石;不再借助于圣人的权威来宣扬参与政治改革的自觉性,而是直截了当地倡导自由平等,要求树立"新民"榜样,阐明了国民参政意识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清末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中民权主义的勃兴。     

论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

维新派的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 ,适应了近代中国政治现实和民族救亡的迫切需要。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民权思想并没有消亡 ,他们依然高举自己的民权旗帜 ,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权思想的内涵。他们不再沉湎于就政体变化的角度来奢谈民主 ,而是将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国民看作立宪政治的基础 ;不再借助于圣人的权威来宣扬参与政治改革的自觉性 ,而是直截了当地倡导自由平等 ,要求树立“新民”榜样 ,阐明了国民参政意识对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 ,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清末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中民权主义的勃兴。     

对我国党权、民权和政权关系的认识

相对于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权而言,党权、民权和政权可以称之为"大三权",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政权是实现党权和保障民权的制度形式,民权是党权和政权的基础和目的;民权监督党权、党权指导政权、政权促进民权.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大三权"的关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民权到民生——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法理逻辑演变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寻求社会变革的文化资源和理论依凭的历史.借助中国古代的民本观念,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围绕救亡图存进行了关于民本观念的民权化改造,意欲以民权改良或者变革近代中国,但其目的并没有实现.到了现代中国,已有的文化启蒙奠定了某种形式的民众根基,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们(主要是共产党人)凭借初步民权观念,以民生为本,领导了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初步成就.从民权信仰再到民生理念,一种内在一致性的法理思维逻辑在演绎.特别是民生理念,奠基于新民本观念之上,糅合民权观念,从而构成一种新的与以人为本相呼应的法理理路.     

民生的法哲学之维——历史的视角

民生的出场是历史选择的产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围绕救亡图存进行了关于民本观念的民权化改造,意欲以民权改良或者变革近代中国,但其目的并没有实现。到了现代中国,已有的初步文化启蒙奠定了某种形式的民众根基,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凭借初步民权观念,以民生为本,领导了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初步成就。从民权信仰再到民生理念,是一种内在一致性的法理思维逻辑演绎。     

民国时期民权观念的变迁:1919年和1934年《县自治法》之比较

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分别于1919年和1934年制定《县自治法》,这两部法律在法律用语、自治事项的范围和议会选举权上的差异体现了民国时期民权观念的变迁。自治法规的差异和民权观念的变迁,既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自身性质有关,又与民权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程度有关,还与这两个时期的民权实践有关。两部《县自治法》的对比,也说明立法是一项涉及诸多层面的系统工程,传统制度与传统文化、立法者自身的立场、观念和价值追求以及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都会对法律内容的民主性、科学性和进步性产生重大的影响。     

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纲领的形成——“大民族主义”之文化革命纲领

1895年《马关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了“大民族主义”的文化革命纲领,它已经包含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民权学说和科学救亡思想,表明旧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已经形成。     

论罗马市民权的观念和实践

现代国籍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罗马的市民权制度。罗马人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实力,实行灵活多变的市民权政策,在早期法中居住在罗马是取得市民权的关键,随着罗马的强大,附加于市民权上的利益不再轻易赐予外邦人,实行比万民法更加严格的血统规则。共和末期始,基于增强军事实力和控制被征服地区等因素,罗马人开始授予外邦人市民权,并且允许双重市民权。212年安东尼努斯敕令授予帝国境内一切自由人市民权,此后移居帝国境内的野蛮人虽没有被正式授予市民权,但事实上享有之,并允许他们保有故国的市民权。我国可借鉴罗马人的经验在合理的限度内实行双重国籍制度。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轨迹探因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的产物 ,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 ,它既具有回应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爱国品性 ,又具有吸收和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属性。它的演变历程对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机 ,呈现出由钦羡到议论 ,由民主改良尝试到民主革命实践的阶段性和高潮起落。对民权的阐释亦由“人民权力”回归到“人民作主”的本来内涵 ,民权的外延由部分参政权延伸到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人权 ,最后出现了主权与人权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论。由于近代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紧迫性 ,使近代民权思想呈现出某种现实功利主义倾向 ,民权思想的演变规律因而呈现出由表象———神髓、制度———精神、议院———民权自外而内的特殊逻辑 ,民权思想出现了民主与民权第一性第二性的分歧 ,最终形成一种不完整的中国式民权思想 ,使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迂回曲折、持久缓慢     

清末民权思潮的三种范式

在清朝末年的立宪和革命运动中,存在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统治者三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其中革命派所关注的民权主要是民族的平等权和生存权;立宪派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上层的参政权;清政府所关注的是君主的大权不受损害,臣民的权利不过是君主大权的装饰品而已。     

试析明末清初的民权思想

明末清初思想家在批判君主专制合法性,反对君权任意侵害民众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民权思想,阐释了民众利益符合天理,肯定人民利益追求的正当性;论证所主张民权思想的合理性,并设想通过改革封建专制制度,限制君权,来保障民权的实现。     

试论罗斯福"新政"与黑人民权问题

罗斯福政府并没有给予黑人真正的"新政",也没有为促进黑人民权的发展采取重大举措。但是罗斯福政府在大萧条时期所采取的救济措施,以及联邦政府扩大对黑人知名人士的任命,使黑人看到了民主党统治下的联邦政府可以成为黑人争取民权的工具。罗斯福"新政"也因此改变了多数黑人在政治上的政党选择,对日后美国的政治生活和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权与人权:区分及其意义

现代国家的人权与中国古代的民权有三点差别:其一,主体不同,民权是百姓之权,是“下层”的整体权利,与其对应的“上层”权利乃至君权也是整体权利。人权是个体的、分散的权利,其对应面有他人权利,但主要是国家权力,后者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分解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权力。其二,内容不同,民权是含糊有限的,主要指生存权等私权利。人权则既包括生命权、财产权等私权利,也包括选举权等公权利。民权不完全是权利,有时也是权力,而人权仅仅是权利。其三,来源不同,人权是天赋的,有权源的特征,国家权力源于无数个体的授权。“民权君定”“君权神授”,君权是一切权利和权力的源泉,争民权可能是争人权的初级阶段。     

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公民权利的觉醒与行政体制的改革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漫长、全面、深刻的转型期,虽然转型的道路曲折、迂回,但历史发展的方向却是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民权意识的觉醒,公民参与已经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作为对民权觉醒的回应,公共管理者必须要体察民生、民情、民心,不断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巩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邓演达的“平民革命”与中共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纲领的比较

从大革命失败到邓演达先生牺牲时为止,邓演达在反蒋斗争和组建第三党的过程中,与中共分道扬镳,在有关民主革命理论和政治主张上与中共有着多方面的矛盾冲突,并互相公开批评,争论也为之激烈.为此,本文拟就邓演达与中共之间的矛盾的根源作一些探索,以供学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