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与“不安伦理学”——重新思考晚期福柯的主体观念

在福柯生命晚期,他曾以“说真话”为主题探讨了古希腊哲学的主体与真理模式。本文通过回应三个问题来推进当前对该话题的讨论：第一,福柯是怎么讨论“说真话”的？第二,如何在福柯总体思想框架里理解“说真话”问题？第三,“说真话”问题反映了福柯怎样的主体伦理学？对此,本文的论点是：第一,福柯对直言的讨论侧重伦理维度,特别是以苏格拉底式直言和犬儒主义直言为典型的伦理直言,突出了对伦理区分原则的关注;第二,“说真话”问题是福柯思想脉络在晚期的一个延续性发展,是其思想焦点的一次调整而非断裂;第三,“说真话”问题是福柯一以贯之发展的“不安伦理学”的一个体现,反映了他批判的、拒绝的、反抗的、违犯的主体观念。     

近年来若干语文工作者排斥“文法”改称“语法”的调查研究

陈望道、吴文祺、邓明以等三位同志提出文法学科以“文法”为定名的主张以后,引起了语文学界的广泛兴趣和重视。几个月来上海语文学会组织了多次的讨论。在讨论会上双方就关于文法学科定名的一系列问题,如文法学科定名有没有统一?要不要统一?以及如何统一?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辩。前一时期的讨论颇为顺利,澄清了不少模糊认识,也解决了不少基本问题。但是后来文法讨论却为反复称述一种事实的方法所阻塞。因为有些主张用“语法”的人反复称述近年来部分语文工作者突然多用“语法”的事实,特别是王力、吕叔湘等人原来都用“文法”的也都改用“语法”了的事实,把那事实尽力铺张,说成可以作为已经约定俗成的证据,不管主张采用“文法”的人说什么,说过去是“文法”占优势,还是说现在哲学、文学以及其他各界也还     

万斯洛夫美论述要

苏联美学界在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两个主要派别:“自然说”和“社会说”。我想在本文中介绍一下苏联“社会说”的主要代表万斯洛夫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基本观点。     

关于“双语”教学的思考

一、引言在展开命题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民族教育”和“双语”两个概念,或说对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界定一个范围。“民族教育”这一概念,当前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看法尚未统一。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只有用少数民族语文授课的教育才可称谓“民族教育”;一种认为冠以少数民族族名的学校方可谓“民族教育”;第三种则认为“民     

“妙悟”探源——读《沧浪诗话》札记之二

《沧浪诗话》是南宋诗坛上一部自成体系的理论著作。它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而要着重讨论并解决的基本问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二是怎样才能产生出这样的好诗来。对前者的答案是“兴趣”说,它构成了《诗话》鉴赏论的核心;对后者的答案是“妙悟”说,它形成了严羽诗歌创作论的基础。关于“兴趣”说,我已撰文论述,这里想进一步探讨其“妙悟”说及有关问题。     

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论的剖析

近年来社会各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就当代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问题的研究,讨论特别热烈,什么新阶层、新结构、新群体,真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总体来说,认为自1956年到1978年前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那么这一说法源自哪里,有人说是从苏联搬来的,有人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为了弄清这一理论问题,我们查阅了有关的文献资料,认识到“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论说法确实是不符合实际的,应当给予正本清源。     

关于“异化”是否即矛盾规律的对话

张文:老李同志,最近在理论学习和讨论中,围绕着“异化”是不是矛盾规律的问题,我有三个问题搞不清楚,请你作些解释好吗?李武:好,我们一起讨论。你有哪三个问题搞不清楚呢?张:我搞不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叫“异化”?能不能先给“异化”概念下一个定义?然后大家根据同一个定义来讨论它是不是矛盾规律,免得各说各的,莫衷一是。李:让我先听听你对“异化”的定义有些什么看法好吗?张:我对什么叫“异化”还搞不大清楚。不过,看到有人在文章中这样说:“究竟什么叫异化?打个比方说,一个母亲生了个儿子,她很心疼,很爱,辛辛苦苦地把他培养大,教育大。可是这个儿子慢慢长大后,成了一个逆子,不仅不受母亲管,倒过来管他的母亲,欺侮或者虐待母亲。儿子不认他的妈.把母亲当外人甚至敌人。母亲也觉得儿子不象她的儿子,成了家庭里面的异己分子。这个过程用哲学的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主客观问题研究

在“不法侵害”中存在着两个主客观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法侵害中的“不法”系指主观的不法还是客观的不法;一个是对“不法侵害”的认识系指主观的认识还是客观的认识。在以往对正当防卫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将二者合二为一加以讨论,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分。本文中,笔者将二者分开进行探讨,主张在第一个问题上采取客观说,在第二个问题上采取带有客观性的主观说,试图为实践中对于“不法侵害”的认定提供更加明晰的依据。     

人学本体论的重建——许苏民著《人文精神论》读后

若干年前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曾经喧动一时,至今其声响似已相当遥远。究其原因,这场讨论尽量触及到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问题,然其讲座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就“文化”而言文化,而忘记了文化须有其哲学的根基。换言之,其实文化问题的深入讨论,最后必着眼于对其哲学地基的清理。就这种意义上说,当年的“人文精神”讨论虽然热闹,却流产了。然而,这场讨论却刺激了一位思想者的深思,多年以后,他将对这场讨论的思考结果写成了一本大书—《—人文精神论》。《人文精神论》与其说是当年“人文精神”讨论的延续,不如说是对这场讨论的…     

评“两重天”与“两重性”说——与李锦全、沈定平两同志论农民领袖的天命思想问题

《学术研究》组织对农民领袖天命思想问题的讨论,持续几将两年了,讨论中李锦全同志提出有“两个阶级两重天”说,沈定平同志则有天命观“两重性”说。奉读后,颇觉不以为然,为此,我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参与讨论的诸公. 我的基本看法且从两个公认的事实谈起。既然讨论是以肯定农民领袖有天命思想为前提,且终还是沿着“奉天承运”的轨道滑下去,那么,这一历史现象为何如此一再重复?只归因于地主阶级天命观的腐蚀,归因于农民领袖不具备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以他们无法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或者干脆一口咬定“劳动人民所以有天命迷信思想,主要原因不在本阶级,而在统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

关于历史是谁创造的问题今年来,学术界一些同志对在七十年代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天才论”的斗争中,所肯定的“奴隶们创造历史”说,提出了质疑,并由此对历史是谁创造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不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而是整个人类创造历史。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历史不是整个人类创造的,而是奴隶们即人民群众创造的。双方争论焦点在下面几个问题上:     

要全面理解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

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恩格斯、斯大林给政治经济学对象所下的定义,进行了热烈地讨论。由于这两个定义在文字上表述不同,就产生了对定义的不同理解。其中之一,说斯大林的定义不仅“是从恩格斯的定义后退了”,而且“是后退了两步”,说在我国经济活动中“许多含混的、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论点,都是由此引出的”。对斯大林的定义持否定态度,这是当前经济理论界在讨论经济理论问题中片面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剩余价值规律是价值规律的具体化——与韩志国、许伟光两同志商榷

在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过程中,出现了如何认识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的关系的不同意见。比如,韩志国同志认为两者“是一个规律而不是两个规律”;许伟光同志“则不敢苟同”。我认为,既不能笼统地说两者是一个规律,也不能断然说两者不是一个规律。价值规律既然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当然也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经济条件,价值规律就具体化为剩余价值规律。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关于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问题。许伟光同志不同意两者是一个规律的论据之一,就是认为两者产生的基础不同。他认为,一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是“社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中介发现与推进

本文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中介问题,分析了“政治文化”中介说、“想像政治”中介说、“仪式”中介说的各自贡献与不足,提出了“想像政治”的中介说,认为这一中介观能够更加充分地尊重文学的审美规律,体现与突出文学的主体地位与超越性.     

苍头军非奴隶军辨

在讨论古史分期的有关论文中,不少史家都主张苍头军为奴隶军。赵俪生、王思治、张恒寿诸先生在其所著论文中就曾指出过,而且赵先生曾做过具体论证。我以为这一问题关系到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现在试在赵先生论著的基础上进行讨论,错误之处,敬请教正。从广义的“苍头”一词的含意来辨明苍头军非奴隶军“苍头”一词,和“黎民”、“黔首”相对称,“名奴为苍头”兴起为时较晚,见于“后汉书”及其他史籍者很多。东汉许慎在“说文”,“艸部”、“苍”字条下说:“苍、色也,从艸、仓声”,却未曾提到“     

邓小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同志不愧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当真理标准讨论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 同志说:“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因为有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引发的。“两个凡是”这种观点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判断一切理论上、方针政策上的是非标准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领袖的决策和指示,当成判断一切理论是非、方针政策是非的标准,即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种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它理     

从一九八四年关于古代社会性质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的两个观点说起

<正> 关于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理论研究,最近几年有了明显的进展。如果把这种进展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也许可以说,这一研究的出发点,确实是认真地从“原则”转移到“事实”上来了。至于说到这种转移的程度如何,那当然是一个应该继续讨论的问题。本文无意对一九八四年关于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理论研究作一全面评论,仅仅想围绕其中的两个观点谈一些看法,并就这种理论研究的出发点问题继续提出意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论战述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论战,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论战的两极是“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对立。这场论战事实上进行了两个讨论：一是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一是关于“全盘西化”观点的讨论。今天研究这一历史上的论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争论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６日,陈立夫在南京市政府扩大纪念周会上发表题为《文化建设之前夜》的演讲。他说：“吾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     

湖北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组讨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

最近,湖北省经济学会政治经济学组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会上对几个问题的讨论情况如下。一、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与会同志认为,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说成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说成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作用的结果,这是极端荒谬的。所谓“生产关系的社会化”,是一个虚构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只有生产社会化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劳动社会化或劳动过程的社会化、生产力的社     

坚持=发展=突破

在讨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这一问题中,我感到一些提法是不很确切的,至少是可以继续商讨的。例如: “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这是相当流行的提法,也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坚持与发展是两回事。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不是说了“一”,丢了“二”;恰恰相反,他讲“坚持”,就内含了“发展”,甚至可说即是发展。他经常强调,要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