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人入仕途径考析

唐代商人入仕与前代相比较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入仕多门。唐前期商人入仕途径主要有捐献财物、出任"斜封官"、以捉钱令史入仕、告密及受人提携而入仕;唐后期商人则可以通过"私觌官"制、朝廷卖官令、军功、科举、方镇辟署以及贿赂等手段跻身仕途。唐代商人入仕途径的演变既反映了唐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彰显了他们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入仕特色。     

唐代商人婚姻发微

唐代士族与新兴贵族均不屑与商人结为婚媾,表明商人与社会上层联姻之难;中唐以后民营妓馆日趋兴盛,娼妓随之渐趋向近代意义的妓女转化,商人在与娼妓通婚的同时也彰显了自身之贱;在以上商人婚姻两股细流而外,与地位相同或相近之人联姻则是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婚姻的主流。唐代商人婚姻状况是商人阶层弹性较强的体现之一。     

良医·良吏：从《梁师亮墓志》看唐代医官的来源

《梁师亮墓志》对于研究唐代医官的身份来源及其入仕迁转的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梁师亮墓志》与《梁师暕墓志》互证,可以比较清晰地还原梁氏家族的世系关系。志主梁师亮先以东宫左春坊“别教医生”的身份获得出身,最终通过尚书省吏部的选拔考试。入则良医,出则良吏,本应成为医官的他最终却选择放弃医官一职而走上了另一条入仕道路,反映出唐代对医者入仕之途的限制。此外,根据墓志等资料发现,唐代医官的来源主要有医学生考试通过者、医举及第者、民间医术优长者、为幕府辟署者以及流外入流、进献仙草等。     

唐代商人经营方式的若干变化

唐代商人经营方式的若干变化薛平拴商人经营方式的演变和发展，是历史发展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与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交通等状况都有密切关系，而这种变化和演变又必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研究商人经营方式的变化很有必要．本文试就唐代商人经...     

从敦煌遗书看唐代庶民教育

唐代存在两种教育目标完全不同的教育,一类是文人教育,目标是使受教者具备入仕的基本德行与主要才能;另一类是庶民教育,目标是使受教者具备做人的基本道德与生活的基本知识。通过敦煌遗书中的童蒙读物考察唐代庶民教育,其内容具有通俗性、综合性、实用性的特点。从敦煌遗书中的学郎诗与唐代文人儿童诗的对比可看出唐代的庶民教育对庶民诗歌创作的直接影响,这也是唐诗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现代视角下的唐代女装与当代女装

唐代多元化、世俗化的文化,孕育山中国服装史上独树一帜的女性服饰审美文化。当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多元化＂、＂世俗化＂特征,在精神上与唐代审美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是传统审美文化资源在当代服饰语境中的有效利用。     

唐宋书法观念研究

唐代、宋代的书法观念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书法观念的典型代表,二者之间又有颇为明显的异同之处。正如常人所说的＂唐书法＂就是说唐代书法对于字体规范、风格法度有着严密的内在要求,其实由于科举进仕的需要以及宋人文化素养的普通提升,宋代文人对＂法＂也有着自觉地遵循。同时,在宋代还大量出现了＂游与艺＂、＂以书为乐＂等更为轻松的书法观念。     

唐代诗人对《风》《骚》语典接受之管窥

唐代诗人熟谙《风》《骚》中的词语、语句及典故,在诗歌创作过程常常会为诗人所接受,成为自己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发挥文学的积极作用。大凡唐代诗人,没有一个未受过《风》《骚》精神的熏陶。在他们的诗作中,人们总是可以或多或少地见到《诗经》与《楚辞》语典之身影。唐代诗人对《风》《骚》语典的接受极其认真、普遍而广泛,犹如江海,不胜尽勺。仅举《诗经》＂飞蓬＂＂黍离＂＂甘棠＂与《楚辞》＂摇落＂＂惆怅＂＂木叶＂之部分语典,粗窥唐代诗人对其接受之概况,以收管窥见豹之效。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进行的分析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是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但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在证实逻辑的指引下,很多研究以证明责任制度实施司法效果和功能发挥为依归,对现有理论和制度进行修正或批评,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证明责任制度的一些痼疾。实质上,＂证明＂并非只有＂证实＂一途,＂证伪＂同样是＂证明＂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我们将研究范式由＂证实＂转向＂证伪＂,极有可能为制度的反思打开新的窗口,继而为制度的重构开辟新的路径。     

论唐代的胡商

在唐代商人阶层中，胡商队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唐代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社会安定，水陆交通空前发达；唐政府又执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重视同周边各少数民族及外国的通商互市。这些有利因素，为唐代胡商提供了良好的经商环境。胡商在唐代的空前发展，有力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联系，加速了民族融合进程。     

唐太宗李世民公文文风辨

对唐初文坛华艳的文风,历来研究者们都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这种文风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文章也是华靡浮艳的。其实,唐太宗喜好美文不假,他的文学作品中也确实有风格卑弱之作,但其公文作品风格却比较质朴,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太一样。从公文内容与写作特色等方面对李世民公文文风的辨析,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唐代公文处理制度考略

唐代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文处理制度 ,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公文处理工作网络 ,并通过法令的形式保证了其贯彻执行 ,这对唐代政治的清明、高效以及政令的畅通 ,具有相当积极的影响。唐代能够形成我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几个所谓“治世” ,完善的公文处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德与周代选拔官吏政策

当我们从政治伦理标准的角度出发 ,将目光凝聚到周代的选拔官吏政策上 ,则不难发现 ,其显然受德的影响。德与选拔官吏政策的结合 ,是周代严格宗法制下 ,有效选拔官吏、使之在政治上获得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明古以鉴今 ,对周代受德影响的选拔官吏政策的探讨 ,对现阶段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 ,不无裨益。     

试论唐代朝廷对官员经商所采取的对策

唐代官员经商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有效统治。因而,唐朝廷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解决官员经商问题。其具体举措有：禁止官员与市场、商人接触,禁止官吏兼营商业,禁止官吏家属或其部人经商。但其收效却微乎其微。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使之能对现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唐代一桩贪污案始末分析—从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严砺文》说起

两《唐书》对严砺贪污案有涉及,但只是一个大概而已。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严砺文》首尾俱全,对严砺贪污案记载得十分详细,从中可以了解唐代弹劾文的结构情况、官府之间公文的运作经过、裁判劾奏案件的大概程序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桩贪污案始末的分析,可以看出唐代中后期吏治的腐败情况及宪宗朝对官吏贪污行为的惩治情况。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国学选士与稷下养土、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鸿都门学文学取士、宋代熙丰舍选与明清监生出仕等基本阶段;而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官学取士与其他选士制度的关系类型也各不相同,西周以国学选士为主体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察举诸科并行,隋唐以降则官学课试与科举铨选逐渐结合;同时,随着中国古代官学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古代官学选±又表现出国学选士、太学射策、熙丰舍选、伎术人流、监生出仕等具体形态。     

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民族史记述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正史中的民族史撰述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正史的民族史记述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民族史记述成为各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二是民族史记述范围扩展;三是记述方式有所改进、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分争的表象下,史学有着加强民族联系、实现民族统一的内在要求.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基本成为人们共识,对巩固统一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接触的增多和联系的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理论认识有了深化.民族关系的思考主要关注两点:一是宣讲以夏变夷的责任及意义,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方略.     

唐代祭天功能探析

唐代频繁的祭天之礼能够申明其政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可以强化皇帝专制的至高无上,能够表明其统治的存在与粉饰太平,从而在文化上维护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唐代,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中大部分人还处在相信神灵的阶段,祭天之礼可以约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专谨行为,关心民生。唐代祭天之礼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促进了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认同,使唐代成为中国文化大一统局面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