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礼法结合对社会的多元建构

汉代的礼法结合不仅表现在思想和制度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法律的具体运作过程中,而这种全方位的礼法结合的生成也是多方面的作用力综合影响的结果。乡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和国家相配合塑造了汉代的法律以及礼法结合的法律运作模式。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

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都要涉及酷吏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把酷吏问题作为武则天“残忍”的依据，从而得出武周社会“黑暗”的结论。本文全面考察了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认为武则天并非始终器重酷吏，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武则天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指出用酷吏问题来否定武则天是不恰当的     

传统社会和文化——以汉代孝亲案件为例的考论

和文化是传统社会一个重要的历史存在,也是法律原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孝文化是传统社会和文化最基本的情伦性格。汉代以和为命题,把孝亲作为法律的宗旨,视孝亲为和文化的情感基础,符合以往历史的规律和汉初现实的需要。汉代在和文化的司法适用上,以孝断狱、春秋决狱作为重要司法原则,立孝于民、因孝免罪、严惩不孝的案例被不断援引,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和文化的智慧是融通情理法,全面整合各种关系从而达至和谐,和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武周时期的酷吏

武周时期曾出现过不少酷吏。关于武周酷吏的定位 ,不仅影响到对武则天的评价 ,而且关系到如何认识武周社会。武则天是个铁腕人物 ,她为了打击政敌 ,巩固地位 ,不惜重用酷吏 ,制造冤狱 ,但这并不能说明她生性残忍 ,“阴鸷好杀”。酷吏是上层统治者之间矛盾和斗争的产物 ,他们的大量出现只是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一系列混乱 ,并没有影响到武周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是复杂、多层次的,一方面,由于身处专制的男权社会以及礼教思想的渗透,家庭中"男尊女卑"已开始明显;另一方面,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由于其扮演的角色以及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母亲的法律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女性.     

从“道法自然”看长安文化的天人和谐观

汉代是长安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而道家文化又是长安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自然观方面,道家文化"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天人和谐观念,成为长安文化中顺应天时、保护环境的思想基础.汉代传世文物四神瓦当和彩绘雁鱼铜灯充分显示了汉代长安文化中"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观,对目前"共建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易学与秦汉思想文化形态的演变

秦汉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是什么,或者说秦汉思想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没有一贯之道？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和深入探讨的重大学术课题。从先秦诸子到汉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缺环或断档,前后难以联贯起来。所以,我们只能讲先秦诸子思想和汉代思想,而汉代则...     

权威与说服——儒家化在汉代立法修辞上的体现

法律儒家化是中华法系的基本格调,儒家化的立法思想对封建中国的政治模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的立法修辞同样受到儒家化的影响,汉代诏书的立法语言直接援引儒家经典,语体风格典雅弘奥。儒家化后的汉代立法修辞呈现出立法权威叠加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特征。儒家化对汉代立法者权威身份的加强,成为立法修辞中的积极因素,更有利于达成说服的修辞目的。汉代立法修辞依赖三种权威叠加所达到的说服效果,一定程度上也可为我国当前的立法修辞所借鉴。     

试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根源——以生产方式及思想文化为视角

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以农耕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应为其物质根基,尤其是西周及秦汉间土地制度的变迁也对养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学之主流地位在汉代的形成与巩固,则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主要文化驱动力。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汉代宫廷的“小儿官”

题东汉学者卫宏撰《汉旧仪》卷上说到＂小儿官＂职任。＂小儿官＂是内廷近侍身份,有＂持兵＂＂侍宿＂的责任。在特定情況下,可和帝王保持极其亲近的关系。作为能够提供反映当时内廷制度以及未成年人生活情状的信息,＂小儿官＂应当为官制史、宫廷史和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者关注。＂少为侍中＂史例,值得讨论＂小儿官＂时重视。有些被史家归于＂佞幸＂者的事迹,亦符合有关＂小儿官＂的记述。＂小儿官＂作为特殊的历史角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复杂情状。而对于汉代一些特殊的未成年人的生活情状和政治责任,也能够得以说明。     

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司之争

唐代自进入中后期,翰林学士的政治角色日形重要.学士负责起草诏令,又参决军政机密事务,分担了宰相部分职权.宦官北衙的势力兴起,虽操纵君主废立命运,然而草制宣诏的合法化过程,同时亦强化翰林机构的议事渠道,形成一股新兴的抗衡力量.北衙宦官对翰林采取强烈制控,由委任翰林亲信,到设立宦官专职的翰林学士院使,均旨在纳入内廷诸司的监控范围.文章在前人研究翰林学士院职掌的基础上,对唐中后期翰林于南北司的权力格局之中,如何层累衍生学士、承旨和使职名目,稍作补充.     

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其位处官僚结构底层,向为治秦汉制度史者所忽视。通过对百年（1914-2011）来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之综述,指出目前汉代少吏诸多方面亟待学者深入探讨。如汉代少吏的历史沿革,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分布状况,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各级官僚、豪族、宗族）的互动关系,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等。汉代少吏是一座亟待学者挖掘的矿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汉代少吏选拔资格考述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代政府不仅从制度层面保证了汉代少吏的升迁渠道,而且为确保少吏队伍的基本素养,从用人源头上对少吏群体的选拔资格予以严格规定和限制,主要有五个方面：家赀限制;年龄限制;道德和才能标准;文字知识和晓习律令的方面限制以及对特殊群体的限制,即赘婿、贾人、吏坐赃者及其子孙.严格的选拔资格保障了汉代少吏的整体素质,从而为汉代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吏治前提.     

从《汉书·刑法志》看西汉的德治与立法

<汉书*刑法志>内容主要是关于法的起源、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及其变革的概况,尤其是关于前汉以来各个帝王刑罚改革的情况,其理论基调对后世史书"刑法志"各篇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书*刑法志>不但是我们研究汉代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也是研究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要资料.     

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

从文武官职的角度看,"军将"、"武臣"、"武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多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但"军将"一词北魏后内涵有所扩展,亦指中央与地方军队的统帅。"文官"与"武官"之称从东汉开始普及,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两汉存在"文吏"与"武吏"的对举,所指侧重地方的基层吏员集团。从文武群体的角度来看,汉代以后,从军队出身、以武功扬名者渐渐被视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常被称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将",他们多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比较固定的特征。文人群体常被称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尽管诸词所指人群掌握的知识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和武人群体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汉代造物设计地位锥指

造物设计就是治国;治国就是设计。设计从来没有像汉代社会这样突出而富有意义。在中央,有少府掌管各种造物部门、工艺作坊与工场。在地方,有郡县工官设置;造物设计被纳入封建伦理与礼乐制度的范围之中。就造物设计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作初步论述,以期探明汉代设计艺术兴盛与辉煌背后的社会历史要素,以期唤醒当代社会对设计艺术的高度重视。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官学选士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国学选士与稷下养土、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鸿都门学文学取士、宋代熙丰舍选与明清监生出仕等基本阶段;而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官学取士与其他选士制度的关系类型也各不相同,西周以国学选士为主体汉代太学射策课选与察举诸科并行,隋唐以降则官学课试与科举铨选逐渐结合;同时,随着中国古代官学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选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古代官学选±又表现出国学选士、太学射策、熙丰舍选、伎术人流、监生出仕等具体形态。     

论《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

关于<左传>中所记述的世卿,自汉至清的历代学者,都以乱臣贼子视之,因此,对<左传>褒赞鲁国世卿季平子的记述大加批判.这是在<公羊传>"讥世卿"的经学思维下对<左传>大义的误读.近代有学者认为<左传>作者有"尊季氏"的倾向,故书中多有袒护季氏家族的言论,然以全文观之,并不尽然.<左传>记史,并非以一种绝对的是非观去看待一个阶层或一个人物,而是在具体的史事中体现其思想.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行为,作者或据周礼批判其行为,或据事实反思周礼的弊端,体现了剧变时代史家的思想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