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酷吏"辩诬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因《旧唐书》的记载而有"为政残酷"之名,后人大多因袭其说,至今犹然。本文在吸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衢州的地方史料,并结合当地人民生活之实迹,辨杨炯"酷吏"之诬而还其为政循良之实,并简要分析了杨炯之所以有"为政残酷"之诬名的原因。     

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

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都要涉及酷吏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把酷吏问题作为武则天“残忍”的依据,从而得出武周社会“黑暗”的结论。本文全面考察了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认为武则天并非始终器重酷吏,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武则天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指出用酷吏问题来否定武则天是不恰当的     

试论武周时期的酷吏

武周时期曾出现过不少酷吏。关于武周酷吏的定位 ,不仅影响到对武则天的评价 ,而且关系到如何认识武周社会。武则天是个铁腕人物 ,她为了打击政敌 ,巩固地位 ,不惜重用酷吏 ,制造冤狱 ,但这并不能说明她生性残忍 ,“阴鸷好杀”。酷吏是上层统治者之间矛盾和斗争的产物 ,他们的大量出现只是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一系列混乱 ,并没有影响到武周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汉代官员的休假与退休制度

官员为政期间的正常休假和年老退休 ,是我国自古至今官员所享受的基本福利待遇和国家对官员的一项管理制度 ,这两项制度的正式形成和普遍推广实行 ,始于汉代。正是这两项制度的普遍推行 ,才从人事管理制度方面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蓬勃发展。     

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述评

汉代是伦理与制度整合的关键历史时期,其所确立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格局对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因此以年代为序,对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的研究情况作出梳理,在充分肯定前人成就的同时,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作必要的分析是有一定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汉代的选廉制度

汉代统治者将其倡“廉”主张具体化为一系列的选廉制度。其中“察廉”是长官擢升廉洁属吏的科目,而“孝廉”则是面向全体吏民选拔人才的科目。由于汉世执行选廉制度具有法律强制的性质,故有效地保证了廉选的质量。这些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不无借鉴价值与意义。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汉代情诗浅探

汉代情诗在继承《诗》、《骚》传统的同时 ,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 :一是乐观的心态 ,完美的感情 ;二是坦露的表达 ,热烈的追求 ;三是纯洁的心灵 ,刚烈的性情 ;四是对夫妻之情的倾诉 ,对家庭幸福的歌颂     

“汉代文学自觉说”再议

"魏晋文学自觉说"似乎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早在汉代已有多种迹象显现文学的自觉。汉代个人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的自觉;各类文体的分科与发展;文学理论的意识和批评的进步三方面,体现了"汉代文学自觉说"的合理性。     

汉代边塞的档案管理--以居延边塞为例

汉代实行郡国上计制度,规定地方郡国每年、边郡每三年向中央上报由本行政区域的各类档案汇集而成的计簿,作为中央考核地方政绩的依据。郡国用于上计的档案是由县、乡各级地方行政逐级上报汇总而成的。而汉代边塞的档案管理制度则是上计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边塞档案管理制度在边塞行政中的首要任务和作用。     

汉代宫廷的“小儿官”

题东汉学者卫宏撰《汉旧仪》卷上说到＂小儿官＂职任。＂小儿官＂是内廷近侍身份,有＂持兵＂＂侍宿＂的责任。在特定情況下,可和帝王保持极其亲近的关系。作为能够提供反映当时内廷制度以及未成年人生活情状的信息,＂小儿官＂应当为官制史、宫廷史和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者关注。＂少为侍中＂史例,值得讨论＂小儿官＂时重视。有些被史家归于＂佞幸＂者的事迹,亦符合有关＂小儿官＂的记述。＂小儿官＂作为特殊的历史角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复杂情状。而对于汉代一些特殊的未成年人的生活情状和政治责任,也能够得以说明。     

从《汉书·刑法志》看西汉的德治与立法

<汉书*刑法志>内容主要是关于法的起源、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及其变革的概况,尤其是关于前汉以来各个帝王刑罚改革的情况,其理论基调对后世史书"刑法志"各篇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书*刑法志>不但是我们研究汉代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也是研究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要资料.     

屈原情结的汉代嬗变

作为一种普遍而深刻的心理留存,屈原情结对汉代文人的人格与创作的影响不容忽视.它萌生于商周之际,型塑于屈原,嬗变于两汉.从外放到内敛,从对抗到顺应是其嬗变的总趋势,而逃避、执著、超越则是其分化出的三种心理流向.     

论汉代的大一统观与汉赋包揽宇宙的快意

大一统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汉赋作家的审美追求。汉赋在审美取向上追求大、奇、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家使用了虚构、想象、夸张、铺陈等手法。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大、奇、丽,则不能不承认它给读者带来的感官愉悦。这些美学追求与帝王的一尊和大一统的文化精神密切相关。这种“天人合一”观,直接影响了我国传统不同的写作理想追求,从理论上为传统写作的艺术相通铺平了道路。他们极力捕捉和表现现实中的重大物质对象,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向人们展示更为宏大的、没有限制的想象世界,而这种审美取向追求以及方法的运用,都与大一统观念密切相关。     

道家思想与汉初政治

道家思想主导了汉初“过秦”的思想论争。陆贾、贾谊和司马迁等人提出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来统领治国思想的主张。道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取代了法家思想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汉初提倡把道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道家思想如何运用到解决汉初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一理论创新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和解释,也体现了汉初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传统道家的一致性。在道家无为而治政治理念的指导下,与民休息政策的得以实践。但是,随着汉政权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目的和方向、君主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的个人特征相矛盾。最终,道家没有完成君权神化的历史使命,走下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汉末士人择主心态试析

择主而仕成为汉末多数士人的心态.汉末政治形势的变化、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等因素是汉末士人择主心态出现的背景.士人的择主心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一为躲避祸害.士人择主而仕的心态对士人本身和君主以及汉末三国的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