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吴晗

傅斯年(1896 -1950)与吴晗(1909 -1969)两人的交谊史,启始于学术相知,终结于政治相异。透过描摹两人的情谊历程,可以为傅斯年这位一代学人的人际关系提供个案的观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游往来加添一个历史的注脚;傅、吴之间从情生义结到谊断恩绝的历程,亦或可以个案样态显示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的因素。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文化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文化贡献 ,具体表现为他在白话文理论、汉语拼音化方案、国民劣根性批判等方面 ;他在史学科学化、学科规范化方面的贡献是不仅提出了建构科学史学的概念和理论 ,而且还具体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学术群体的集体攻关 ;他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 ,具体表现在五大教育理想的提出以及强调做人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观念上。傅斯年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不在于提出系统的理论 ,而是典型地表现在其前卫的观点、创新的意念以及敢为人先的勇气等诸多方面。这位兼通中西学、自由主义思想浓厚的学者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创办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亲自主持工作。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宗旨指导下,史语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四个组,很快选定了研究课题,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傅斯年与齐鲁文化研究

傅斯年先生是齐鲁文化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提出了几乎涵盖齐鲁文化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关于齐鲁文化渊源的研究、对齐鲁学派的评析、齐鲁文献的考证以及齐鲁文化历史地位的评估等。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比较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这些都给后来的齐鲁文化研究者以重要的启迪和借鉴。     

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

傅斯年对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不仅创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专门机构,积极策划并大力推进考古发掘的开展;而且随着考古实践的发展,他不断提升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提出以＂整个的观念＂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思想与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准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又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人材的培养作出重大贡献,在其奖掖下成长起来的梁思永、夏鼐、石璋如等,均成为考古名家。傅斯年领导史语所所取得的考古成就,不仅改写了中国学者在学术上处处落后于国外的局面,而且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

傅斯年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术巨人,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勇敢的涉足政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民族主义意识;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三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正如其性格一样,充满着各种矛盾,但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值得后人深思。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从郭沫若的历史剧观其乐观主义的悲剧观

郭沫若以诗人的气质与激情,以史学家的精湛研究,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将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搬上舞台,使他的历史剧有了独特的风格。以史学家作剧,在大关节目上不失历史之真实;以诗人作剧,则剧中充满诗的韵味;以革命家作剧,则能紧紧地握住时代的脉搏,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因此可以说郭沫若的历史剧是史、剧、诗和谐的统一。     

从《文艺论集》的版本看郭沫若文学批评的流变

郭沫若的《文艺论集》出版于1925年,此后郭沫若多次进行修订改版,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不同版本显现着郭沫若不同时期的思想差异与身份差异。初版本《文艺论集》中所论述的问题以及整体框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是从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建构方面考虑文学理论问题的。1929年和1930年,郭沫若对《文艺论集》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版,更明显也更集中地表现着郭沫若努力于"文学"的目的,或者说是郭沫若以"革命者"、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了一次"文学"上的认同。     

论郭沫若自传文学创作的特征

在郭沫若的传记作品中 ,纪实与虚构并存 ,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并存 ,其传记是“活”人的自传 ,形象的自述     

由《性命古训辨证》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处在"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时期的傅斯年,既继承传统学术中积极的一面,又汲取"西洋学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及其同时代人治学思想中优长之处,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性命古训辨证》为傅氏代表作之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是其特色,是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表现。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最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诗经》研究的学术著作。它以全新的思想观点、解读和阐释的优势以及对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整合,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充分显示出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指导思想理论的巨大意义。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