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惺《诗》学略论

锺惺是晚明<诗经>文学研究高潮中涌现出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诗学家".他提出了"<诗>活物说"的理论,并以此为导向,揆之性情,参之义理,对<诗经>作了别开生面的评点,在<诗>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从《诗经》的功用来理解孔子的"思无邪"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孔子言以论<诗>三百,后世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但学者对其理解不同,众说纷纭,有十余家之多.正确理解"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时代背景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诗》在先秦的文化功能与意义变迁

<诗经>是中华民族祖先探讨世界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最初结晶,是中民族最古老的生命之诗.<诗经>的编订成集不单纯是一种文学作品在民间流传与筛选的自然结果,促成<诗经>结集的"采风"与"献诗"属于政府行为,它是王朝天子了解臣意民风的重要途径.<诗>是周王朝礼乐教化的主要载体,担负着整合社会的价值导向的功能.<诗>在春秋时期被广泛应用并走向形式化,其原有意义诉求与礼乐教化功能日渐丧失.     

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初《诗经》研究之状况--兼谈《总目》治《诗》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每类皆为之序,每书皆学术的发展演变,其精神不可避免地对清代中后期的学术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考察其中的<诗>类部分,既能理清清初百余年<诗经>研究的发展脉络,又能捕捉到其<诗经>研究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产生的影响.     

从楚竹书《诗论》之说"好色"谈《毛诗序》的旧争议

<毛诗序>之作者与大、小序的关系始终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热点,却由于<诗经>的传授系统在汉代以前缺乏可以论说的可靠材料,争论多停留于推测,聚讼纷纭而无进展.楚竹书<诗论>的问世,提供了先秦儒家的传诗及诗论的可靠材料,可以推动旧问题的新探讨.楚竹书<诗论>以"好色"说<关雎>,反映了孔、孟以人之情性本然为礼乐教化的基础这一重要命题.荀子坚持了这一论点.<毛诗大序>中也有这一思想的表现.但是,<毛诗小序>则完全否定情性而以史说诗,强调政治讽谏之用.因此,据说是传于荀子的<毛诗>,其中应有后人学说的掺入.而考察先秦儒家<诗>学与今传<毛诗>的关系,楚竹书<诗论>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诗经》“氓”字考辨

在<诗经>305篇里,"氓"字仅出现在<卫风·氓>一诗中.<氓>是<诗经>里著名的叙事诗,流传既广,影响亦大.但因时代久远,争议颇多,尤其对"氓"字的解释,莫衷一是.然而,"氓"又是诗中较为关键的字,"氓"字的准确释义对诗的正确理解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不揣浅陋,就"氓"字音、义作一简单考辨.     

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新时期《诗经》研究综述

新时期的<诗经>研究摆脱了传统<诗>学受制于政治思潮、致力于经典阐释的发展模式,完成了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其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在横向研究上,继承旧学,借鉴西学,全面展开多元的研究取向,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同时,新时期的学者的学科建设的理性和眼光则从梯队培养、机构设置、资料准备、学术史的整理等方面加深了<诗经>研究的纵向深度,二者相互促进,推动了新时期<诗经>研究的全面发展,完成了传统<诗经>学的现代转型.     

《诗经》"而"字研究

"而"在<诗经>中共出现57处,有代词、动词、语助词、连词、词尾等多种用法,详细分析"而"在<诗经>中的具体用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经>以及先秦的文献典籍.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从《辨骚》看刘勰"宗经"与"逆经"思想的矛盾与超越

《辨骚》篇中刘勰基于宗经思想认为楚辞不如《诗经》雅正,但对楚辞自身文学成就进行评价时却认为楚辞内容与形式的新变超越了《诗经》,从而出现了“宗经”而又“逆经”的矛盾现象,本文认为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刘勰思想的缺陷恰恰是他超越前人及同时代人的伟大之处。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论《诗经》四言平仄模式及其效应

《诗经》四言的平仄组合随意灵活,有16种模式。因为平声轻、仄声重具有不同的音质,所以两者组合的模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旋律节奏。该文从平仄的产生、平仄的轻重入手,分析了《诗经》四言的音律效应。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从《说文》所收《诗经》用字谈许慎《诗》学——以“从女”字为例

汉代《诗》学的今古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这是由《诗》文本传承的历史状态决定的。检诸古文字材料,《毛诗》文本中亦有不少从女字,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许慎《诗》学既宗《毛诗》,亦取三家诗之说,这不仅源自于许慎的学术渊源,还与许慎强烈的文字本借意识和模糊的文字今古认识有关,也与《诗》学和小学的复杂关系有关。     

隋树森与元曲研究

隋树森是元代散曲和杂剧校辑工作的佼佼者。 196 4年 ,他编成《全元散曲》 ,为研究者带来莫大方便。杂剧方面 ,2 0世纪 5 0年代他对臧懋循的《元曲选》重校断句 ,又把其中未收入的元杂剧收罗汇编成《元曲选外编》。隋树森造福学林 ,可谓劳苦功高。     

从《国殇》出发分析《九歌》的创作意图及性质

历来学术界对《九歌》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对待《国殇》的问题上说法不一。有的学者主张将《国殇》从九歌中删去,有的则干脆认为《九歌》只是祭祀诗而无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从《国殇》入手来分析《九歌》,从而论证《国殇》不仅是《九歌》的一个部分,而且《九歌》的性质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也不仅仅只是祭祀,而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