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会学校儒学教育考察——以登州文会馆为个案

狄考文创办登州文会馆后,在课程设置、学生培养、师资配置及招生条件等方面均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置重儒学教育。其目的不仅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为教会学校自身的发展。登州文会馆的儒学教育对基督教传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作为一种传教手段,它贬低了儒学的伦理和社会价值,不利于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和基督教在华的长远发展。     

登州文会馆——西学东渐的孵化器

1864年狄考文夫妇抵达登州,建起蒙养学堂,后发展为登州文会馆,在40多年的经营中,向学生及登州本地百姓传授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并通过其学生在晚清各重要涉外机构、贸易公司和各省的新式大学堂发扬光大,使先进科学知识得以传播。同时,逐步把登州文会馆发展成为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它点燃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火种,引领了西学东渐的传播,并编印多种类、多学科新式教科书,供晚清各大学堂采用。在文会馆里,中、西方两种科学技术碰撞出划时代的火花,成为中国教育史、科学技术史上转型升级的转折点。     

登州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登州是山东一个不大的沿海城市,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非常的引人注目,这不仅仅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登州曾作为通商口岸,被迫对西方开放,而是由于登州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中,特别是近代教育的发展中有过突出的地位,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历史上的文化活动仍使登州在海外世界有比较高的知名度。     

高丽使节郑梦周登州史迹考

郑梦周是高丽王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外交家,他4次出使中国,多次在登州往来,他与登州的渊源颇深。郑梦周所见和记录的登州港、蓬莱阁、苏轼碑等文化遗迹,至今保存完好,甚至高丽后期郑梦周时期高丽使团使用的海船,近年来在蓬莱登州古港也被发现出土。     

人文学科在高职院校课程设置中的现状及改进措施

加强人文教育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价值与作用,反观当今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普遍存在着重专业、轻人文的现象.人文学科在高职院校课程设置中之所以遭受冷遇,与传统办学思维的影响、学校办学经验的欠缺、教师对高职教育认识的不足、学生急功近利的职业规划等诸多因素有关.高职院校加强人文教育,应该转变观念,明确人文教育在高职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精心设计,保证人文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应有比重;周密布局,营造富有人文气息的校园育人环境.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及其近代转型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共有11所,以嘉靖年间设立的歙县会馆为最早,其余多在清代设立,南京歙县试馆则出现最晚.徽州科举会馆主要为应试举子和官员提供服务,严禁商人和其他人等借宿,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徽州科举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内容涉及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使用人员的资格及义务、经费的使用等方面.徽州科举会馆的运行逻辑与商人会馆大致相同,其基本功能可总结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类,致力于联络同乡感情,增强同乡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徽州科举会馆顺利实现了转型,虽然仍以会馆为名,但其管理架构和运作机制已和同乡会并无二致,显示出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     

江汉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江汉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于2002年,是学校举办和管理专科高职教育的专门机构,以工学为主,工、文、经、管、医等多专业协调发展,在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具有一定影响力。学院办学历史可追溯至1980年,专科高职教育办学历程已达31年。     

清中后期政府对会馆的监管

从台北故宫档案馆所藏乾隆到咸丰年间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会馆进行监管的档案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不大为政府所关注的会馆组织已逐渐进入统治者的视野,政府监管逐渐加严.对于以会馆聚集起来的团体起事,政府的干预呈加强趋势;对于会馆内可能存在的藏匿奸宄,或会馆是否参与囤贮私盐等的查禁也逐渐加严;当政府面临战事而国家财政又相对较紧时,向会馆赊借或直接动员会馆捐输,成为补充军需不足的重要途径.由以上三个方面看,会馆在乾隆至咸丰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呈现出更加兴盛的局面,且实力获得了加强.会馆的主体仍是积极的,在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发挥了作用.     

登州商人

清道光五年(1825)漕运改海运前后,中国沿海贸易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这包括沿海南北贸易及尔后的转港出口贸易,参与这期间南北交流各项贸易者,习称“土产杂货商”,在出口贸易中,把持者虽为外商洋行,但提供货源者,往往还是这些“土产杂货商”.这些商人,原籍多为蓬莱、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三县.蓬莱归为登州府治,黄县为登州所辖,掖县虽属莱州府,但与黄县毗连,习惯上按不很严格的地理区划概称之为“登州商人”.     

清末江南会馆经营状况初探 ——以巴县藏光绪三十三年档案为研究中心

巴县档案中所存会馆档案,以江南会馆存量最为丰富.本文选取江南会馆光绪三十三年账本作为研究中心,配合会馆其他年份账本,分别梳理了其收入与开支项目,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江南及阖省会馆的盈利情况、管理模式和祭祀活动进行探讨.此外,结合账本中的记账货币类型,文章对重庆地区货币流通领域的市场划分也有简单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