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律师会见权比较研究

台湾地区辩护律师会见权相较于大陆来说,在法律制度、实务操作、救济途径等方面发展较早,研究比较深入．体系相对健全。本文通过比较两岸律师会见权的理念基础、制度规定、救济程序等方面的异同,阐释台湾地区律师会见权制度对大陆的两点借鉴。     

我国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困境与出路

解决律师会见难这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痼疾,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细则,规定对侵犯律师会见权的实体制裁与程序性制裁措施,分离羁押与侦查职能,建立由人民法院主持的刑事辩护司法救济程序,并有赖于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的实现和办案人员法治意识、人权保障意识的普遍提高。     

台湾辩护律师会见权研究

台湾学界在辩护律师会见权理论基础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这使得台湾辩护律师会见权在法律制度、实务操作、救济程序方面相对比较健全。对于辩护律师会见权的理念根基,台湾理论界主要形成三种观点：一是保障诉权的理念,二是维护正当法律程序理念,三是保障诉权和维护法律程序的共同理念;在实务操作上,辩护律师与被告人的会见权加以形式上的区分,在宪法和诉讼法的层面都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的救济途径。     

律师会见权与“交往理性”

从“交往理性”向度,律师会见权是辩护律师及被指控人沟通和辩护的一种诉讼权利。律师会见行为本质是一种“交往行为”,首先,它使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成为可能,从刑事辩护和人权保障作为一种文化的高度,它“继承和更新了文化传统”;其次,它主要靠“语言调整行为”,创立了辩护律师与被指控人之间、控辩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带关系”;再次,它使整个刑事诉讼秩序得以规范化和社会化,并促成一种“交往理性”。     

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使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常态,解决侦查阶段的会见难,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沉默权制度;规定在阻止律师会见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     

比较法视野中的律师会见权

各国都在加强律师会见权方面的内容,但并非没有限制,共同做法是允许会见是原则,限制会见是例外.启动会见权最初多为犯罪嫌疑人,以后辩护律师可以主动会见.而我国新<律师法>在规范会见权时没有例外规定,严重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离.故立法应规定律师会见权的原则和例外情形,并且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     

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立法规定的改进与疏漏

律师会见权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是律师得以深入案件、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丰富,其体现的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的进步颇具里程碑意义;但与此同时,新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立法疏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差距,仍然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挑战。     

塞拉利昂独立司法审查权研究

塞拉利昂独立司法审查制度由对临时判决的司法审查、特殊矫正审查、司法撤销权、自主性司法审查四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有其各自的特点。塞拉利昂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是法院对法院判决的审查,其实质是法院对自身系统内部的纠错制度。     

从人权保护角度看我国批捕权配置改革

因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都承担着追诉职能,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不可能对侦察行为形成有效监督与制约,而且检察机关本身也承担着一部分侦察职能,此时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合为一体,监督可能化为鸟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极易受到侵犯。为加强在批捕程序中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应将批捕权授予中立的法院行使。在这一终极改革目标实现之前,可以采取过渡措施弥补现行批捕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     

论死刑犯会见权的保障——以曾成杰案死刑执行为视角

因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性大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受到国家和人民的谴责和痛恨属于人们的正常反应,对此本无可非议,但是就因为其罪孽深重就要剥夺其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这在法治文明的今天,在倡导人权的法治国家里未免觉得十分可笑。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而死刑犯尽管在刑事法律里有其特殊的身份,但是除此之外他还具有一个公民的身份,还是一个存在于社会中的人。既然死刑犯还是一个人,那就享有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即人权。死刑犯行前会见权作为一项人权,理应得到保护,是在倡导人权的法治社会里不能够加以忽视的权利。     

我国再审改革思路探讨

当前 ,我国再审改革应遵循如下基本思路 :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从“有错必纠”到“有错慎纠”、从“不告也理”到“不告不理”、从“公正至上”到“兼顾效率”、从“第三者插足”到“有限监督”、从“再审无限”到“再审有限”、从“主从论”到“并重论”。     

我国建立符合WTO要求的司求法审查制度的探讨

WTO是一个以法律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 ,对成员国国内司法审查的要求是其高度法律化的典型体现。文章介绍了司法审查制度在 WTO规则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分析了 WTO规则适用在中国国内法中的效力 ,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探讨     

农村税费改革下的公共物品私营化

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目的在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2004 年,农业税开始逐步取消。农村税费改革会相应地形成政府财政的缺口,但不能因此而减少农村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保证农村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保障农民享受、消费公共物品的权利,农村公共物品的供应主题应该多元化,尤其是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生产和提供部分农村准公共物品,而政府仍然是农村公共物品生产和提供的主体。在实施过程中,私人资本应兼顾公平和效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也应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同时,要在政策上给予引导和鼓励,推动私人资本顺利进入农村公共物品领域。     

论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城市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数量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志,公共物品运营高效与否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能否快速健康发展.城市公共物品范围及规模的确定、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等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内在关系.     

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理论分析

自从Samuelson关于公共物品开创性的论述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造成搭便车行为的产生,导致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灵。但是现实生活中由私人提供的公共物品不断出现,促使我们必须对上述观点进行重新地思考。在分析人们为什么愿意提供一定数量公共物品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理论依据及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形式。     

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与WTO协议的衔接

入世后的中国,在对外贸易政策、其他国内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以及政府的行为运作方面都要受到WTO规则的影响,即必须与WTO规则体系保持一致。司法审查在WTO法律框架中又居于重要地位。而中国现有的司法审查制度仍存在司法审查范围有限、司法审查标准内涵太窄等与WTO协议不相适应的地方。对此应采取建立完善司法审查依据、继续扩大司法审查范围、改革司法审查标准、加强审判专业化等措施,以确立与WTO协议相适应的司法审查制度。     

有效供给公共物品的理论分析

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传统的供给机制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市场机制提供公共物品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文章认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的理论基础就是公共物品提供的经济发展观.     

关于弱智儿童学校课程设置价值取向的研究

文章分析了弱智儿童学校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强调课程设置应以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以及专业操作能力为目标,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发展水平的村庄其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供给模式,探索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与村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并从社区外和社区内两个层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