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实证研究——以中国法院网直播的50个案件为素材

尽管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在立法层面受到重视,但是在实践中被告人并不积极的行使这一权利,最后陈述的内容亦鲜见实质意义.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这种实践样态,与宏观层面的刑事诉讼目的和构造,中观层面的定罪量刑程序模式以及微观层面的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保障规则都存在紧密关联.未来被告人如何实践最后陈述权,即取决于此三个制度层面的相应改变.     

农村“两委”班子成员腐败犯罪剖析--以10个典型案件为例

近些年,媒体报道的有关农村腐败的消息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从公开的案件来看,农村腐败的犯罪主体绝大多数是村支书和村主任,这些农民身边的“苍蝇”严重危害了党和国家的执政根基。治理农村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深入分析该类犯罪现象及其原因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尊重和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在农村反腐斗争中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另一方面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惩治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的人事制度建设,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和扶贫补助资金的监督,完善农村的选举制度,并堵住农村“两委”班子灰色收入的来源。     

著作权与所有权--以1949-1979年的中国实践为例

在1949-1979年间的中国,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根据所有权,而是根据作者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来界定的,因此最终的作者是作为集体的人民。这样,作为集体的人民和作为个体的作者不能被截然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想象关于文化产品的更加平等主义的实践道路。在这一方面,1949-1979年间中国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经验。     

赔礼道歉与消除影响的适用研究——以1999-2015年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书为样本

实证考察中国1999—2015年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书发现,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在适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时比较混乱,存在请求主体不统一、适用条件及适用逻辑未厘清等问题。其重要原因是二者功能定位仍存困惑,且相关立法或空白、或不一致。为解决这两种责任形式适用混乱的问题,应重新界定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适用目的,并从请求主体、适用范围、适用限度及适用边界等多方面予以制度化,从而有效回应互联网竞争主体的正当诉求,规范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在日本--以1949-1979年文献为中心

本文分综合性文献、有关各民族地区研究文献、有关各民族研究文献等 3个部分 ,对建国以来到 1979年 30年间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情况做了简述 ;并分析其研究特点 ;指出这个时期的研究 ,为 80年代之后兴起的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高潮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交通方式选择与旅客时间价值研究--以北京-太原客运通道为例

从旅客出行交通方式选择入手,在综合考虑旅客收入、出行费用、出行时间、安全舒适度、服务水平等因素基础上,提出一个简化且合理的时间价值计算模型。以北京-太原客运通道为例,通过对不同收入旅客出行交通方式选择进行调查,计算出不同收入阶层旅客的时间价值。结果发现,不同收入的旅客时间价值是不同的,但不同收入旅客的每小时时间价值约等于该群体每小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左右。这一结论对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定价及交通资源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数构建——以2014—2015年中国论文数据为例

文章基于国内顶级期刊论文发表数及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数,构建了人文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指数,以此对中国主要研究机构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表明,2014-2015年中国人文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水平处在前10位的机构依次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叙述问题--以几部批评史著作为例

本文以二十世纪几部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为例,分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叙述这一为学者关注甚少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从历史观、历史解释范式、话语特征三个方面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并作了相应的反思.     

海外中国电影研究的东方主义话语方式 ——以海外谢晋电影研究的文献学分析为例

 长期以来,海外学者围绕中国电影的研究存在着东方主义惯性思维。理解这个问题的前奏可以联系到海外电影关于中国（华人）形象塑造的认知理解偏差。作为例证,海外学者针对谢晋电影研究的部分文章著述在文献学使用方面,常常出现片段化引注、遮蔽式文献转引与互文本选择的单向度等问题,其共性根源可以借助萨义德针对东方学的分析和批判理论加以反思。 关键词：     

公司高层腐败的成因与对策分析

日益严重的公司高层腐败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人的需求无限性与满足人需求的资源有限性矛盾、人性的非完美性及对人的约束制度存在缺陷与其执行力缺位是腐败的根源。公司高层腐败的现实成因包括过分的职位消费、信息不对称、任职期限等方面。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甄选聘任机制、科学准确的员工绩效评估系统,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依靠国家社会的力量等对策将有效地预防或惩治公司高层腐败。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行政腐败及其治理

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行政腐败的原因及危害,提出了治理腐败的基本原则、价值取向及具体策略的选择与制度安排。     

论高校行政案件的司法监督边界

面对高校案件,法院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运用抱着欲露还羞态度,他们的思路多少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目前,由于立法的缺位,协调并指导法院办案的实际上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虽然该理论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由于标准的模糊及其趋势的式微,该理论难以适应发展的要求。从高校行政的行政行为模式参照入手,对于解决高校自主权与司法监督的问题,是一个可行路径。     

从《聊斋志异》看我国古代的反腐倡廉

贪官污吏的大量存在是封建社会腐败的重要表现,他们的大行其道是司法不公、民不聊生的源头。蒲松龄借《聊斋志异》中的不少篇章揭露了古代封建社会官虎吏狼、贪婪暴虐、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的黑暗现实。通过对我国古代贪污腐败的主要表现和原因分析,总结了我国古代治理腐败的方式,以期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重要借鉴与启示。     

官员匹配与经济绩效——基于省级党政首长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省级地方党政首长的来源匹配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官员匹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绩效与地方党政首长来源匹配类型相关;由外来地方党政首长匹配的类型,会有相对低的经济增长绩效;随着干部管理体制的变迁,党委首长与行政首长的来源背景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有序转变。文章的发现为优化干部官员的配置效率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中国贪腐丑闻的生产场域及其作用方式研究

贪腐丑闻是指公开传播的有关政治人物（或组织）违反法律法规、党纪政纪、社会公德或公众期望等不当行为的信息。对贪腐丑闻生产场域的考察可以了解各种社会权力是如何通过作用于新闻生产场域而影响贪腐丑闻生产的。在我国,政治场域中的权力斗争成为贪腐丑闻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媒介组织在市场机制和宣传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一方面要挖掘和报道贪腐丑闻,另一方面又要与党和政府的宣传政策保持一致,受到多重审查和＂潜规则＂的制约;公民社会环境的不成熟未能为中国媒体的贪腐丑闻生产提供良好的公共空间;网络媒体建构的部分公共领域成为支持我国传统媒体进行贪腐丑闻生产的新兴力量。     

论我国“官员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进路

由于官本位的历史传统以及制度的非体系化和操作性的困难,我国当下的"官员问责"在法治化的道路上陷于困境.为走出这一困境,在理论上,"官员问责"的法治化首先是构建一种能够提供合法预期的行为规则体系;在路径上,既要注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使之成为良法,又要树立起良法被遵循的文化基石,由此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型问责.     

政府官员贫困性膨胀的制度分析及对策

政府官员膨胀是中国机构改革中的难点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对其认识不清,导致改革走了许多弯路.中国政府官员的膨胀实质上是贫困问题所导致的相对膨胀,这种膨胀与国情相适应,是多种不良因素互动的产物,带来官僚素质底下、腐败成风、权力向唯亲者集中等严重后果,并影响公共领域行政效率的发挥.为此,削减官员规模与建立一种平等有序、竞争合理的官员任职机制是最为基本的对策.     

关于构建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思考

构建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准确定位并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充分体现整体性、侧重性、开放性和可操作性等特性的基础上,设计合理的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框架,即由相互关联的宣传教育机制、制度规范机制、权力监督机制、查处惩治机制、评价检查机制和组织领导体制6个方面组成。     

地区官员腐败与企业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与已有围绕腐败对经济增长、财富分配、社会稳定等宏观效应的研究不同,文章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决策有机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0-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官员腐败显著提升了企业代理成本.具体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在地区官员腐败程度的上升,企业费用率显著增加,资产利用率则显著降低.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官员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更明显;同时,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缓解官员腐败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