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闻的一种互动,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众多,我们可以将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体层次、社会层次和政府层次.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状况并不理想,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下降: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省级政府次之,依此类推,公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则最低.在当下的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合理调整政府的相关政策,是培育政治信任的现实选择.     

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随着互联网力量的不断介入,公民参与的内涵和形式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本文以大学生网民为例,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定量分析了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有助于扩展大学生的公民参与。在网络空间,大学生的公民参与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是网络信息获取行为,其次是网络信息表达与讨论行为,而网络行动的参与程度最低。研究还发现,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中网络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是正向的,但现实人际信任对网络公民行动的影响则为负向。     

政治信任阈失的社会机理及其时代表征

全球化背景下,政治信任的嬗变抑或阈失是一种普遍现象,其社会机理首先来源于现代复杂社会的风险叠加与政治体系的应对失效;其次,全球化的深度扩展和民主政治危机导致了公民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认同基础的消解和对政治体系信任的弱化;最后,批判性公民的成长和官僚机构的消极腐败,意味着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失衡以及权利与责任关系的断裂,并直接淡化了公民的政治信任情感,加速了公民政治信任的流失。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本分析

社会资本是促进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还很不成熟,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的匮乏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出现集体行动困境;社会系统内部的信任缺失进一步加剧公民政治参与的无序化趋势;规范互惠社会资本的亏空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过程出现制度短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大力发展公民社会,为公民有序参政提供社会根基。     

“距离悖论”在我国水土不服的根源探析

政府信任与政府合法性紧密相连,是执政的社会资本,任何一个善治政府都必须重视政府信任建设。当前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强弱与政府层级的高低形成正比,这无不与自上而下的官员选拔制度、官本位的政绩考核制度、距离远近对判断的影响,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走样有关。建立高信任的政府就要从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转型,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大人民满意度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完善政绩考核指标;严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走样,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提高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识,消除距离远近对判断产生的影响。     

论政治批评

政治批评是指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现象的批评。政治批评的内容包括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人物的批评;其形式主要有公开批评、面对面批评、信函批评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开放、适度而健康的政治批评有利于政治文明的建设。     

团队信任与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团队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研究

文章旨在探讨闭队信任对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即团队信任是否会通过团队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对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运用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构方程建模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团队心理授权与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以及团队信任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团队信任对团队心理授权,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团队心理授权在团队信任和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公民政治：概念、价值及其特征——基于主体性的界说

从政治主体性的视域来定义,公民政治是具有政治主体资格的公民,在社会政治意义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提升政治主体性来实现公共治理的生活方式与行动过程。公民政治以现实的、普遍的、平等的公民为目的,通过权利保障、权力限制、政治参与,保证和实现人的政治主体性,体现政治为人的正义性,从而使公民政治成为民主民生的权利政治、自主平等的参与政治、理性协商的文明政治、信任合作的责任政治和自由公平的正义政治。     

论国家表现的国格

国家国格的内涵包括国家与本国公民的国格行为;一国对另一国公民的国格行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格行为;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国格行为.认识国家国格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政治意义.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公民政治信任影响因素探析

在文献分析和访谈的基础上并经两次取样调查,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对471名公民样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515名公民样本实施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获得公民政治信任影响因素的八因素模型.对政治信任发挥影响的因素为生活满意度、政治知识、普遍信任、经济因素、大众传媒、社会建设和政治参与.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探究——基于政府公信力视角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公共危机的一种,根源于政府公信力的不断流失以及官民和谐关系的僵化变异,也是网络公共舆论汇聚、公众公民意识形成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问题暴露与偶发的结果。应对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存在着四个层次的治理举措:第一层次是采用危机治理策略平息事态;第二层次是促进理性的网络政治参与,慎用网络技术控制;第三层次是修复和提升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和谐;第四层次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打造政治共识。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试论晚清政府的“失信”:从上海股市到“保路运动”

1880年代上海股票风潮导致晚清股市失信,而1898年开始发行的"昭信股票"则又标志着清政府国内公债政策失信。1904年颁行的《公司律》虽然有助于推进资本动员,但却遭到官权不当干涉,从而使法制信用大失。社会对于政府"违法"、"失信"的抨击从《公司律》推行之后就持续不断,时有爆发,并在"保路运动"中达到高潮。晚清政府终因"牺牲信用",从而在革命浪潮中倒台。     

制度特征对城镇居民与政府间信任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而制度又是信任产生的基础,其公正性和完善性是影响城镇居民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以此为基础的模型分析显示：制度的公正性和完善性与城镇居民对政府信任成正相关关系,且制度设计的完善性比制度的公正性对信任的影响更加明显。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与农村环境维权

以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农村居民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本、信任资本以及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关注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居民参与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年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环境有关制度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等相关政策意见。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中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及其正向效应分析——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国家民主和社会价值的忠实守护者,它的蓬勃发展展现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活力,代表着社会的多元和开放。非政府组织参与政策过程对于平衡多元社会利益,推动政府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进而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从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向非政府组织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经验可以总结出,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政策参与具有弥补＂政府失灵＂、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促进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公共利益;分解政府压力、监督政府行为;推动利益多元化、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正向效应。     

风险感知、制度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受内在风险感知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基于四川泸县和宁夏平罗80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风险感知、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制度信任在风险感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风险感知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存在区位异质性;制度信任(行政理念信任和行政行为信任)促进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能减轻风险感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负面影响,从边际效应看,行政行为信任的缓解作用强于行政理念信任。由此,提出审视宅基地区位级差效应,建立差别化的宅地基退出权益保障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注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改善个体对政府行政的情感态度以提高人们的制度信任水平等建议。     

公众参与、绩效评价与公众信任——基于某市政府官员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日益突出,而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价活动的开展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搭起了桥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特定地区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的影响最大,其次公众参与程度和评价结果应用都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公众信任;同时,评价结果应用通过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产生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