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白与抗战文艺

殷白是抗战初期投身革命文艺工作的一位老文艺家。他在文学创作、评论、组织和编辑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他早年的创作反映了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晚年的抗战文艺研究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学观,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论抗战初期梁实秋的自我调整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梁实秋便多次与左翼文人发生论争,特别是在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上。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中国现代文人的心态影响巨大,梁实秋便对自己战前所秉持的人性论作出重要的调整,特别是在"与抗战无关"的争论中,他部分地承认了文艺的阶级性,并赞成文艺以"全民"为表现的对象,与左派的文艺观念逐渐接近。实际上,抗战时期梁实秋等人与左派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在政治立场上,不如说主要是在文学功用观上。抗战初期梁实秋的自我调整无论原因何在,都对深入认识梁实秋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认识那个时代的重要参考。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文坛究竟座落在何处——论文协同人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

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是文协同人为了确立文协在文坛上的领导地位,坚持抗战文艺的基本方向而发动的,因此论争虽然围绕着抗战文艺的题材和艺术质量问题展开,但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其实并无差别。因论争的目的不在于探讨理论问题,因此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和左翼文艺思潮之间的冲突这个角度来探讨这场论争并不合适,除了争夺文坛领导地位这个先在的目的之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以及论争双方各自理解的真实之差异,才是导致这场论争的根源。     

重庆抗战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兼论中共南方局的文艺策略

为民族救亡服务的目的使重庆抗战文学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点。通俗化、大众化有其同构处,也有其异质处。抗战初期,民族意识高涨,通俗化与大众化合流;进入相持阶段后,政党意识抬头,国民党当局支持通俗文学以实行文化专制,中共南方局则推进大众文学以反帝反专制。重庆抗战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体现了中共南方局与时俱进的文艺策略。     

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衰微与勃兴——基于汤堆村藏族黑陶手工艺的田野调查

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工业制造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浪潮的冲击下,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呈现了整体衰微的变迁趋势。但近年来,随着时代精神与社会文化需求的嬗变,特定地区、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特定手工艺凭借其长期积淀的内蕴力量,适时抓住社会发展的机遇,使传统的民族民间手工艺与时代精神、社会文化需求形成契合,熔铸了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的良好条件,顺利推动民族民间手工艺的广泛传承和复兴,使其延续传承态势发生了逆转,呈现了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复苏和规模化传承的格局。     

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与重庆抗战文学

从抗战初期理论的偏狭性到抗战中后期对文学本质的把握,重庆抗战文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不断得到深化,这一深化促进了重庆抗战文学的发展。重庆抗战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既是抗战文学所留下的需不断思考的问题,也是目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从抗战文学中反省后再思考的问题。     

文化与文学——从重庆抗战文学的文化研究谈起

从文化视角去研究重庆抗战文学,是一个很有前途和意义的学术路子。其理论前提有二：一是辨清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并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层面去建构文化的一套概念系统,使之与文学和诸学科既相区别又有联系;二是处理好重庆抗战文学的区域性与全国性定位问题,主张在全国性意义上去进行研究。     

“2008重庆‘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重庆‘抗战文学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主办,于2008年12月7日在重庆召开,参会的有海内外专家学者80余人。大会就抗战文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与中国全民抗战、抗战时期的区域文学与大后方文学、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与文学理论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     

同根而生的两支奇葩——浅谈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学与圣地延安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区文学出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战文学和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两者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特殊空间里各自发生、发展,但两者以中共南方局为纽带,采用不同的方式互动、交流,使重庆抗战文学的主流和延安文学一样都同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前进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中国抗战与日本的败降

一、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战败投降是亚洲太平洋遭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民乃至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共同抗击、奋战的结果.除了正面战场、解放区战场等一些具体问题,总体上如何评价中国抗战,在国内史学界似已不成问题.但是国际"二战"史学界特别是欧美和前苏联的一些有影响的"二战"史著作,看法却大相径庭.     

论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现代化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政治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民族精神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与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相比,处于参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采取的方针、策略及其在局部执政实践中所采取的一系列促进民族精神现代化的措施,顺应了民族精神核心价值的要求,使党成为抗战时期民族精神走向现代化的一面旗帜。     

抗日文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如何评价战时和战后的抗日文学?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采取两种不同的标准文学之外的政治标准和文学本身的审美标准。如何认识抗日文学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仅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压抑的文学精神的合理释放。如何看待抗日文学的英雄塑造?“如果没有英雄,那就造一批出来”。     

论抗战与四川工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迅速建立起支撑战时经济的后方基地,大力开发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经济。在政府政策倾斜、市场扩大以及生产技术提高等有利条件下,抗战时期的四川工业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其间的成功与失败都在四川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录和深思的一笔,并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抗战时期的山东共产党

抗战时期的山东共产党发展极为迅速,农民的大量加入使党在基层乡村获得了空前的普及程度。在新党员的吸纳机制上,突击式、拉夫式的发展方式至为普遍,致使党员素质低下、信仰缺失。对党员的审查和清洗收到了一定成效,但这种纠偏努力无法贯彻到底,组织涣散的局面也难以真正改观。这充分展示出共产党在革命理想与现实需要之间的两难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放弃意识形态原则的纯粹性而采取各种权变之道,共产党才得以在抗战时期迅速发展壮大。     

论抗战时期儒家思想在沦陷区的异化及原因

抗战时期,在"以华治华"侵略策略的指导下,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利用.伪满的"王道政治"理论、华北伪政权的新民主义、汪伪的"和平"谬论与东亚联盟理论,都是日伪在恶意吸纳、篡改儒家某些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或完善的侵华、奴华理论.儒家思想在沦陷区的异化是多种因素相互纠集作用的结果.除了日伪别有用心的扭曲外,也与儒家思想自身的积弊及其模糊性、普遍性,沦陷区特殊的社会环境与民众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抗战以前国民政府法制改革评议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重视法制建设 ,其立法继承了清末以来的变法成果 ,大量借鉴了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内容 ,对旧法从体系到原则均作了重大改革 ,先后制定了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构建起成文法体系的基本框架。然而 ,它的整体法制变革过程却显得十分混乱纷杂 ,甚至是失败的。所立之法未能真正施行 ,而现实中所行之“法”又未见诸条文 ,人们在心理上对新法是陌生的。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所决定的 ,同时国民党政权基础结构的虚无也决定了这种混乱的不可避免。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南地区经济掠夺与统制的特点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后 ,日本对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实施全面战略进攻 ,日军攻占厦门、广州、香港、福州和海南岛等地后 ,实施“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战略 ,在工矿企业、农业、金融、商贸等领域实施全面的经济掠夺和统制 ,给华南地区的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论抗战初期蒋介石内外政策的演变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激起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蒋介石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进步的政策和措施,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抵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努力和重要的贡献。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