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佛经汉译及其特点

佛经汉译的方式由早期的"私译"发展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政府主导的"译场"和译经集团的集体译经,再到隋唐时期官办的翻译馆译经;译本由早期的节译逐步发展为全译;译经主体由以外来僧人为主发展到以本土僧人为主;译经方法由东汉时期的偏于直译到三国西晋时期的重视意译和"格义",再到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案本而传"和"依实出华",发展到唐代玄奘开创出调和直译与意译的"新译"。     

汉唐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

汉唐时期是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发展的起步阶段,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诸国辐辏"的朝贡体系,尽管此期中国对南海诸国的印象有虚有实,还不清晰,但双方的贸易、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和文化多元的"生活圈",奠定了后世双方关系的基础.     

汉唐时期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线路及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汉唐时期达到了高潮,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条主要的文化线路,即北方经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的陆路、从山东半岛出海的海路以及南方从长江口出海的海路。这三条主要文化线路的畅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     

唐五代“随身”“随使”性质及其与“随军”之关系——汉唐“军吏”问题研究之一

唐代州镇使府有名为随军、随身、随使的僚佐人员,传统研究多目之为“军院僚佐与军将”。但从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进历史来看,将上述三种人员从“军吏”的角度加以剖析,更具内涵合理性。“随军”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种军吏;“随身”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军吏,但少数情况下特别是到中唐以后,又是武官俸禄“杂给”中的一种;“随使”则多用作晚唐五代军府幕职的前缀性词汇,意为“随从身边,以供驱使”,个别情况也用作一种军吏的名称。从文献叙事来看,随军、随身、随使三者有较大区别,尽管在某些特定场合可以通用,但有严格条件限制。当三者作为一种“军吏”时,皆有一定的俸禄,但其俸禄并非来自国家供给而是由幕府主帅自筹。     

汉唐时期中央官学的演变与社会流动

中央官学正式建制始于汉武帝创立太学 ,此后历朝继续扩充和不断完善 ,逐渐形成多学科、多层级、建制完备的中央官学体系。中央官学适应不同时期政治和文化统治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这些调整与变化不仅反映了教育体制和文化学术思想的变化 ,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化与社会阶层的流动轨迹。本文主要勾勒了汉唐时期中央官学招收对象的变化 ,论述了官学由贵族等级制向平民普及性的转变 ,它是中古时期社会变化和社会阶层流动的表现。     

游牧部族迁徙与其社会组织形态变化的关系——以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为例

汉唐时期,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游牧部族相继入主漠北草原而后迁离,使得蒙古高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游牧部族不仅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变更,在社会组织形态上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迁入、迁离漠北草原的活动相应,这些游牧部族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为草原部落大联盟,再到联盟体彻底溃散的变化过程。     

汉唐学官考

"学官"自汉代出现后,就存在两层含义,一是学校校舍,进一步引申为指代官方学校;二是以儒经为教学内容的官学教师.自汉以降,第一层含义基本未变,但应用范围缩小;另一层含义随着官学的增多,范围日益扩大,在唐代基本定型,后代相沿不变.学校的含义日益被教师的含义所取代.     

汉唐学官考

“学官”自汉代出现后，就存在两层含义，一是学校校舍。进一步引申为指代官方学校；二是以儒经为教学内容的官学教师。自汉以降。第一层含义基本未变，但应用范围缩小；另一层含义随着官学的增多，范围日益扩大，在唐代基本定型，后代相沿不变。学校的含义日益被教师的含义所取代。     

汉唐时期蔡州(汝南郡)社会文化的变迁——淮河上游地域社会研究之一

先秦时期,蔡州地区是南北多种文化的交汇中心之一.战国以来,楚文化逐渐取得在汝南的主导地位,并一直延续至西汉.在儒学(经学)兴盛的东汉,西楚风俗对汝南士人的影响依然有迹可循.东汉一代,汝南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达到历史时期的顶峰,而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大动荡几乎将这一切摧毁殆尽.隋、唐、北宋三朝,河南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蔡州却一直处于边缘地带.这是南北朝时期孕育出来的犷戾尚武之淮西风俗能够在唐后期集中释放、北宋以后不能消弭的基本原因.南宋以后,随着河南重要地位的丧失,汝南的边缘化趋势加重,地域文化上与淮北平原合一,成为一个区域文化整体.现今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区域生存意识、功利性思想与汉唐海神信仰的演变

海神信仰不仅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对神灵恐惧与迷信的文化表现,也是一定区域内民众应对海洋灾难时的能动性反应,其直接表现为一种生存意识与精神支撑.尤其在海洋防灾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伴随着沿海开发与海外交流的日渐增多,海洋灾害与海难频发.为消弭海上灾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护佑海洋、驱灾避难的海神成为航海者与民众心中的精神力量与安全保障,也成为统治者获得海洋政治经济利益的现实需求.正是在海洋生存意识与功利价值思想的双重作用下,汉唐时期的海神信仰出现巨大转变:一是由汉晋时期的备受冷落到隋唐五代的尊王封帝,地位倍受尊崇;二是本土的民间信仰与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观念一起,在唐代以后逐步形成多元化格局.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势”的含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以后,遂进而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意谓字体的形状和结体的态势;影响到文论,即指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提出“十七势”等诗学概念,则谓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意脉的流转变化。至于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研究

福建在唐宋时期已成为国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当时的广告发展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而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全国及区域广告发展的研究均较少。聚焦这一时期福建广告发展的专题研究发现,唐宋时期的福建广告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福州、泉州等地,出现了故事性广告、声响广告、诗文广告、印刷品广告、标记广告、灯笼广告、石刻广告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内容;其发展体现了广告和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折射出唐宋时期福建商业社会演变的微观图像;该时期名人广告的大量出现,从侧面证明唐宋时期福建已经是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区域之一。     

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

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社会重要转型期的唐宋都城的变化昭示了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城市作为社会的载体,至少应该包括三个空间概念:一是地域空间,诸如城市区划、城市布局、城市建筑等;二是社会与政治空间,诸如居民结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城市管理制度等;三是精神空间,诸如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心理、城市观念等。可以说,我们关注的城市空间应该具有多重性和多维性。如果把唐宋都城长安、洛阳、开封和临安等城市经济社会的变化进行梳理,它还可以分为有形变化、张力弹性变化和无形变化,具体表现在平面布局的突破、地域空间的拓展、功能区域格局的重新组合、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人口结构的调整、官府职能回应市场的探索与转变等方面。在城市社会经济空间拓展的过程中,都城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城市社会结构变化与制度创新的互动中,商品经济因素展示了其无处不在的穿透力。     

折杖法与唐宋量刑制度的变化

宋代实施"折杖法",改变了基本刑罚之笞、杖、徒、流四刑(包括加役流)的刑罚执行内容。由于刑罚执行内容的变化,导致了《名例律》中与之相关的条文全条或部分内容失效,从而成为唐宋量刑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秦汉邺城钩沉

自齐桓公筑邺,邺址未变,其地即今古邺三台遗址。秦汉时期,邺在地理上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秦军据此攻赵,汉高于此置魏郡,东汉灵帝时为冀州治,曹操于此建魏都,邺成为北方中心城市。袁绍初治州城,讲究规整,奠定了邺内城外郭的基本格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的邺城城制。     

从批评客体的接受看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

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在经书、史书和教科书的意义上,《诗经》才被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人们普遍地援引,作为最高道德价值的取向而为人们所效仿,作为拥有一切至理的工具而为人们所使用。因此,严格说来,先秦时代尚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两汉时期,随着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断涌现,批评客体的范围扩大了,相对独立的批评文本也随之出现。文学批评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基本含意,即关注作品、作家。     

论唐宋时期毗沙门天王向城市保护神的转化

唐宋时期,佛教神灵毗沙门天王护城保民的特性鲜明地表现出来,在其流行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保护城池的重要神灵。随着它在民众中盛行程度的增强,其所具有的功能不断拓展,从掌控生死、消灾去病到驱除鬼魅、送子迎福无所不能。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佛教在唐宋时期的中国化、世俗化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与毗沙门天王的原始身份以及当时北方城市战乱频仍密不可分。     

论走马楼简所见“小妻”——兼说两汉三国社会的多妻现象

本文对汉代以至魏晋有关历史记录中多见的“小妻”称谓,结合长沙走马楼简所载进行考辨,认为正史记载,大体以上层社会作为主要对象,而走马楼简则提供了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资料,其中有关“小妻”的记录,体现了多妻现象涉及社会层面的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