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元治理主体为视角的乡村治理研究创新——《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及其行为关系研究》述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乡村作为基层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历来都是国家政治活动展演与嬗变的重要场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蓬勃发展,治理理念逐渐被我国学者所接受,乡村治理成为继村民自治之后又一重要的分析概念,极大地丰富并拓     

国际化社区治理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朝阳区是北京市境外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在探索国际化社区建设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社区管理体制、社区动员与社区参与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国际化社区治理需要坚持存量盘活、增量添彩的基本原则,发挥党政资源优势,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引入契约合作模式,推广"三社互动",实现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     

未来中长期世界宗教发展:趋势、问题及其治理

当今全球宗教复兴加快,但发展不平衡。宗教世俗化与政治化程度持续加强,宗教与无神论的角力形势受世俗主义的影响。新兴宗教异军突起,但发展速度与效果参差不齐。宗教受网络化与信息化影响日深。东西方宗教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方兴未艾。未来主要宗教之间的竞争可能激化文明冲突,围绕信徒数量与规模等硬实力、宗教影响力等软实力之间的比拼将更趋激烈。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势力可能带来更多安全挑战。加强宗教间交流对话、完善全球宗教治理、构建宗教共同体是应对全球宗教问题的根本途径。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探讨——以治理理论的国家战略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应把握的关系是:第一,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应预防两个错误倾向——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竞争-合作模式。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应把握六个有机统一辩证关系。     

城市社区治理的南山实践(专题讨论)

编者按:当前治国理政的政策方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对于如何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理论上的讨论已足够多,但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却比较少。为此,201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组对深圳南山区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进行了调研,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是这     

技术治理的运行条件与治理效果——以苏南地区农村低保政策实践为例

技术治理因契合国家精准治理需求而被广泛应用于基层治理和政策执行之中。技术治理作为整体性工程,在基层社会需要一定的运行条件。村级治理行政化、治理对象规则化和资源分配规范化保证了技术治理的社会适配性,使技术能够较好地嵌入治理体系之中,并发挥实质性作用。技术治理在基层社会中的良性运行产生了直接性和延伸性的治理效果,不仅推动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倒逼基层社会调整自身行动,形成规则意识,以规范的行为方式与国家治理体系互动,进而促进农村社会程式化的再生产。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研究——以嵊州八郑规程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从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机制的改革创新之路。本课题以八郑规程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公共认同基础上的现代乡村治理的新机制,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一种思路。     

反思与借鉴:治理视野中的中国政党研究

在中国的政党研究领域,治理或善治理论的引入多少显得有些寂寥.治理所导致的失败、善治的意识形态色彩、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特征上的冲突以及治理社会基础的缺失,这四个方面影响了治理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关联.实质上,治理并不必然导致失败,治理理论可在工具层面上运用,它并不与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具有内在的适应性;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拓展,治理所需的社会的主体性力量正在逐渐成长,其社会基础并不缺失.因而,治理理论和中国的政党问题研究具有强相关性.治理或善治理论可以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分类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困境与重点方向——以湖北秭归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契机,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扶贫也遭遇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扶贫政策要求的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与基层实践中贫困户的非精准定位的矛盾,致使精准扶贫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效果受限,真正的贫困户难以受益;精准扶贫意欲在短时间内集聚各部门的项目资源,以便改善贫困村庄的生产生活条件及贫困户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缺乏的难题,这使得扶贫绩效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要想摆脱困境,精准扶贫的重点和用力方向理应是在坚持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下,重点支持那些有发展能力的贫弱家庭,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社会治理——基于“镜像世界”治理的分析考量

大数据的热潮已经由最初引入时的广泛研究发展到定向领域的应用。针对政府大数据时代如何进行社会治理的研究,以镜像世界作为切入点展现社会治理中最贴合于大数据的一个领域,揭示大数据与镜像世界的联系,通过四个典型案例分析政府网络治理,提出政府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     

浙江省家族制企业的定量评价及对策研究

浙江省是我国家族制企业的发源地之一,并且在近几年得到长足发展,对本省经济贡献巨大,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对浙江省家族制企业模式的定性研究已有不少优秀成果,但从财务角度定量分析却未有过,本文从实证研究出发定量评价了浙江省家族制企业模式的优劣势,并对其发展对策作了探讨研究。     

生活方式变迁视域下城市公共治理走向研究——以杭州为例

生活回归本位使得生活方式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生活方式变迁与公共治理存在复杂连结关系.市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为城市公共治理达至善治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提出了现实要求.近年来,杭州公共治理层面的创新实践成效显著,但与善治目标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的层次与水平,须建立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健全多中心治理模式,革新公共治理工具,完善民主治理机制.     

基于网络搜索数据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测研究——以台湾地区为例

大数据时代网络中所蕴含的数据可以真实、及时地反映当前经济变化趋势。本文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构建消费者信心指数与网络搜索行为关系的概念框架,通过搜集与消费者信心指数构成相关的台湾地区关键词搜索量,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搜索指数并对该地区消费者信心指数进行预测。实证结果表明:由谷歌趋势中的关键词搜索量拟合出来的搜索指数与消费者信心指数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协整关系,模型拟合度高且时效性强,预测数据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提前一个月左右。与传统的预测方法相比,模型具备转折点预测的能力。     

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思考——以新公司法为例

《公司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93年实施以来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公司法先后进行了两次修改。文章以2005年修订通过的《公司法》为视角,主要阐述了新公司法对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的积极作用,为进一步阐述公司治理结构继续完善提供建议。     

城中村公共伦理“孤岛”的治理研究——以蒜村为例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城市,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乡村社区,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社会地位使城中村与周边城市格格不入。在公共伦理方面,城中村村民整体的公共伦理意识较城市居民有些差距,形成了一种对比明显的状态,可以称之为公共伦理的"孤岛"。为了解决城中村的公共伦理问题,需要从制度改革、社会体系重组、经济和道德建设多方面同时进行,使城中村的公共伦理体系向城市靠拢,打破"孤岛"现状,并且最终在体制、经济等方面走上真正的城市化道路。     

共通与融合:社会科学中的质性分析和定量研究

质性分析和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中两种最重要也是分歧最大的研究方法。传统观点认为质性分析和定量研究风格迥异、互相排斥。通过对质性分析和定量研究认识论、方法论、逻辑推理的考察,两种方法所依赖的推理机制相同,都是系统和科学的,都能满足社会科学解释、预测的"科学性"功能。因此,两种研究模式在本质上是共通的。随着社会科学方向、议题、任务的拓展,质性分析和定量研究呈现出高度融合的趋势。通过两种模式的对比,力图化解质性和定量取向学者之间的隔阂,防止在各自研究风格的发展上渐行渐远。     

创新治理视角下农村脱贫路径分析——以四川灾区小镇为例

在我国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之际,农村贫困地区不应该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短板和顽疾。农村贫困地区要抓住国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机遇,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创新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促进本地持续发展。     

中文网络论坛治理的现实路径——以广西时空论坛为例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文网络论坛已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空间。然而,面对网络论坛的虚拟性和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冲突,如何使中文网络论坛能够更好地协调自身角色,实现良性运作,引起整个网络论坛参与者、监管者及广大学者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