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制造"

框架是组织意义生产的潜在规则,它以话语符号为载体,在媒体文本中体现;框架分析是通过探究话语符号中的蛛丝马迹来揭示文本背后的规则;隐形规则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意义生产者对相同事实而采用的不同架构方式及其产生的差异性效果.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比较主流外媒中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对"中国制造"召回的报道框架,能够有效分析媒体话语背后的框架并凸显其特征.美国媒体多将产品质量问题视为中国政经体系的整体性问题,而英国媒体更多从企业是否恪守道德或中国遵守国际产品标准角度将该问题作为个别事件而加以报道.不同架构方式反映出了英美两国媒体在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差异.     

误读、陷阱与中国应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的新能源政策研究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重大影响,也对全球新能源发展产生不可回避的作用。正确理解美国退出《协定》后的新能源政策,需要避免"三个误读",更要避开美国退出《协定》对全球新能源发展潜藏的"陷阱"。一旦落入"美国不发展新能源,我们也不行动"这种向美国看齐的思维偏差,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新能源未来乃至能源独立与安全都将遇到挑战。中国的人口、能源基础与经济转型的重大历史任务,决定了符合国情的新能源发展之路。中国积极稳妥的新能源战略不会因美国退出《协定》而动摇,但中美两国新能源协作的远景依然值得期待。     

完善中国气候变化适应性立法的思考

中国正在起草应对气候变化法,在气候变化立法中如何处理减缓与适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命题。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气候变化脆弱性来看,确立适应气候变化在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十分必要。同时,中国应当在气候变化立法中确立适应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立法宗旨和目标,确定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的基本原则、法律规制的重点领域,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制度等内容,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法律问题初探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有减缓和适应两大类,面对气候变化的不可逆性,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尤其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无法回避.生物多样性问题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各国国内法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法律、法规虽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有所规定,但是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实施机关、实施措施等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需要在战略思想、法律供给、公众参与等方面做好准备.     

环境财税政策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差异化机制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如何选择有效的环境规制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环保支出、环境税收和环保补贴三种环境财税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作用不显著;环境税收政策对东部地区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印证了"绿色悖论"观点,在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显著;环保补贴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形成"倒逼效应",政策作用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环境财税政策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显著作用程度不同,但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环境税收＞环保补贴＞环保支出.     

后巴黎时代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中国路径

《巴黎协定》的达成昭示着后巴黎时代的到来。从《巴黎协定》的内容可知,其是各方利益博弈后相互妥协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发达国家利益诉求色彩,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下的CBDR原则也受到较大程度的弱化,导致中国在能力建设上面临形式、角色和立法的诸多挑战。尽管中国已加强能力建设政策和立法制定,并大力实施能源节约制度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但其在立法规划、立法科学基础和立法内容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有鉴于此,中国应在能力建设的立法理念、立法方向、立法基础、制度完善和《巴黎协定》的落实等方面不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完善INDC内容、加强组织机构能力建设、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立法并强化国际气候立法的国内实施。     

简析中国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最优性与公平性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是目前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市场化机制,中国通过CDM项目与之联系起来.本文从经济最优性与公平性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在参与其中时应当注意的问题.从经济最优化角度来看,当前出口的碳排放权交易量存在最优规模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在控制交易量的基础上,中国应当积极参与交易规则的制定,以避免在国际利益分配机制上丧失"话语权".     

国际碳信息披露发展评述

国际碳信息披露主要分为强制性披露要求和自愿性披露框架。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里披露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也要求大型排放设施向监管部门报告温室气体排放。自愿性披露以碳披露项目(CDP)和气候变化报告框架(CCRF)为代表,建立了包括气候变化战略管理、风险与机遇在内的碳信息披露框架。2013年就有32家中国公司参与了CDP的调查,回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这些国际要求和框架也存在着缺乏可比性、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各有局限的问题。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加剧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开展,应从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绩效指标、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三个方面构建我国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框架。     

国际气候变化博弈与我国适应性的经济政策研究

由于各国利益的差异性,国际气候变化博弈主要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三个层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居于核心位置。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集中在减缓方面,且进展缓慢,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非常重要。经济政策可以影响和优化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配置。我国应该制定有效的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国有经济比重、区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基于动态门限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1989-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门限模型(DPTM),分析了区域人均碳排放量、人均GDP和地区国有经济规模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与区域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明显正相关,中国仍是以高能耗、高排放为基础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此外,当国有经济规模处于0.2647和0.3856之间时,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才会呈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倒U"型曲线特征,否则不成立。这个结果表明,保持一定的国有经济比重是十分必要的。     

二氧化碳的法律定位及其排放规制立法路径选择

在二氧化碳排放规制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符合《清洁空气法》下"空气污染物"的广泛定义,因而美国环境保护署有权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管。在欧盟,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制采取两分法,纳入《欧盟排放交易指令》的,依指令;未纳入的,作为污染物,适用《工业污染物排放指令》。虽然可以将二氧化碳作为空气污染物对其排放加以规制,但这并非控制碳排放的最佳立法选择。因此,大多数国家选择通过专门立法来控制碳排放。我国不宜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作为空气污染物由《大气污染防治法》加以规定,而应当选择制定专门的低碳发展促进法或者气候变化应对法,对碳排放加以规定。     

“中国——有关风能设备措施”案及其启示

政府部门和学界对2010年12月22日美国诉"中国—有关风能设备措施"案的讨论都局限于WTO规则本身,而本文从"中国—有关风能设备措施"案中的措施是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采取的措施这一前提出发,参考多边环境条约在既往涉及GATT第20条的裁决中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该案中的应诉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了中国环境法规和政策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建议。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权利法案》联邦化

美国的《权利法案》联邦化是《权利法案》的法律效力逐渐扩展到整个联邦的法律发展过程,是美国公民权利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联邦最高法院从最初否认《权利法案》联邦化的合宪性,逐渐发展为积极推进《权利法案》联邦化进程。最高法院态度的变化,既与美国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发展有关,也是最高法院内部司法理念变化的结果。     

烟草控制视野下中国处理人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立场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公约,提供了一个被各缔约方认同的在烟草流行背景下实施烟草控制措施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在烟草控制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应坚持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的辩证统一,充分发挥主权国家的核心作用并妥善处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行等相关工作.     

中国企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和策略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国企业首先需要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框架的构建可以从企业内部性--碳管理体系和节能减排与外部性--伙伴关系和碳信息透明着手.从内部来说,建立全面的碳管理体系是基础与核心,可以借鉴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对碳排放进行全面的、全员的和全过程的管理;节能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企业除了依靠自身外,也需要考虑外界力量的援助.在外部上,企业还可以与其他专业的非赢利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此外,中国企业尤其需要注意碳排放的公开与透明,这有助于与政府、投资机构等利益相关方沟通.     

后京都时代中国能源法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国际气候立法的发展对各国的能源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以及《哥本哈根协议》的出现,标志着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后京都时代"即将来临。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能源法制在"后京都时代"面临着严峻挑战,急需从能源法制理念、能源管理体制、能源立法体系、能源法制具体制度、能源国际合作法制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调整和变革,以期为实现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法制支持。     

北京市碳排放达峰的思考

确定积极合理可实现的碳排放峰值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有利于倒逼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我国明确提出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并要求低碳试点城市尽快明确碳排放达峰时间,推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达峰。北京是全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市,已提出力争202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的目标。分析和测算结果显示,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增速将在"十四五"到"十五五"期间实现明显下降,并有望在2030年达到峰值,境内能源消费结构将得到明显优化,高碳能源逐步由零碳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计入全市碳排放的外调电力碳排放因子也将有所削减,2020年碳排放达峰目标可以实现,碳排放峰值约为1.66亿吨,人均碳排放量7.2吨左右。对比发达国家碳排放达峰先行经验规律和北京市发展总体形势,能耗增量较大是北京市碳排放达峰的首要制约因素,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和外调绿电比重是北京市尽早实现碳排放达峰的主要途径,加快推进政策与技术节能减碳成为北京市实现碳排放达峰的重要保障。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钓鱼岛政策

郭永虎撰文《尼克松政府对中国钓鱼岛政策初探》指出,尼克松政府时期是美国关于中国钓鱼岛政策的基本定位时期。在美国返还琉球群岛的过程中,美国单方面擅自将钓鱼岛的"施政权"返还日本,成为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直接导火索。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尼克松政府保持"中立"立场,即声明《返     

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美国如何面对中国--对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热评论的冷思考

在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布什政府把中国定位为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而这一定位恰使世界看到美国才真正处在一个“战略十字路口”。面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美国能否调整自己的心态，“以相容超越零和”，是世界能否和平稳定的关键。     

1986—1992年东盟国家外资投资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一、历史发展过程的回顾 战后,许多取得了政治独立的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在50年代曾经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来取得发展经济的外汇资金。1960年10月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先后减少与停止了经济援助,这些发展中国家便转向依靠贷款,并于6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采取积极引进外国直接资本投资的政策,以缓和外汇与外债的负担。印度尼西亚于1967年1月颁布了《外国投资法令》(1967年第一号法令);菲律宾于1967年9月颁布了《鼓励投资法案》(菲律宾共和国第5186号法令),并设立了投资委员会;新加坡于1967年11月颁布了《经济发展奖励法案》,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发展经济;马来西亚于1967年颁布了《投资奖励法案》;1960年泰国颁布了《奖励产业投资法案》,鼓励国内外民间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