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关系与诚信

中国道德传统中的诚信本于“天人关系” ,以天赋良知为基础 ,所展开的语境是纵向的义务服从关系。现代诚信本于“契约关系” ,所指向者是人、他人 ,所展开的语境是横向的权利平等关系。现代诚信以社会权利为基础 ,不是天赋良知的发现和实现 ,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 ,是个人利益的实现。现代诚信建设的基础是观念的变革和建设 ,核心是信用制度的建设 ,关键是公信建设。所以 ,现代诚信建设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公民的平等的社会权利建构起相应的社会制度 ,并努力促进所有的社会公共机构在尊重公民社会权利的基础上实践其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公共职能。     

简论政府诚信的主要历史形态

政府诚信的主要历史形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远古社会以义务为核心整合的共同体诚信,以原始平等观念为基础,实际上只是后来完整意义上政府诚信的准备或萌芽形态;传统社会以权力为核心整合的国家诚信,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政府与国家一体的诚信形态,以宗法等级关系基础上的官本位理念为思想基础;近代社会以契约为核心整合的政府诚信,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诚信形态,以主权在民理论及契约基础上的法律关系为思想基础;现代社会以宪政为核心整合的政府诚信,是现代社会政府诚信的崭新形态,以人民主权理论及宪政基础上的法理关系为思想基础。     

合同法诚信原则之研究简

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私法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更是以其诚实、善意、公正的理念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根据合同成立的不同阶段,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一是磋商中的诚信,即在合同谈判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不得以恶意隐瞒、欺诈及胁迫等形式促使合同的成立;二是诚信履行。即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阶段应当按照交易的本旨勤勉的履行合同,不得滥用权利,违反诚信、恶意履行;三是合同终止后的诚信义务,通常表现为合同终止后的通知、协助及保密的义务。在以合意为中心构建而成的古典契约法理论和绝对契约自由遭到抨击之时．诚信原则犹如普罗米修斯之火给合同法带来了新生,以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关系契约论的兴起,限制了绝对的契约自由,将传统的“铁面无私”的合同法重塑为富有“人类真情实感”的合同法。     

中西传统诚信道德教育的比较及其现代价值

中西方传统诚信道德教育各有不同。在教育目的上,中国人的诚信重在人格信任,目的是加强个人的道德品质,培养“内圣外王”的品格,维护宗法等级制度;西方人的诚信则是一种契约信任,以法律为基础,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在教育内容上,中国人强调对个人进行诚信道德教育,教导人们做人、做事和处世的经验,适用于宗法等级“熟人”社会,重感情、情理;西方人的诚信更多的是法理意义上的,重理性,法理。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中国人的诚信强调知与行的统一,但对“失信”行为缺乏社会制约机制;西方人的诚信则重视功利和好处,建立了完备的信用体系。今天,诚信道德的精神实质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以及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展都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建设诚信政府 发挥引导示范作用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振兴鞍山老工业基地创造良好环境，市委、市政府提出以“打造诚信鞍山、建设文明城市”为主题的诚实守信教育实践活动意义重大。而政府本身的诚信建设既是这次活动的重要内容，更将在活动中发挥主导示范作用。     

试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契约观念的发展

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要求有适合于它的文化理念。契约观念就是这样的一种理念。契约观念是契约关系的反映,它说明人在交往活动中,通过某种承诺,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使各自获得有约束性的联系。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契约关系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关系,因而也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基础。一、契约关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为了对我们讨论的题目有一个直观的感觉,我们从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邯钢经验入手。1996年6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邯钢经验有多少内涵”,对邯钢经验作了较为全面深刻的介绍。从这份报道可以看到,邯钢经…     

作为现代企业伦理的公平机制

《大败局》揭示的十大明星企业昙花一现的兴衰史的“失败基因”——“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在当代中国企业群中是普遍存在的，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建立企业伦理公平机制，这与中国长期缺乏产生伦理公平观念及其机制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条件直接相关。因此，研究建立企业伦理公平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伦理公平的核心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对平衡的统一性关系，其机制就是创设和维护这种关系的“工作机理”或“工作原理”，它是相关制度、观念和结构依据一定的逻辑关系整合的结晶。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本身不能形成“机制”，所谓“诚信机制”是不合逻辑的。中国现代企业伦理公平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理清实践路向，循序渐进地展开。     

现代市场语境中个人价值实现的道德哲学审视

在市场语境中,市场主体的联结纽带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市场经济的契约本性使得市场主体的价值追求以及现代社会的“秩序与和谐”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市场生活世界中,诚信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的“道德的底限”,是因为超越这一底限,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与个人价值的实现将会失去保障。必须理解与把握市场主体间“目的手段”与“竞争合作”辩证逻辑,主体与他人、社会才能互利共生共存。竞争与合作是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方式。个人价值实现中的道德不是“守伦理的道德”而是基于意志自由基础上的“守法律的道德”。     

契约自由、“契约自由权”与契约权利——一个私权逻辑理论视角的分析

按照分析法学的私权逻辑理论,契约自由并非权利,而是派生权利的契约关系的元形式,是民事主体之间“无权利—无义务”的关系状态,其实质就是没有法律限制。将契约自由混同于“契约自由权”对于契约权利本身的设定并无实际意义,反会成为立法者或裁判者滥用其意志侵害意思自治的借口。作为契约权利的元形式,契约自由决定了契约权利的本质必然为约定性权利,但也决定着契约权利只能具有相对性。     

“契约”与“合同”之辨——以清代契约文书为出发点

通过区别清代的“单契”与“合同” ,本文指出 ,由于缺乏人格概念和平等价值 ,清代的契约关系体现为当事人之间的具体关系 ,其中 ,“单契”是一种不平等的具体关系的反映 ,而“合同”中则存在着相对平等的具体关系。在清代 ,“契”与“合同”是不同层次的概念 ,“合同”与“单契”才是平行层次的概念。 1 90 0年以后 ,西方大陆法学传入中国 ,由于法典体例要求法学概念须在逻辑上保持统一 ,又由于古典契约理论只承认抽象契约关系 ,因此 ,中国法学中形成了“契约”与“合同”两个概念相互排斥的格局 ,并延续至今。以民间借款契约、格式契约等现代契约活动为例 ,本文试图说明 ,现代契约中仍然存在着因“议价能力”、垄断地位等因素形成的不平等的具体契约关系。因此 ,一方面 ,在现代法中 ,仍然有维持契约范畴内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性的必要 ;另一方面 ,除抽象关系外 ,今后对现代契约的分析还应适用“具体关系”这一概念。     

阳明心学的价值取向

心学的观念不仅体现了独特的哲学进路,而且展现了其价值的取向。心学以良知为核心观念,在价值观的意义上,良知内在地包含人性关切或仁道关怀,不把人看成物或工具。心学的另一重要命题是“心即理”,其涵义之一表现为个体意识和普遍规范或普遍原则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背后的价值意义,表现为对个体权利与群体责任的双重肯定。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与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意识相结合,进一步引向天下的情怀。在王阳明那里,这种天下情怀具体表现为万物一体的观念,其中蕴含着走出封闭的自我、以仁道方式对待他人的意向。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意识、“万物一体”所涉及的天下情怀,同时面临着具体落实的问题。在王阳明心学中,这一问题与“知”和“行”的关系相涉,后者意味着现实世界或意义世界是以人的参与和建构活动为基础的,而真正的参与同时表现为实际的做事过程。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契约融入现代行政法的法理分析

现代行政是法治行政。法治行政或称依法行政,它意味着行政权的行使必须依法进行,其目的是以法的合理性遏制行政的恣意。契约自身的功能使其适合变化了的政府角色。契约在行政法的引入,体现了世界的潮流和权利本位的需要。行政法契约化并不必然地要求所有的行政行为均要采用契约的形式,只是说契约为行政行为提供了一种模式,或者路径。行政契约顺应了现代社会现实的变化,满足了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需要。它既实现了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又不破坏经济活动本身的秩序,无疑成为当代各国政府的最佳选择。     

政府、制度与良知

2001年 2月 22日的《南方周末》载有刘友德的一篇文章《人的“良知”从哪里来？》,作者痛斥“只有国家、政府才能提供良知和主持正义”的谬论,对此我没有异议。说出于人们内心体认的道德良知要靠国家和政府“提供”,确实很无知──连“良知”这个讲了两千年的名词都不知是什么意思就来开黄腔;也很无耻──那种“三忠于四无限”的谄媚嘴脸跃然纸上。这种谬论的可怕性在于它既推卸了宣言者自己应负的道义责任,也“剥夺”了广大公民当家做主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利。 　　然而,刘文只是以否定判断驳斥了“只有……才能”的荒谬,却…     

契约社会中的有限身份化--种弱势群体保护的理论探讨

契约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契约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公平问题。克服社会契约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使社会在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下发展,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从契约与身份二者关系入手,尝试在契约社会的整体构架下,建立“有限身份化”的相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货币批判研究

马克思对货币本质的分析,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始终围绕其哲学的理论任务——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展开的,这是贯穿从《巴黎手稿》到《资本论》的一条隐性线索.《巴黎手稿》侧重把货币的神圣幻象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大纲》则侧重揭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在此基础之上,《资本论》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批判把货币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透视出马克思货币批判的“视域转换”.这种“转换”不仅关涉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现实根源,而且关乎消解这一异化的现实道路.     

从“真正的民主制”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人的解放方案的逻辑进路

“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核心主题。“真正的民主制”作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反思现代国家的缺陷,以实现“人的解放”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实际上尚未脱离“政治解放”的理论语境。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政治批判帮助马克思厘清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了“当代的普遍问题”才是理解“真正的人的解放”的钥匙,并由此促使马克思转向了市民社会批判。在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中,马克思历经了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人的解放”方案的实践探索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真正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最终实现了对旧的“民主制”解放方案的彻底超越,形成了一个建构性的解放方案——“共产主义”。     

质疑"后代人权利"的代际契约说基础——兼论"后代人权利"的实质

后代人权利论者从西方传统社会契约理论出发,提出了以代际链式相互性、代际正义、以亲子关系为模型的代际契约关系为中心的代际契约理论,作为支撑后代人权利的理论基础.但代际相互性不具有共时性,因此,代际契约无法达成和实现.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中找不到关于"后代人权利"的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当代人内部的关系,把亲子关系作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契约关系的一个模型来理解是不合适的."后代人权利"只是一种权利虚构,后代人权利论的实质是强调人们普遍承担环境保护义务.     

社会信任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社会性本质决定人必须彼此交往,交往使人获得其本质,交往内在要求人做到诚信,诚信实际地内在制约着人的发展。市场经济实质是以“物”为中介的人的交往实践活动,市场契约本性关照下的人的诚信素质养成正是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惟此,诚信个人才会出现,诚信社会才可到来。诚信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是人的建设,是以信任建设为契机的人的自觉建设,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切实行动和积极筹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互补关系及特征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我国形成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新型“政市”互补关系,呈现出有效市场以有为政府为先导、有为政府以有效市场为基础的“双螺旋”结构特征.新型“政市”组合模式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超越了政府和市场“二元对立”传统思维定式,实现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