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郑观应的外交思想

郑观应的外交思想具有近代外交思想的色彩。他主张捍卫国家主权,收回被列强窃取的国家主权;主张遵守条约和公法,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实行"连横"策略,以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主张完善外交制度,培养新式外交人才。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认识水平,同时也具有一些局限性。     

“黄祸论”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以人种意识为视点

三国干涉与"黄祸论"曾一度加重了日本的人种意识忧虑。当日俄战争临近,面对再度喧嚣的"黄祸论",为避免引起列强的猜疑与干涉,日本极力在舆论和外交上消除"黄祸"的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像对俄军事活动中利用人种意识为其服务那样,继续通过宣扬"同种联合"论调对中国进行接近与渗透,无疑有利于其扩大和独霸在东亚的利益。日本这种针对东西方时呈现出的两面性人种意识,在随后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多次体现,成为其战败前实用主义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试论甲午战争前夕英俄的远东外交

甲午战争受列强的远东政策所支配和左右。本文分析了英、俄列强调停甲午战争的动机与目 的并运用日本的外交史料阐述了调停的过程，指出：英、俄的外交调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日本“开战外交”的顺利实施。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政府对明治以来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 的一次大清算，其战争目的明确，准备周密，开战决心坚决。日本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在并 不利于日本“开战外交”的国际形势下，实行了一条冒险主义的外交路线，使英、俄的调停 以失败告终。     

浅论孙中山的外交思想和实践

孙中山时代的中国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和支配之下,孙中山要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同列强打交道。在此过程中,孙中山的外交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从寄希望于列强的同情和支持到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逐渐成熟。     

和谐世界理念探源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它是一种充满民主精神、具有全球眼光的全新的世界发展观,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和广泛赞同."和谐世界"理念具有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既吸收和借鉴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益思想,又是对中国几代领导集体和平外交思想的升华.     

邓演达对孙中山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外交思想,明确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争取中华民族完全获得解放并努力“促成世界大同的实现”,为此主张“一定要唤起并组织广大的民众”“使其觉悟的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联合“平等待我的革命势力及民族”即苏联和“被压迫民族的势力”,并且强调在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斗争时要注意外交策略,充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总体上来说,邓演达的外交主张不仅对日后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外交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建设过程中亦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而从一个侧面说明邓演达的确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同时表明邓演达外交思想在近代中国外交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当然,邓演达在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外交思想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积极方面占主导地位。     

列强对辛亥首义的态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立即引起列强驻汉口领事馆的高度关注.外报及其新闻记者的反应见仁见智,褒贬各异.而列强政府采取"友清敌民"的态度,都站在清王朝一边,防范、敌视革命党人.因列强在华利益各异,所以它们对待武昌起义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列强之间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是共取"不介入"的中立态度.这与湖北军政府意图示好列强的外交政策也颇有关系:鉴于近代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被列强绞杀的严重历史教训,革命党人始终避免得罪外国,承诺保护各国在华既得权利和外国人在华生命财产安全.湖北军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得到驻汉领事团的理解认可.袁世凯出山后,列强则全部转向"拥袁抑孙",将袁世凯视作"秩序"的代表.辛亥首义后,列强面对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固然与清王朝、民国政府、袁世凯诸方的外交策略不无关系,但归根结蒂,是列强自身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产物.     

论中国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近代以前的中国,无所谓外交,只是"理藩"而已.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涉外体制逐渐崩溃.此后,在外国列强的敦促下,以及国内洋务官僚的建言及推动下,清廷于1876年初步建立了近代使节制度,并逐步实现了使节制度的近代化.近代使节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李鸿章外交思想刍议

李鸿章主管外交,形成了一整套外交思想。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图自强:以条约为手段,制约外国势力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使列强彼此牵制的目的。     

论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驭夷”方略,变得袅弱无力。在中国近代的外交实践中,李鸿章将传统的制夷之策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思想、均势思想结合起来,产生了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但最终这一策略还是归于失败,失败尽管屈辱,却也使中国逐渐登上国际舞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