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哲学之思——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中的语言观研究

语言问题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系列思想中也体现了他对语言的哲学之思.本文从语言和"诗"、"思"、"存在"等一系列概念出发,对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作出一个梳理.     

论海德格尔的诗性拯救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遮蔽,造成了现代人的无根状况。人的本质取决于他与存在的关系,存在是“天、地、人、神之四重整体的统一体”,唯思才与存在相契合,思让存在达于语言,与存在相契合的语言是本真形态的诗之道说。作为一种道说,诗让我们采取“对物的泰然任之”和“对神秘的虚怀敞开”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唯如此,人才能栖居在大地上,这就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主题。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海德格尔与老子论道

道是老子与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核心语词,但两者看起来相似,实则相异。老子考察的是由道路的本意延伸出的大道及其特性,而海德格尔思考的是道路自身的特性;老子的道与言说相对立,道自身拒绝言说,但它是思想与语言的根据,而海德格尔却将道路与言语相统一为道说,且在他看来,语言具有本原性,是存在、思想与人的根据。     

论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的主题——以晚期海德格尔诗意的思想为例

基于西方历史的划分,西方哲学美学主题的发展经历了理性、存在及语言的维度.在现代存在的维度中,哲学美学思想的主题是沉思、思索与接受,这在晚期海德格尔即诗意的思想.对海德格尔而言,诗意的思想即经验存在、经验语言的思想.在诗意的思想中,存在与语言具体化为作为纯粹语言的诗意语言;作为诗意语言道说的两种方式的诗与思想,接受的是诗意语言的规定,即它们是对于诗意语言的倾听,然后互相对话.     

王夫之"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诗学思想探析

船山先生的诗学思想研究成果颇丰,但是"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作为其区别其他诗学理论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却探讨和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认为他的"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诗学思想有着其特殊的内涵。     

对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一种阐释

海德格尔把他的语言即道说的经验视为思入本有的重要步骤。思入本有意味着思本有并最终到本有中去思。由于思入本有也归属于道说,从而它必然要受到关于道说的规定的限制。道说只是存在之聚集或收拢,而不是存在本身。人只有从存在中站立起来才能把存在取入思想,这种绽出的内立的情况就使道说与本有呈现为一种偏移关系。海德格尔看清了这一点,但他又把入于本有之思经验为向着本有的归隐,这样一来,道说在入于本有的时候就不得不以撤销语言的方式弥散于本有。然而撤销语言只是意味着无以道说。所以,即使是海德格尔的道说也不能在道说之际把自身带入本有而归隐自身。这就表明,作为总是要道说着的人与本有之间终究横亘着一个悲剧性的间距,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个间距是通过终有一死者的有死性才得以领会的。于是死亡的意义就被凸显出来唯以死亡的方式,人才能最终消除上述间距并回归于本有。     

海德格尔的"濠梁之辩"

海德格尔曾经通过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来帮助人们理解他的"论真理的本质"这篇讲演的内容.这场著名的论辩是一个关于他人之心是否可知的争论.有论者认为在这场对话中庄子采用了诡辩的方法来回应惠施的诘难,最终陷入一种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更有论者以此为依据来判定"濠梁之辩"并非庄子思想的表达,而是庄子门徒对其思想的一种发挥或者说误解,不能体现道家思想的真精神.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庄子文本本身中去,我们会发现这段著名的对话即使不是庄子所著,至少也延续了庄子哲学的精神,其中的深意需要经过进一步的辨析才能显现.庄子通过将惠施逼入理解的真空状态,使得理解的可能性自发地显现出来,对以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代表那些独断论和述诸自明性的立场来说是致命的一击,而作为这种独断论主张之基础的表象性思维正是海德格尔关于真理之本质问题的讨论所要向我们揭示的.     

交道性操劳:世界最后的遭遇特征

海德格尔在题为《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讲座的最后讨论了作为世界的交道性操劳的遭遇特征,而对这个遭遇特征的构境,显然从上手-在手的此在内省状态外置于更基始性的交道性操劳之中.具体说,是将前述那个神秘的意蕴遭遇的生成基础揭示出来.本文认为,这是海德格尔对“那托普报告”相近思想构境的复建.海德格尔用接近神秘的语言说的第一个特征,是有意蕴的遭遇中被操劳者本已的时间性;海德格尔指出,要理解意蕴的现象关联与境(phanomenalen Zusammenhangs),关键在于了解“展开状态就处于当下的关涉中”.海德格尔认为,指引关联与境即是有意蕴世界的周围性.他还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在世界中‘存在’本身的真正方式是关涉(Sorgen),作为制作(Herstellen)、办理(Verrichten)、占有、防止损失等”.关涉突然从操劳性交道中跳了出来,成了此在的一种本真存在方式(编者摘).     

语言与大行——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批判

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主要集中在后期。在40年代中叶(1946年)写的《关于人本主义的信》中,他明确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一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代表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命题。在50年代,他又对语言进行了集中而深入的思考,提出“语言是大行(Ereignis)的展示”这一独特的观点。纵观海德格尔后期语言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确定,“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一命题的真正涵义究竟是什么,“语言是大行的展示”说的又是什么,“语言是存在的家”与“语言是大行的展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海德格尔后期的这种语言思想的实质何在,这些问题应是理解海德格尔后期语言思想的关键所在。然而,国内80年代以来对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对海德格尔后期语言思想的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深入研究更是很少见到。本文拟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引起对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进一步讨论。     

仁义礼智四位一体——论孟子伦理哲学思想

在儒家思想史上 ,孟子第一次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他从人之深层细微的心理情感活动寻求仁爱之心的内在根据 ,所谓“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 ;他提出仁宅义路、居仁由义 ,从内在与外在、基础和行为的统一确立了“仁义”道德的根本内核和道德人生的基本取向。由此 ,他从行为的节制和形式的修饰、道德的认知和意志的保障等意义上确立了礼与智在道德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位置。最终 ,仁义礼智四位一体 ,相依互补 ,恰成一完整的范畴系统 ,构建为人道的全部蕴涵     

论熊十力哲学中道德主体的创新性

传统儒家的道德主体有静止、保守的趋势 ,熊十力哲学的目的之一 ,在于为传统纠偏 ,树立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新性。他用“翕”、“辟”两个概念构造起恒动不已的宇宙本体 ,并强调了辟对于翕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 ,他又论证了生相对于灭的优先性。他打通了本体界、现象界和道德界 ,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创新性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种创新性从道德个体的修养方向、方式及其与社会既有伦理规范间的关系两个向度塑造着人的新形象     

环境审计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对环境审计(EA)进行解释和分类的基础上,对三大环境审计即房地产交易审计(PTA)、清洁生产审计(CPA)和环境管理体系审计(EMSA)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提出了环境审计的核心问题和实施环境审计所需搭建的平台.     

“口”“ 嘴”上位化的过程和原因

殷商到春秋时期,"口"专指人的嘴.战国以后,在转喻机制的作用下,"口"发生跨域演变,西汉时已成为由于概念域融合而新产生的{口嘴}概念域的上位词."嘴"专指鸟嘴,产生于东汉,之后其义域不断扩大,使用频率逐渐提高,至唐代完成了上位化演变,到清末则取代了"口"的强势上位词地位."口"上位化的原因在于古今范畴化方式发生了变化,"嘴"的上位化则是语用、语义、字形变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蒙元时期的哈剌赤与兀剌赤

由于受古蒙古语读音规则的影响 ,蒙元时期具有“马夫”之意的兀剌赤常被转写为哈剌赤而著入元代及后世载籍中。哈剌赤一词的释解也随之众说纷纭。其实 ,汉字音写的哈剌赤与兀剌赤实即同一词之不同转写。     

战略信息系统(SIS)的探讨

随着企业对面向技术的信息管理模式到面向竞争的信息管理模式的认识的转变,SIS应运而生。SIS是根据竞争发展的需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经营管理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本文探讨了SIS的产生、发展背景、结构、功能及其规划。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作为"为已之学"的意义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可以将其解析为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礼")和关于个体人格完善的修养("仁")两个层面.孔子重视"为已之学",但他更强调"仁"与"礼"的统一,人格完善之修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是由"礼"来规定的.不应单纯地就"为已之学"的层面理解孔子的"意图"并确认孔子思想的意义的"惟一性".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形成中的政策性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对典型调查的某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形成中的政策性变量的分析，指出政策性原因是国有银行产生不良资产的最重要的因素。由政策性原因所导致形成的不良资产已经占到不良资产总额的 50％以上，并且其绝对额呈上升趋势。     

企业参与社会创新对其财务绩效正向协同效应分析——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企业应当如何在利润和社会创新之间取得平衡?研究表明,破解之道在于企业整合战略、创新与社会需求,通过参与社会创新,创造共享价值.文章基于文献回顾,企业参与社会创新被视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全新模式,并尝试将此种努力加以量化;同时,以2007-2019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企业参与社会创新的努力是否与其财务绩效存在着关联.结果表明,财务绩效越好,社会创新投入也越多;社会创新投入越多,其财务绩效也越佳.不过,此种正向协同效应往往滞后2-3年才能显现出来;并给出相应结论与启示.     

华人文化与团队领导的管理认知--一项基于线性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了华人组织中团队领导的文化结构及其组织管理认知结构;同时,利用线性结构化相关分析(LISREL)的建模方法,实证了文化对团队领导管理认知结构的影响及组织管理认知各因素间的相关关系.认为,在华人组织中,文化是影响团队领导者管理认知的重要因素,基层团队领导的和谐倾向和群体倾向,是团队管理者内部控制的主要正向解释因素,而华人文化中的等级倾向,则对团队领导者的外部协作倾向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企业层领导的文化倾向和管理认知与基层团队领导的文化与管理认知存在相似性的实证结果,也是华人企业中,家族主义文化倾向是存在的证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