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

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首要主体,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调整,基本适应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治理的主体在增多,治理空间在调整,治理问题也在增加.地方政府原有的治理方法、手段和技术难以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中国这个改革中的大国来说,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继续支持和鼓励.     

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

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为主线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协作的法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过程和现实的模式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珠三角地方政府创新

改革以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通过持续创新,创造了珠三角跨越式发展的奇迹。但是,既有的地方政府创新也使得珠江三角洲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因此,为了争创新优势,未来珠三角地方政府创新必须改革治理体系,在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培育公民社会、调适政府治理结构、推动公民有序参与和践行法治基础上构建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困境与行政体制创新的路径——基于广东省的分析

基于对广东省自1978年以来地方治理体制变革的所有探索动作的研究分析,发现目前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变革面临巨大困境,主要表现为6大方面:治理机器职责同构、治理机构组织复杂、组织寄生利益纷争、改革步序非一致性、改革路径极敏感性、人治痕迹干扰较大,提出以"组织重构"路径主抓三个领域的改革:(1)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的解析与重构;(2)促进减层级扁平化的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更新与变革;(3)促进行政效能提升的地方政府人员素质的更新与进步;进而以地方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促进地方治理目标的实现。     

精准治理：地方治理的精准转向及其悖论——地方治理能力的视角

精准治理因为其靶向治理内涵而成为新时期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一理念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治理任务上面。精准治理本质是复杂、高成本的治理模式,对地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研究从治理主体、治理疆域、治理体系、治理手段、治理客体五个维度考察地方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任务之间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精准治理的适应性问题。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既是解决转型与发展所伴生的社会矛盾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架构不断调整以适应新阶段发展形势的过程。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这一视角,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3个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案例,来把握以公共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参与对于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通过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使公众参与地方治理的过程实现程序化、常态化的目标,对于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创新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缘起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取得了长足发展,充分显现出自身的优越性.同时,由于中国区域治理处于发展阶段,决定了它本身尚有不足之处,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政治生态加以改善.首先,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现有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格局,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职能关系法律化和制度化.其次,通过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间关系,减少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过多行政干预,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提供法治环境.再次,进一步完善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最后,探寻区域公共治理中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途径,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化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结合.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治理结构问题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率。从行政视角出发,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过程,纵向由多层级的集权政府到少层级的分权政府;横向由蜂窝状结构到区域网状结构;治理机制由同质同构的单一化机制到多任务委托——代理机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虽在经历巨大历史变迁,但治理结构部分领域的改革尚需继续稳步推进。     

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推进城市化离不开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而地方政府治理变迁也离不开城市化进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城市化影响了地方政府治理,而且地方政府治理变迁本身属于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得以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本质职能,而且还可实现治理体制机制的超越与创新。相应地,地方政府必须从产业、空间与人口等城市化各要素协调发展出发,推进职能转型,并在重构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以更好地回应城市化并促进城市化发展。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参与式治理趋向:以广州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为缓解外部压力的必然反应,但由于缺乏持续性的动力,导致地方政府创新不可持续.从广州市政府近年来的管理创新实践来看,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了地方政府创新,并呈现出参与式治理的发展趋向.这个过程中显现出的政府改革与公民社会成长之间的互动格局可能既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创新缺乏可持续性的难题,又可能在改善治理绩效的基础上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跨界治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跨界治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变革化而引发的一种全新治理思维和战略选择,主要包括跨边界(地理)治理、跨部门治理和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跨边界治理重在解决城市区域发展中的地理分割、画地为牢的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经济跨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政治制度和跨地域协调管理机制;跨部门治理重在解决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分段管理的问题,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公共事项或事件,加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跨部门协作,通过协同政府或整体政府的思路处理好公共事务的链条式管理;跨公私合作伙伴治理重在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化、低效化等问题,从不同公共服务的类型和特征出发,适度选择竞争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服务需求。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通过跨界治理体系的构建,强化政府体制的协同性运作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网络化协作,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合作治理视野下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探析

在现代社会中,失业、贫困、环境、卫生、安全等社会问题日趋显露并困扰着各地政府,大量的社会事务已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能力。在合作治理视野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成为推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地方政府基于环境的外部激励以及自身的合法性困境,为了提高地方社会管理效能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可视作地方社会管理的模式创新;其内涵属性表现为以善治为价值追求,本质是公共权力的理性成长,实现了地方社会管理精细化;其现实效应体现为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与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而有力地增强了地方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治理探析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不足、提升地方治理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新泰市依托平安协会构建的平安共建机制,就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参与地方治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的"新泰模式"体现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和还政于民的治理趋势,这一模式为地方政府推进治理创新、进而实现"善治"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范例。     

西藏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分析

西藏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是西藏地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充分认识西藏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西藏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有助于改进和提高西藏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升西藏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实现对西藏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