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视阈下我国“西北边疆”的生成与政治地理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过程中,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与界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封建王权国家被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结果,既符合我国政治地理的演变历史,也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边疆治理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在由传统“塞防为主”国防布局向近代“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布局变迁中,维护西北陆权是伸张海权的基本前提;其次,西北边疆由国内地缘政治要素向国际地缘政治要素升级;第三,两个层次的“西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的国防意义。至此,确定西北疆界、守卫国土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作为民族国家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旨。     

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重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活动分析

时势危机促使国人关注西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经由朝野互动,最终演变成中心与边缘关系的重建,其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国家生存和复兴。它依赖的路径则是在中心与边缘的身份认同中通过文明与野蛮的界定,尤其是通过把“野蛮”标注于西北的具体人物阶层,使作为文明的代表者、阐释者的中央获得了无上的威权,使中央威权能在地方重建。这也是传统的经营边疆的政治手法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再次回归。     

清末边疆危机应对与边疆观念变化

晚清的边疆危机直接引发中国人边疆观念的变化。面对被迫划定边界、边境人口管理新问题、边疆主权全面遭到侵夺等种种现实危机,人们的边疆观念至少在三个方面发了变化:在空间认识方面,由传统王朝疆域观念向具有明确边界意识、重新认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代国家领土观念的过渡;在边疆族群治理方面,由"因俗而治"的文化疆域观念向注重区域管理的地域边疆观念转向;在边疆功能认识方面,由治内边疆观念走向治内、御外并重的边疆观念,由此全方位地建设强固边疆的理念渐成共识。清末边疆观念的变化只是20世纪中国现代边疆观念形成的开始,其间多见新认识的萌芽与现代相关观念意识的初生。     

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研究评述——兼论边疆交通建设的"政治优先"

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对于可达性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进而通过区域或城市间的交流与互动来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研究视角、分析路径的不同以及受到复杂经济环境的影响,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这一过程的运作机制与经济效益的认识尚存在较大的差异.高铁建设的评价不能仅以单一的经济指标为准绳.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表明,交通建设首先为政治整合服务,其次才是作为推动经济交流的基础而存在,特别是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始终都具有"政治优先"的特征.正是从民族政治整合的视角来看,高铁在重塑民族地区的时空秩序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有利于改变传统边疆形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提升民族自信.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有关民族地区高铁建设的研究,还应充分结合多民族国家整体性与边疆和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双面视角进行考察,以此为基础全面分析民族地区的交通战略布局.     

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觉醒--以近代中国北部、西部边疆危机为例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产生于西方,并被赋予很强的政治含义:在西方的民族理论中,民族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政治目标,民族主义是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这种思想在近代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民族觉醒以及国家主权意识的培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染指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策划少数民族独立、分裂中国的理论依据.近代以来,在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处理中,以中华民族为依托的国家观念在外力的作用下得到加强,使边疆危机最终得到化解.     

利益边疆与边疆利益：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进入全球化以后,国家利益逐渐溢出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不再局限于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在国家利益溢出国界后,利益边疆作为一种新型的边疆形态随之产生。利益边疆一改学界对边疆的认知传统,与边疆利益陷入了概念与理论的纠葛。为了避免利益边疆与边疆利益概念的混淆和误用,进而推进利益边疆理论构建,从国家、主权与利益的视角,对利益边疆与边疆利益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阐释和分析。     

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西安事变"始终是围绕苏俄远东战略安全的核心利益展开的.国际地缘政治是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发展的前提.张学良事变的动机在于借助中共谋求苏俄的国际援助,以"西北联合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出乎张学良所料.张执意护蒋回府,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的边疆治理:历史经验、理论根基与现实路径

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密切相关。古代王朝时期边疆治理塑造了国家与文化的统一性认识,其中大一统思想、从俗从宜的治边政策、边疆经济开发、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措施孕育了共同体意识存在的潜在基础。现代以来边疆治理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思想与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超越,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将政治定位、制度保障、经济发展、文化根基作为边疆治理的理论根基,其现实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夯实边疆发展的物质基础、打牢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国初年中华民族自觉进程出现曲折的原因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自觉进程逐步展开,至民国初年出现挫折,中华民族一体意识的横向传播和纵向深化受阻.其原因主要为:民国初年的政治逐渐走向专制,民国政府不能代表国民和国家的利益,使中华民族成员的国家观念与国民观念、民族观念出现分离;民国初年新式的民族统一象征缺失,导致中华民国的政治格局出现离散化;以联邦制形式构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努力失败,中华民族自觉探索出现困惑.     

论边疆的政治属性与政治性的边疆观念

边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政治地理空间,此外还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附加属性。在不同国家形态下,边疆观念会随着某种边疆属性的凸显而发生相应调整。民族国家时代,受主权体制、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影响,政治性边疆观开始兴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国家发生了重要转变,西方国家适时更新了边疆理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性的边疆观却仍在延续,并难以兼容于民族国家语境和全球化形势。面对这种境遇,中国须建立一种由主权疆域和超主权疆域组成的双重疆域架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个圈层结构的边疆范畴,从而形成自己的边疆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