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民族与文化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

《孔子研究》1988年第2期载刘雨涛同志的《秦与华夏文化》一文(以下简称《刘文》)重申了蒙文通先生之说,认为秦乃非华夏之裔的西戎民族,秦文化是与华夏文化“不两立”的西戎文化,由于秦入主中原的结果,造成了华夏的夷化和华夏文化的“大质变”,使法家学说即源于西北民族的狄之教在中国建立了统治地位,从而才导致了尧舜至孔孟时代形成的富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华夏文化的中断,形成了秦汉以后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及为之服务的一系列上层建筑。而宋明理学家之所以提出复兴孔孟儒学,正是为了复兴和发扬尧舜至孔孟时代富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华夏文化。显然,上述观点不仅涉及了如何认识秦的民族和文化及其历史影响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秦汉以后居于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是不是华夏文化?秦汉以后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如何认识和估价孔孟儒学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以及如何认识宋明理学复兴孔孟儒学的意义等,因此有必要加以认真讨论。     

论华夏文化发展的具体途径

在讨论华夏文化起源的时候,有的同志重提蒙文通先生旧说,认为秦为西戎民族,其文化与华夏文化不同。秦统一中国,是西戎民族加入到中华民族的行列,也是西方戎狄     

高潮与高调:国民政府初期时论中的“民族复兴运动”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但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则是1931年以后之事。它率先起于民间,本只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国民党一方面输入传统儒家精神,一方面公开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在多种合力推动下,1930年代中期"民族复兴运动"进入舆论论述高潮。这些论述涉及到"民族复兴运动"的总体阐释,也涉及如何结合各自的行业或从事的事业贡献于"民族复兴运动"。时人迫切希望"运动"能落到"实处",但落实不易,"高潮"成"高调"。     

“中国文化复兴论”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中国文化复兴论"的生成受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国学发展模式、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国粹主义的启发。近代先哲在建构民族复兴话语时,都从不同视角强调了"中国文化复兴"对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必需途径与精神动力。近代以来,"古学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恢复固有道德""第三种文明"等不同文化流派在涉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复兴以及怎样以此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时,其观点和路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     

儒学与日本

儒学是东方思想的主流之一,是华夏文化的基干。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不论政治思想、教育宗旨,还是社会制度、人伦道德,都以儒学为最高原则。秦汉以后,高度发达的儒学影响四周的邻国,儒学本身亦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董仲舒儒学:儒士群体自我意识的调整

翦伯赞先生指出,先秦儒家“一般地说,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追求他们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董仲舒以后的儒学家说则不然,他们把儒家哲学当作政治的敲门砖”。(《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历史学》1979年第1期)随着对古代中国儒士群体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孔孟原始儒学的理想主义和以道自任精神,但对董仲舒儒学则仍然基于     

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董仲舒是秦以后"为群儒首"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开创了秦以后"独尊儒术"和汉唐经学的新格局,而且对宋代的"新儒学"即道学或理学也有重要影响.董仲舒在中国儒学与文化史上占有堪与孔子和朱熹比肩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八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证,并且指出,崇尚道德与和谐、仁者爱人、以民为本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     

齐鲁文化特质及其演变复杂性的再认识

先秦时期齐鲁文化具有非官方的正统性、崇德尚仁的道德理想、士“志于道”的古典人文精神等特质。秦代的“焚书坑儒”,使齐鲁文化遭受重创。西汉统治者反拨了秦王朝的文化路线,齐鲁文化开始复兴。今古文经之争使齐鲁儒学取得了在学术界的主流文化地位。汉武帝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之后,董仲舒的良苦用心未能如愿。儒学的影响固然是扩大了,但齐鲁文化的其他内涵却大大萎缩了。此后,齐鲁儒学逐渐脱离自身的区域文化秉性,走进华夏文化的中枢部位。其原因有四：一是齐鲁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同构性,二是它在外上的普及性,三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强力推行,四是中国文化结构的请主多辅形态。     

孙中山晚年文化思想中对传统的因袭

自西汉武帝采董仲舒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二千年间,孔孟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它与士人前程紧密结合,也形成国人的道德规范。近代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思想家们不可回避地都要对传统文化予以取舍。孙中山昌言其革命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本文旨趣,即在分析孙氏晚年文化思想中对传统的因袭,以概见传统文化之价值。     

论宋初"三先生"与宋明理学的肇端

“宋初三先生”是指胡瑗、孙复和石介,他们是北宋初期的著名思想家。唐及宋初佛、道的发展冲击了儒学,导致思想上出现了混乱,引起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极大警觉。宋初三先生充分认识到佛道思想对北宋王朝封建统治的危害,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从思想上对佛道发起了攻击,并通过创建书院来宣扬儒家思想,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道统、打击佛老异道,以振兴儒学。三先生复兴儒学的思想和实践对后来的理学思想家影响极大,对以后影响中国700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开启作用。     

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梁漱溟曾对民族复兴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视角独特、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民族复兴思想。他认为民族复兴首先要昭苏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因此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其次,民族复兴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崩坏之后重建中国新社会组织构造,同时经济上"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再次,民族复兴是"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是传承旧传统与开出新生命的统一,一方面要守护民族精神这一"老根",守护中国文化中"伦理主义"与"人生向上"两大长处,另一方面"民族复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要弥补"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的缺陷。梁漱溟对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都是"不通的路",而"共产党这条路""走通"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使国人认识到要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关注人生态度、社会组织结构等软实力的重塑,推动中国乡村社会、乡贤文化的复兴,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三纲”说与先秦秦汉之际的伦理道德转化新探

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思想,其直接来源是韩非子"三顺"说.董仲舒运用易学理论,援法入儒,反映了汉代儒学对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吸收,与先秦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大不相同.而"三纲"说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汉代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政体的确立,客观上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提出标志着先秦、秦汉伦理道德的转化.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儒家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何以可能——以崔大华先生《儒学的现代命运》为中心

儒学现代命运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之张力,张力之产生在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生活所依据的伦理观念不同因而发生冲突。崔大华先生以"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为视角,提出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提供"动力因素"。此观点待商榷处在于:其一,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关键不在于儒家系统的"内在冲突"而在于两种文化之矛盾和冲突;其二,区分"先秦儒家"与"汉代以后"儒家是必要的,但是儒家所建构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在"汉代以后"才慢慢确立、建构起来的;其三,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持久性动力,但是此种动力论来源并非来自注重"天下意识"的儒家观念而是清末民初遭遇西方列强以来自觉引进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四,若认可"现代化进程"之理,理应建立"现代生活"之事,并且不应再以"儒家生活"之理予以主导,"儒家生活"之理可以发挥作用但无法再充当主要"动力"。     

欧洲文艺复兴的引介与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

欧洲文艺复兴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末,文艺复兴思想与民族主义同步传播,促使民族复兴观念萌生;民初,文艺复兴的先导作用,示范"五四一代"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求复兴之路;三四十年代,以欧洲文艺复兴为参照探讨"中国的文艺复兴",成为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内容。欧洲文艺复兴对民族复兴思想的影响,主要包括促进民族复兴概念定型、促使民族复兴思想聚焦文化复兴、催发白话文运动及推动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等。近代先哲提出了"清学文艺复兴"说、"五四文艺复兴"说、"宋学文艺复兴"说等观点,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走向的期许与愿景。民族复兴是以文艺复兴为先导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是传承与创新、守护与开放的统一。     

传统的发明与现代性焦虑——重读《白鹿原》

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上世纪90年代以"儒学复兴"为背景的标志性作品。该小说对儒家化宗法文化的弘扬,恰是在"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的新民族国家叙事下的一种"传统的发明"。然而,无论暧昧的两性奇观,还是浓重的历史虚无主义,都使得"传统的发明"在复杂的文化语境内遭遇了"再造传统"的现代性焦虑,从而使小说的叙事逻辑和价值取向充满悖论。这也暴露了后发现代中国在重塑现代民族国家叙事时的内在危机。     

20世纪儒学的学术研究及其意义

以现代儒学的观点来看,中华民族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儒家思想的复兴,最根本的用力之处是学术建设。从而,学术建设成为20世纪儒学的根本使命,学术儒学也成为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的特色。20世纪新儒家,大多以精治中国哲学史或儒学思想史为其学术基础,应当不是偶然的,表明这个时代面临西方哲学的冲击和现代文化的挑战,只有在学术上、理论上对儒学进行梳理和重建,才能立身于哲学思想的场域,得到论辩对方的尊重,与其他思想系统形成合理的互动;也才能说服知识分子,取信于社会大众,改良文化氛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

中国文学复古运动与儒学复兴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同唐代古文运动一样,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也具有复兴文学和儒学的双重目的,具体表现在他们对明中叶士风与学风的反对、对宋明理学的弊端及理学家文艺观念的不满上.如果说其中某些人具有了"反理学"的倾向,那也只是在儒学范围内,在尊重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的前提下,作了一些批评和修正,呈现出向孔孟原始儒学回归的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给明中叶沉闷的思想界带来了一丝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