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宰相吕夷简奸臣说献疑

吕夷简是宋朝立国以来任相时间之长仅次于赵普的宰相,他的执政极大地影响了仁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欧阳修等人把他视为一代奸臣,现代亦有一些学者表示认同.本文通过对吕夷简相关文献的梳理,并对他的任相政绩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价,认为吕夷简是个忠君爱国的典型,而非一代奸臣.为此,本文就历史上有关吕夷筒的偏见,一一予以澄清.     

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

马一浮的《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两论著,分别有两篇和六篇以"义理名相"的副题来标谓。虽然这部分内容仍属于"六艺论"的范围,但理念和方法上,实际上是马一浮建构的融通儒佛而又辅以因明之学的新义理学说。如果说"六艺论"的旨趣在于追溯中国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祖述与重建先秦儒家学说的思想结构,"义理名相论"则是马先生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六艺"义理的阐扬与发明。宋儒的学说就是义理学说,所不同者,宋儒辟佛,马先生不仅不辟佛,反而认为融佛是释儒的不二途径,故以新义理学说称之。"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和"六艺之人",是马一浮"六艺"学说的义理内涵及功能构成。"六艺之教"的教化与化成的过程是怎样具体展开的,以及如何运乎一心而能够更好地为受教之人所接受,亦即怎样施教才能育成"六艺之人",这是"义理名相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试论北宋老学中的“无为”与“有为”之辨

北宋<老子>注家对"无为"与"有为"之关系的论述,可分为四个不同的角度一是直接就"无为"与"有为"本身而言,提出了"为出于无为"、"为之使至于无为"的观点;二是从道之体用的角度,提出了"道之体无为,道之用无不为"的观点;三是从天道与人事相区别的角度,提出了"生万物者无为,成万物者有为"的观点;四是从君臣职责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君无为,臣有为"的观点.     

试论北宋的议论性游记

本文从游记文体的含义入手引 出北宋的议论性游记及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 即革新除弊,理实效用的议论话题和叙议照应、 事理结合的议论技巧,从而推出北宋议论性游 记产生的主要原因,即社会原因、作家本身的原 因和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等。     

论欧阳修的“好贤”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

北宋以文治国,文官身份的士人具有空前绝后的地位。较之于魏晋隋唐的门阀士族,北宋士人大多出身庶族,经由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因此,出于维护、发展自己政治理想的需要,普遍有好贤荐才的特征,欧阳修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不仅通过个人发现、推荐贤才,而且通过诸多政策影响,培养更多的人才。欧阳修一生荐才无数,而且推荐的人才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成为此后北宋政坛的主宰者,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大多继承了他的政治人格。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欧阳修的"好贤"对于北宋此后的政治走向具有深刻影响。     

试论晋国政治的“尚公”特征

十多年前,曾撰文论述晋国是法家的发祥地,提出晋国政治有“尚法”、“尚贤”等特征。近年来,我对晋国政治特征又有新的认识。本文拟就晋国政治“尚公”特点谈一点意见,希治晋国史诸同志批评、指正。春秋,是诸侯国多事时期,侯国内外政治斗争频繁,作为“五霸”之一的晋国,更不例外。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晋国政治人物表现出一种“尚公”的行为。这种行为,表现得相当突出而广泛,大致可概括为四点。     

试论北宋的审判复核制度

重视对案件审判的复核,是北宋司法制度的特色之一。隋唐时期,在确立县、州、中央三级审判体系的基础上,由刑部专掌中央及地方司法机关审判的徒刑以上案件的复核,从法律上正式建立了审判复核制度。唐末五代时期,“藩镇跋扈,专杀为威。朝廷姑息,率置不问,刑部按复之职废矣。”北宋王朝建立后,从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出发,力纠五代之失,于建隆三年(962年)“令诸州奏大辟案,须刑部详复。寻如旧制,大理寺详断,而后复于刑部。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椽参断之。自是,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复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审判复核制度。     

试论北宋慢词的演变轨迹

北宋的慢词创作经历了一个不断典雅化的过程。柳永、秦观、周邦彦是北宋慢词发展进程中的三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词作分别体现了慢词从初创到走向典雅这一进程中的不同特征。通过对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感情内涵、表现手法布局结构、语言特点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慢词在北宋的演变轨迹。     

试论北宋时期河南的畜牧业

北宋时期河南畜牧业发展迅猛,尤其是官营牧马业空前繁盛。从地域上看,京师开封的畜牧业独占鳌头,豫西洛阳、豫北安阳、新乡、豫西南南阳等地畜牧业异军突起,淮河流域的信阳则相对落后。畜牧业的发展得益于北宋时期气候的寒冷,农牧分界线的南移;三京四辅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以及河南本身的自然地理条件。     

试论北宋汴梁的刻书业

北宋时期,汴梁成为北宋刻书业的中心,其刻书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既与北宋政府的右文政策有关,更与汴梁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有关.终北宋一代,汴梁的官、私刻书业都十分发达,其刻书种类之齐全、数量之庞大不仅远远超过前代,也为后世所不及.汴粱刻书业的繁荣既有力地参与了“宋型文化”的塑造,又对中国传统典籍的保存与流传起了关键性作用,影响甚为深远.     

试论北宋时期的马监牧地

北宋时期,由于疆域的狭小与传统的畜牧业基地的丧失,官营牧地不得不集中在黄河两岸的中原地区,农牧争地的现象非常严重。北宋前期牧地较为宽广,宋政府采取了委派官员定期检校,加强牧草与棚井等基础设施的管理措施,基本上能满足国马放牧的需求。北宋中后期由于保马法与给地牧马法的先后施行,财政危机,以及统治者贪图眼前利益,将大量牧地租赁给佃户,牧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到宋徽宗时期几乎荡然无存。不可否认,农业的强势威胁则是牧地萎缩的根本原因。     

试论北宋时期的官吏经商

封建时代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捞,贪赃枉法,苛刻百姓是他们的同义语。北宋时期官吏经济违法现象特别是官吏经商,进行赢利性的经济活动较之以前各代更成为当时极其普遍的现象,曾几度威胁到赵北宋王朝的统治,可综观北宋以来的史家对此论述     

也论唐代名相房玄龄的“贤良无迹”

房玄龄出生于一般望族,以自己的聪明才干最终成为唐代历史上著名的宰相。贞观期间,房玄龄家族及其个人均一度攀至发展巅峰,但其个人表现却不如贞观初年以前明显,史家称其贤相而无迹,是德亦至矣,近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房玄龄在贞观无建树,庸言庸行。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房玄龄都还符合贤相之誉。其所谓贤良无迹有着诸多原因。     

北宋词坛的“柳永热”

柳永风流俊迈,以歌词闻天下。不仅“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①,而且上层社会也盛行柳永词。②北宋词坛的歌词作者,或模拟、仿效,或将其当作词坛(?)敌,都想与之较量一番。王安石是一位政治改革家,但对于歌词创作,仍甚守旧。他主张按照“歌永言,声依永”的传统进行创作,反对“先撰腔子后填词”③,目的就在于抵制乐坛“新声”,主要是郑卫之声。即使如此,在他为数不多的歌词作品中,仍留下了明显的柳词痕迹。例如他的《雨霖铃》“孜孜矻矻”。这首词模拟柳永而又大大不及柳永。《雨霖铃》是个“颇极哀怨”的调子,柳永以之道别言情,哀伤之中并带怨恨,声情并称;王安石以之说禅理,不伦     

北宋“冗兵”析

北宋军队“衣食天子”、“不耕而食”,给国家财政造成极大负担,因而使“冗兵”问题成为引人瞩目的重大问题;由于士兵的职业化、终身化,军队有进无出,形成了一支由老弱残疾组成的非战斗兵种——厢军,是积兵成冗的基本原因。这一切正是唐宋之际土地占有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在军事领域中的反映,是“兵农合一”的征兵制被“兵农分离”的暮兵制所取代的必然结果。透过北宋“冗兵”问题的种种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北宋“偃武修文”政策探析

"偃武修文"政策是北宋防范武人专权割据,维护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它贯穿于北宋的政治运作中,形成"文人主政"的局面."偃武修文"政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繁荣了文教科技事业.但伴之而来的也有政治的不利,军事的失败,国力的不振和社会风气的颓靡."偃武修文"总体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但北宋运用这一政策却使社会积贫积弱,对外妥协投降最终导致了"靖康之变",原因就在于矫枉过正.     

北宋嘉祐治平时期的政治改革

熙宁变法前的嘉治平时期(1056～1063),虽号称“盛时”,但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此时保守政治继续发展,与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从而引起了广大士大夫的不安与不满。他们反对保守,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改革主张。各种改革主张在反对保守政治方面是一致的,但却存在着是否变法的根本性分歧。其中,只有王安石坚决要求变法的主张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要求。     

试论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原因

试论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原因乐文华，杨霞飞一、专制集权的官僚政体是其根本原因自秦始皇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在专制集权的官僚政体中，皇帝至高无上，他拥有最大的官吏任命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等等，是专制集权制度的核·０和关键。因而，皇帝个...     

试论北宋冗官的产生及危害

<正> 北宋在我国历史上是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造成极其贫弱的原因主要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其中“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冗官本来是封建社会的通病,而北宋时期尤甚。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一)北宋建国之初,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阴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不可纪极。”譬如三班倒员,最初不足三百人,可到了天熹年间,竟达四千二百人之多,是原来的十四倍;元丰以后则剧增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人,合宗室八     

试论北宋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

(一) 北宋元丰年间,宋神宗仿照《唐六典》,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官制改革。这次改革,在宋代的职官制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史称“元丰改制”。北宋王朝建立后,沿袭唐末五代以来已形混乱的官制体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敷衍扩充,因而官制越来越乱。其次,从唐代开始出现的使职差遣制,到北宋初发展成为一种经常性、固定性的实际官职。由于不断地增设使职而原有职官不废,遂使冗官充塞和官衔与实职分离。再次,赵匡胤兄弟为防止大臣专擅,有意地分割事权。某一事权,常常要由几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