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一门三相家世考

北宋吕蒙正、吕蒙正侄吕夷简、吕夷简三子吕公著祖孙三代为相。另吕夷简次子吕公弼官枢密使,也是朝廷重臣。《宋史.吕夷简传》称其为三世四人。然《宋史》载吕蒙正为河南人,吕夷简"先世莱州人。祖龟祥知寿州,子孙遂为寿州人。"《宋史》对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的家世记载不详,生地不明。今考,吕氏一门三相是齐太公吕尚后裔,出之东莱吕氏世家。吕蒙正、吕夷简皆生于莱州,吕公著或生于郑州。     

北宋宰相吕夷简奸臣说献疑

吕夷简是宋朝立国以来任相时间之长仅次于赵普的宰相,他的执政极大地影响了仁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欧阳修等人把他视为一代奸臣,现代亦有一些学者表示认同.本文通过对吕夷简相关文献的梳理,并对他的任相政绩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价,认为吕夷简是个忠君爱国的典型,而非一代奸臣.为此,本文就历史上有关吕夷筒的偏见,一一予以澄清.     

蔡襄与“庆历新政”

北宋庆历年间,由范仲淹为首领导的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蔡襄是其中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在改革中,蔡襄不畏权贵,忧国忧民,极谏尽诤,阐明治道,“苟利国家,岂顾后患”的思想品格和坚强精神,是极为宝贵而值得发扬的。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北宋兴化军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年)十九岁中进士后,任漳州军事判官。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调任西京留守推官,时范仲淹因上《百官图》,并在论奏中讥切时政,批评宰相吕夷简,而被吕以“越职言事”并加诬“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罪名,落职出知饶州。当时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均因此案被牵连贬官。于是,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褒贤贬不肖,可见他是赞同范仲淹的政见、主     

北宋改革派教育家胡瑗

胡瑷是北宋最著名的教育家,他创立的湖州学法在宋代备受推崇,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对他的生平进行认真的整理。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湖州学法的产生、影响和意义。 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安定,因而被尊称为“安定先生”。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父亲胡讷仕至宁海军节度推官,博学能文,宰相吕夷简赞赏他的才华,推荐他参加修撰国史。这样的家庭条件,对胡瑗走上治学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年轻时致力于经术和古乐,尽管多次举进士不第,但经过不断地发奋努力,逐渐成为出色的经学家和教育家。     

张载“复三代”政治思想探析——以《经学理窟》为中心

面对北宋中期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张载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矛盾尖锐的社会现状,在其著述《经学理窟》中提出了“恢复井田、封建和宗法”的“复三代”政治蓝图,试图以此方法来改变北宋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本文从《经学理窟》入手,对张载的“复三代”政治思想进行分析,论述其政治思想中的进步与不足.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论北宋徽宗统治初期的政局演变

北宋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之后的两年 ,是北宋政治生活中各种矛盾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段 ,实乃北宋王朝走向垂危直至覆灭的重要环节之一。向太后垂帘之际宋廷再一次出现纷乱之局 ,是统治集团内部各派政治力量消长以及诸多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建中靖国”的流产及“崇宁”局面的出现 ,使北宋政治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     

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

两宋疆域可依不同地域的特殊行政制度、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项条件分为数个“综合政治区”。但其分划方式与区际关系在两宋则大有区别,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地理格局。构成北宋疆域的各个“综合政治区”,主要是以分工的方式形成“圈层式”结构。各区之间互相依赖,利于中央集权,却难以各自为战,故屡衅于外力。而南宋的“综合政治区”则各有独立生存的条件,是在不同区位行使相近职能的政治区,从而形成“分块式”结构。这种结构提高了应付对外战争的能力,但凝聚力较弱,中央集权程度远逊于北宋。     

论朱陆“无极”之辩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道学。道学原本儒学,尊崇孔孟,但它在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却是原始儒学(传统儒学)所没有的。道学至南宋经朱熹充实光大,是为理学。理学与北宋道学亦有不同。其特点之一,便是吸收了北宋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五行这一套宇宙生成论。其中“太极”被朱熹解释为     

王安石实学教育思想述评

王安石在北宋王朝中期,提出了变法主张,而与其政治、经济变法相配合,在教育领域里,也提出了实学的教育思想。 一、王安石人才观的实质在于获得“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才 王安石重视人才,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王文公文集》、下同)。然而,“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敬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所以他认为,人才问题是执政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人才理论。     

改革的反思与社会文化的改造：程颢程颐政治哲学的解读

程颢程颐洛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文章力图从二程对北宋改革的反思入手,围绕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大中之道”,重新解读二程的政治哲学;通过分析二程所提出的既不同于新党王安石变古更法,也不同于旧党司马光安常习的第三条道路——“大中之道”,阐述其为推动政治改革而提出的社会文化改造工程的构想。     

秉持家风 忠直济世——范纯仁的政见与实践

范纯仁，北宋名臣，哲宗时两度拜相。他一生遵奉儒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理想，勤政爱民，秉直敢言，公忠体国，宽厚仁恕，并积极通过自身努力试图抚平激烈的党争，在北宋政治舞台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试论北宋汴梁的刻书业

北宋时期,汴梁成为北宋刻书业的中心,其刻书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既与北宋政府的右文政策有关,更与汴梁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有关.终北宋一代,汴梁的官、私刻书业都十分发达,其刻书种类之齐全、数量之庞大不仅远远超过前代,也为后世所不及.汴粱刻书业的繁荣既有力地参与了“宋型文化”的塑造,又对中国传统典籍的保存与流传起了关键性作用,影响甚为深远.     

北宋理学思潮散论

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潮的观点出发，对流行的关于北宋理学的理解提出若干不同看法，认为：北宋理学的兴起与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紧密关联，其中儒家师道的复兴不容忽视；北宋理学崛起的标志是庆历年间出现的社会思潮，对庆历思潮的意义和地位应有新的认识；从思潮的观点看周敦颐并非北宋理学的开山；王安石“新学”在北宋理学思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理学初兴之际，儒家的“外王”取向较之“内圣”追求更甚，北宋政治的变故是改变理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略论北宋的“盗贼重法”制度

“盗贼重法”是北宋刑事立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北宋的“盗贼重法”制度 ,虽然只延续了四十多年 ,但其内容上的完备性 ,特点上的鲜明性 ,却是历史上仅有的。北宋的“盗贼重法”制度的形成 ,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现实的原因 ,对后世立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雅俗交融背景下笔记特征论略

北宋社会处在“雅”“俗”两种文化比并交锋的发展阶段,这种精神文化层面的变革给笔记在北宋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笔记文体一方面与儒家礼教的宣传相合,记载了大量军国政要大事,另一方面又增添了许多谐谑趣闻和政治笑话,颇富世俗意味。这种“雅俗平衡”的叙事策略使笔记文体在北宋得以成熟繁盛,并成为后世笔记文体的范本。     

强兵、富国、安民是蔡襄改革思想的核心

过去谈到蔡襄，一般人只知道他是北宋时代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自从1987年莆田市举行全国第一次蔡襄学术讨论会后．学术界开始对蔡襄一生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蔡襄是一代贤臣。从许多事实来，蔡襄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个政治改革家，是庆历新政的干将；在经济方面他又是经济理论家和经济实践家．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封建时代的清官；又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本文侧重分析察襄的“强兵”、“富国”、“安民”思想，并对他为它几十年的政绩做深入的探讨。蔡襄是北宋时代的政治改革家，他对北宋社会内外矛盾的尖锐化非常担忧．对北宋开国至仁宗…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地位

九百午前,王安石领导了一场全面的政治改革,使北宋社会受到一次大震动。对这次政治改革,以后遂成为长期争论的历史课题。时至今日,仍然是“仁者见其仁,智者见其智”,难得一个公认的定评。目前,在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的意见之外,还有部分同志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它是“违背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的做法”,“造成了‘天下汹汹’的混乱局面”,是对历史的反动。仅就变法引起的反响这一点而言,已经说明了王安石变法内容之丰富,作用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在历史上地位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