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翻译的文化因缘

研究表明,《围城》英译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据此,就《围城》的两种译评,从译者的角度,重新展开讨论,结果发现译者的努力与其翻译的策略是一致的。他们存有一种执着:全力保留和传达作品的“原汁原味”,不愿“妥协”,体现了他们忠实源语文化的深厚情结。     

从文化缺省角度看《围城》的翻译

来自同一社会文化背景的成员都具有关于这一社会文化的共同的知识,在交际过程中,这些共同知识作为背景知识常常被交际双方所省略。如果被省略的部分与语篇外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关,那么这部分的缺省就是文化缺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补偿由这种具有鲜明文化特性的文化缺省所造成的意义真空。以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翻译的《围城》为例,分析了译者所采取的几种翻译方法以及译者如何补偿《围城》中所体现的在中国社会文化中作为预设的文化和情境认同在英语文化中的缺失。     

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

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在《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用西方宗教和哲学概念翻译及诠释中国思想;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借助翻译和诠释塑造中国文化形象.《论语》翻译及诠释中的文化挪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也要反对其抛弃原文精神实质的滥用.     

《围城》英译本之语言文化误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因此翻译不仅涉及语言因素，更涉及文化因素。文化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误读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读的文化因素有多种，如：生态文化、语言文化、社会文化等。本文试图以《围城》汉英对照本为例，通过典型的例句，从语言文化的视角分析译本中出现的文化误读现象，剖析其产生的原因，探讨语言文化误读给翻译带来的障碍，及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消极效应。     

试论《围城》的文化批判价值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雅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 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析《围城》中前景语言的翻译

通过对文学语言的前景化再现与翻译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对《围城》中语言前景化特点及前景语言的翻译进行分析。发现译者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但要译出意义，还要译出风格，才能接近翻译等值，取得与原文近似的审美效果。     

归化与异化之翻译策略选择——以钱钟书《围城》英译本为例

关于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争议由来已久。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选择何种策略对于成品译文影响重大。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应当综合运用这两种翻译策略而不是把它们分隔开来看待。而在操作中何时应当选择何种策略,则需要结合具体的翻译条件来确定。《围城》英译本是汉译英文本的代表作,其采取了何种翻译策略,是否得当,需要结合当时的翻译条件来分析判断。     

试论小说《围城》中隐喻的翻译策略

小说《围城》中拥有大量新颖独特的隐喻表达,使其成为小说翻译的难点。本文从翻译的层面分析了小说《围城》中隐喻的特点,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其隐喻进行分类,并对名词性隐喻、谚语性隐喻、讽刺性隐喻等典型隐喻的译例进行观察和分析,初步归纳出小说《围城》中隐喻的英译策略。     

《围城》的翻译策略及其成因

《围城》英译本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但也有些评论者对译文持有异议。他们用单一“归化”的翻译标准评判译文,认为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从译文202条注释对象入手,运用穷举法,着力探明《围城》的翻译策略及其成因。结果表明,译者所采用的策略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究其原因,这种策略与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社会环境以及赞助人等因素有关。     

《围城》比喻谈

《围城》比喻富有动人的魁力。采集丰富而新奇的喻体，以突出的相似；久巧妙地粘合相比物；喻中有情、喻中有境、喻中有理；形成了特有的通灵美、理趣美、尖刻美等美学特征。这些特色是从比喻的内部组织、表达功能和审美三个不同的但又紧密相联的方面揭示出来的。     

浅议《围城》中称谓语的翻译策略

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不同的民族在对称谓语的使用及表达上都有其各自的系统和规则。因此,称谓语的翻译不仅是语码的转换,也是一种文化间的交流。文章首先简单介绍了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然后通过对《围城》人物对话中称谓语的英译进行分析,阐述了中英文化差异对称谓语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深入探讨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在《围城》英译本称谓语翻译中的应用并进一步指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从《围城》看江南文化的近现代转型

钱锺书先生的《围城》蕴含着深厚的江南文化底蕴,并展现出近现代转型时期新旧交替、中西交织的文化特质。江南特有的崇文重教与家族文化氛围让作者关注了一批特殊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构建出在新旧两种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夹击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新儒林"景象;江南文化具有的兼收并蓄及开放性特征使其能够广泛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然而在对外在文化的盲目崇拜与缺乏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洋泾浜"现象;江南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最早的发源地,也较早被列强打开门户开放商埠,其商业化与都市化进程带有鲜明的殖民化特征,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着独特的现代化进程。转型时期的江南文化不仅奠定了《围城》整部作品的背景底蕴与环境氛围,更积淀在人物的心灵深处,成为其悲剧人生的客观因素,直接构筑了他们的"精神围城"。     

小说语言的创造性及翻译的得与失——以钱钟书小说《围城》中的比喻翻译为例

个性化原创比喻构成翻译的难点甚至盲点。结合纽马克的翻译思想,通过挖掘比喻修辞的深层特点,即本体、喻体之间的相似性来考察《围城》英译本的得与失,我们看到,译者既要充分调动自身素养,又要关照相关读者的理解水平和想象力,既给他们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又要防止思维空白的产生,以确保比喻的认知功能与美学功能的有效传达。     

从文本诠释到文化诠释——论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详注”策略

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理雅各采用了"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翻译策略,使其《尚书》译本带有明显的"厚重式翻译"性质。原文中高度凝练的数字式略语、言约义丰的专名、颇有来历的典故、言此意彼的隐义等,通过理氏详注,深刻内涵得以阐发。译注过程中,理氏尊重中国经学传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但不盲从,不照搬,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氏译本不仅为儒经西译体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     

《围城》的比喻艺术

本论文浅谈《围城》的比喻艺术 ,内容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围城》喻体的广泛性和奇特性展开研究 ,第二部分从比喻方式的多样性谈比喻 ,第三部分谈比喻的特佳效果     

解读《围城》中的女性知识分子

钱钟书的《围城》作为一部意蕴丰厚的长篇小说 ,其所表现的生活内涵 ,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及其独特构筑的“艺术世界” ,并不是一种、两种批评方法就能解读清楚的。本文主要从女权主义角度分析文本中几个主要的女性知识分子角色中蕴含的价值 ,探究作者是如何运用古籍典故和哲学、心理学等学科 ,不露声色地将 2 0世纪 2 0、40年代之女性解放进行批判与消解。     

从概念隐喻的视角看《围城》中的情感隐喻翻译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基本方式,它是通过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使人类达到认知世界的目的.《围城》中情感概念隐喻及其翻译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证明:基于人类共同的身体经验,英汉两种语言的情感概念隐喻系统有着重叠的部分,英汉隐喻完全移植的实现是翻译过程中求“同”忽略“异”的过程,然而对于那些无法忽略的“异”,英汉不同文化模式中的“优先概念化”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红楼梦》翻译与民族文化传播

文学名著的译介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译介名著《红楼梦》时,中国译者杨宪益和英国译者霍克斯受各自文化的立场、地位和态度的影响,分别采用了韦努蒂所提出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使得其中的宗教、民俗、地域等中国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命运。中国翻译工作者应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侧重于便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异化"策略。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