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庸》之“诚”

《中庸》着重阐述的是人的修养途径和方法,即＂尊德性＂、＂道问学＂与＂慎其独＂,而＂诚＂则是贯穿这一修养途径和方法的价值核心。其＂诚者自成＂、＂至诚无息＂的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在社会转型、文化裂变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塑造民心、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论辜鸿铭《中庸》译本的“深度翻译”

"深度翻译"通过序言、注释、后记、附录等方式将译文放置于深厚的语言文化与语境之中,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最大程度地保留,这对中华典籍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辜鸿铭《中庸》译本中富含注释,为此以辜鸿铭《中庸》译本为例,对辜译本中的注释进行归纳分类和分析,并探讨辜鸿铭采用这种"深度翻译"的思想动机和现实意义。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论《中庸》古义

“中庸”即中庸之道,“中和”则兼“德”与“道”而言。“中”指中心之德,“和”指时中的行为。由“中”而“和”,实是以中心之德为基础,生发出时中的行为,包含了“以德摄行”或“摄行归德”的宗旨,同于《五行》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乃是子思对儒家成德理想的理解模型。故郑玄以“中和之为用”解《中庸》题旨,虽不中不远矣。前半部分多引孔子之言阐述道、德之意,后半部分则以哀公问孔子引出“诚”的概念。子思以“诚”或“至诚”为成德之境界、天道之本质。至于如何达到“诚”,又给出了“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道路,对应于《五行》始于“仁之思”和始于“圣、智”的两条路径。若说“中-和”还是两个环节,则一个“诚”字,通工夫与境界而言、通德与道(中与和)而言、通天与人而言,乃是一个成始成终、贯彻一切的概念,代表了子思对夫子“吾道一以贯之”话头的最终回应。当然,诚的境界仍以“中和”为内在的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庸》前后两部分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递进,而非彼此无关的两个主题。要之,《中庸》是子思思想的最终定论,“诚”是子思思想的究极之说。     

《中庸》的“参赞”工夫论

探讨了《中庸》的形上学、体验思想与神话思维之间的对映关系,从宗教心理学和宗教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庸》生生思想的形成。《中庸》主张天道性命相贯通,其生生哲学的主要根源固然是儒家心性论的传统,但另一方面也无疑地继承了原始农业文明天地一体的洞见,认为宇宙是个大生命。不过它将这样的洞见奠定在一种新的人格向度上,人格的确定与深化强化了宇宙生生不息、大家同是一家人的信念。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中庸》“诚”之三“成”

“诚”是《中庸》的核心思想。《中庸》将“诚”诠释为三个基本内涵,即“成己”、“成他”、“成天”。“诚”为人先天的道德本性。要达到“诚”的境界,需要个人在任何环境面前做到“慎独”,恪守本性,自我昭明,体认天道,深化人格。在自我升化的基础上,超越自我,转化他人,感生万物,最终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从而达到至诚至善的理想人格。这种人生修养途径与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王船山《中庸》诠释特点析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成果蔚为大观,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中庸>的诠释过程中,"兼综汉宋"的诠释宗旨、实学化的诠释立场、护教学的诠释目的以及跨文本诠释是其<中庸>诠释的几个特点.     

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

对于《中庸》的成书与作者,一些学者认为其包含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作者。从思想内容和文章结构来看,《中庸》都是一部思想体系完整的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中庸》首先论述“性”之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而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至“诚”。可以看出,《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其思想体系相当完备,不容割裂为二。从文章结构来看,所谓的《中庸》上下部分并非截然不同,二者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先秦儒学道德形而上转进的新探讨—由《中庸》到《孟子》

《中庸》在发挥孔子德性之天以及中庸思想时,提出了一个以“诚”贯通天道人道的形而上理论架构。但是作为天道的“诚”究竟意义没有被加以具象化落实于人道,使得天道的“诚”与实现人道的主体之间的关联较为模糊,而且就主体如何实现天道也语曰不详。孟子在继承《中庸》形而上理论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作为天道的“诚”内化于“心”,并且由“心”推出“四端”,指出人性皆有“四端”,只是由于人沉沦于物欲,而迷失本性,只要人们存心养性,发挥自身良知良能,寡欲、求其放心,不但可以知性、知天,而且可以成为尧舜一类的圣人,达到儒家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理想追求;而诸侯如果能够从自身先天存在的“四端”出发,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实行仁政,不但可以统一天下,而且可以达到古先圣王的境界。     

《中庸》“不诚无物”说新解

本文摈弃西方哲学的范式,应用中国哲学自己的范式,对《中庸》“不诚无物”说作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认为事物的有无真假是与人心的诚与不诚相联系的。     

自尊·中庸

自尊就是使自己受尊敬的心理和行为；自尊分为物质性自尊、社会性自尊和精神性自尊；自尊是创造价值的动力；要取得自尊就应取得成就。中庸是适当遵守道德的善行；怎样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呢？“时中而达权”，即两善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     

孙武与中庸思想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庸思想强调和谐,而军事思想强调争斗,因而把中庸思想和军事思想绝对地对立起来,导致研究中庸思想的人往往忽略孙武的军事思想,而研究孙武军事思想的人往往忽略其中所包含的独特中庸观。文章试图通过对孙武军事思想的研究,揭示其中蕴涵的独特而丰富的军事中庸观。     

《中庸》与《易传》不同致思向度略论

在心性学领域里,《中庸》与《易传》俱为其原始圣典,它们各自彰显了不同的致思向度。前者以向内求索为其致思取向,后者以向外求索为其致思途径。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史上,这两种不同致思向度一直产生着非常重大的影响,长期占有主导地位。通过对中国传统心性学思想进行点评,将《中庸》与《易传》所彰显的不同致思向度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一番梳理,以揭示其深厚的思想魅力。     

“中庸”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观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 ,“中庸”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 ,平常不易 ,并逐渐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 ,滞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工具。但是 ,在明清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文化大变革时期 ,王夫之以实有、体用 ,对传统中庸观作了重要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辩正是中庸观的重要发展 ,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 ,是明清之际反省理学 ,反思传统 ,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衡《大学直解》与《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

许衡是元初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著作《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运用了大量的口语来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提供了口语训诂的新视野，不仅使经典通俗易懂，也为研究近代汉语口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例。     

中庸与中道思想比较研究

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相似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共同的中庸和中道思想,对世界文化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我们建设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必要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含义、内容、实现途径以及各自对后世的影响这些方面对这一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进行剖析,以充分吸收这一思想的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论《大学·中庸》的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观

《大学·中庸》蕴涵着丰富的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观,即广大与精微的辩证统一、制度沿袭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选拔人才褒与贬的辩证统一、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在于常规化、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在于真诚、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标准在于慎独。     

试论《中庸》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

《中庸》以“诚”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并将“诚”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由此推演出了一整套完整的伦理政治理论。同时,以一个“内通于性,上通于命”的“中”字作为沟通个体内在心性和外在道德实践的桥梁,通过个体的内心不断的“诚诚”和日常生活中的“用中”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中和”境界。这一过程使《中庸》在其思想体系的逻辑架构上,较之先秦其他儒学文本而自成一体,卓有建树。     

《中庸》中治学思想对当代学人的启示

以《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治学思想为主线,结合近现代学者对治学态度与方法的诠释与发展,提出其给当代学人的治学启示主要有:(1)博学、审问、慎思是培养当代学人严谨的治学态度的有力借鉴;(2)明辨、笃行是成就当代学人政知与力行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3)学风、文风、德行是衡量当代学人治学真伪的主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