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研究

"真实性/原真性"(authenticity)是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共同关注的焦点,但由于两类行为体的价值取向差异,致使文化旅游侧重于旅游者的真实感,而文化遗产保护侧重于遗产本身的原真性。相比旅游学科关于真实性研究的厚度,何为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的学理层面讨论则相对薄弱,影响了保护文化遗产行为的实践。文章从文化遗产的主体性、时空性、整体性、多样性的基本属性出发,分析文化遗产原真性表现形态的内在要求和度量尺度,认为文化遗产的物质构成只是基本的要件,而其完整的文化体系和原生性主体则是衡量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关键。     

平遥古城的原真性保护探讨

原真性是验证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则。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原真性的含义,探讨了平遥古城原真性保护中注意的几个问题:维护古城的原真痕迹;保持古城应有的人气;合理利用资源、保持社会稳定发展。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原真性保护的关系,使平遥古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基于原真性视角的文化遗产景区旅游解说系统构建

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是衡量文化遗产资源价值的重要标志,旅游者前往文化遗产景区的动机主要为追求文化的真实。旅游解说是展示文化遗产真实性的重要手段,对于旅游者有效"解读"和建构文化遗产原真性至关重要。但是,大多数文化遗产景区存在导游解说"庸俗化"、"娱乐化",自导式解说的文化教育功能薄弱等现象,严重影响文化遗产资源文化内涵的原真性展示。为了杜绝旅游界中存在的对文化本真性解说的误传误导现象继续下去,有必要从旅游解说规划、旅游解说资源、旅游解说受众、导游词、旅游解说人才、自导式旅游解说等方面重构全方位、忠实地呈现和诠释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旅游解说系统。     

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原真性保护

文化遗产开发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带动文化遗产地经济的发展,促进文化遗产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地的开发也引发了文化商品化、文化变迁等问题,使得文化原真性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中不断缺失,所以,必须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策略,保护其文化的原真性,使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提高游客对文化遗产地的满意度。     

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兼论中西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异同

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完善、开放和包容的过程。中国传统的古物保护思想有明显的重道轻器倾向。近代以来,中国的文物保护思想和实践有诸多创新。由于文化的差异,当代中西方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理解上仍存在一些分歧。在当今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原真性与创新性、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任重而道远。     

云冈石窟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和动态的精神产品,在衡量其原真性时,应从其基本的形态出发,找出一个作为保护依据的＂本生态＂。本文以云冈石窟为例,探寻其原真性形态,提出原真性保护策略,挖掘其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促进大同古城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的关联话语意义解析

文化多样性、可持续性、原真性既是文化遗产领域相互关联的重要话语,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最基本的原则。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是确保不同文化享有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即让文化多样性状态得以延续,包括原真性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探讨与实践,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认知的深入与观念的改变,促进全球文化遗产界进入(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并进的新阶段,这样的时代背景催生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它既标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与国际体系的接轨,更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传统回归"。     

民族地区非遗保护的规划行动——以贵州楼上村为例

文化遗产见证历史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受到冲击,传统技艺在科技发展进程中逐渐流失。对于非遗的原真性保护除研究遗产本身外,其所处的遗产环境也是研究重点。本文以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楼上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遗产环境和风貌特色,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为非遗的原真性保护提供新的样本补充。     

民族村寨文化空间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新探

民族村寨是一个由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的组织严密的社会文化有机体。为有效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民族民俗文化和文化空间,坚持原真性原则和“文化自觉”,并通过新农村建设、历史保护、产权管理等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加以保障。     

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及旅游的核心资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我国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上却存在一些实践上和理论上的问题。作者从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意义性、原真性与完整性、商业化与市场化等五方面对我国目前开展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进行了深层次反思。认为只有对文化遗产做到保护与利用、继承与创新协调并进,才能使我们既不失自己的根基,又能适应现代的发展。     

论滨海遗产解说

滨海遗产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我国对滨海遗产解说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滨海遗产具有科学性、地方性、完整性、真实性、大众性的特点,其空间布局可分为五个发展带,从遗产类型上又可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类,鉴于此,提出滨海遗产解说应把握的五大解说原则和四大解说策略。     

遗产旅游与遗产真实性研究

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问题,在大众旅游兴盛的今天,成为遗产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遗产保护来说,人们追求的是遗产的原真性,即特定人群在既定的时间、空间里按照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而进行的文化事项;对于遗产旅游来说,由于时间错位,空间位移,旅游者看到的多是遗产制造与遗产表演,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舞台表演的遗产成为一种"超真实"性遗产,而可能会被接受为"原真性"的遗产,从而完成"传统的发明",遗产的原真性因遗产的动态发展而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     

皖东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保护及传承

皖东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为丰富,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标准,已被列入滁州市级以上的非物质遗产名录的项目共计49项。以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手段、范围与力度,也已不能适应皖东地区人文旅游发展的客观现实。目前皖东地区在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中存在资金不足、人才匮乏、受众性不强、原真性缺失等问题。根据皖东地区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的各自不同特点,提出民间美术观赏类,民间音乐、歌舞、曲艺、戏曲、杂技等表演类,传统手工技艺类,民俗类非遗项目因类而宜的保护传承策略。     

白鹤梁题刻博物馆修建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白鹤梁题刻是三峡石刻文献中的一种,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和“水下碑林”之称。三峡枢纽工程蓄水后,白鹤梁题刻将永久沉入江底。为保证水下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中国政府修建了目前世界上唯一的遗址类水下博物馆,为国际上水下文化遗产的原址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成功范例。此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在合理引入最新国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技术的同时,针对中国水下文物的具体特点,坚持自主创新,正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遗产的展示与文化解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遗产的界定为遗产研究提供了统一的游戏规则,使得不同的遗产主体拥有对话交流的平台,但遗产文本的多元化、存在形式的多样化、传承方式的多渠道化,使得遗产在不同时空中的表述视角不同。该文从遗产的原真性、遗产记忆、静态遗产与活态遗产以及遗产旅游等方面入手,探寻作为文化表现符号之一的遗产在不同时空中的表述与文化...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文化遗产真实性展示的技术路径 ——以西安大遗址为例

文化遗产需要通过展示体现其价值,其自身的属性与真实性在实际的展示中存在不能完整反映真实或导致误解等问题,通过对文化遗产真实性展示的概念和内涵进行解读,对其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对比分析国内外的理念,以西安大遗址为例,指出真实性与展示的原则和关系、问题。研究认为,遗产的真实性信息包括最初的状态和后续各个历史时期信息的叠加两个部分,展示中对遗产研究和未来不断进行的研究工作会导致对遗产真实性出现误读和曲解,因此坚决排除人为因素对遗产本体及其环境进行改变,是真实性展示的准则;西安大遗址展示的方式多种多样,从真实性展示的技术路径来说,杜陵的围栏展示还应通过增加展板或指导标志补充遗产信息,汉长安城的对位复原展示应增加文字图片等辅助考古资料,唐长安城丹凤门保护工程应在展示保护大厅相应位置明确说明展示的相似性而非一致性,唐长安城延平门和大明宫紫宸殿遗址都利用了植物意向展示,还应通过文字、模型补充展示信息,大明宫含元殿的包砌展示宜在展示方案中补充遗产的微缩模型,即西安大遗址保护利用应在有效利用前沿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增加数字化展示,运用多种展示方式补充单一展示方式带来的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对于具体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来说存在本真性问题,而对其他人来说具有共享性特点。对于这些文化属性的准确认识,可以为我们解决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问题提供有利的条件。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共享的可能性的差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恰恰在于借助这个文化规律,为人类社会寻求一个超越物质独占、消弭由物质独占造成的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纷争,并成为推进人类文化繁荣发展、促进世界和谐的有效途径。     

从“意义混乱”到“意义重构”——从1949年来木版年画的发展看“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意义转换

人们习惯于将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意义固定的事物,忽视其本身意义变迁的动态过程,从而引发对于生产性保护中文化本真性等问题的争议。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的实践过程中,其意义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对木版年画意义变迁的动态过程和“意义混乱”现象进行考察,来探讨生产性保护中的“意义重构”问题,认为只有建构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重构为生产者、消费者和文化精英所共享的、整体性的新意义,才能在生产性保护过程中产生“合力”,让“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