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述评

2005年10月20日至22日,由江南大学和无锡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钱穆的故乡——无锡市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东吴大学、香港新亚研究所等海内外46所高校、研究机构的近8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着钱穆学术思想、钱穆与国学研究、钱穆与中国历史文化、钱穆的文学思想、钱穆与同代文化名人、钱穆的治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交流。现综述如下:一、钱穆的学术思想与史学观被誉为20世纪国学大师的…     

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重视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把礼文化放在核心地位。钱穆对传统礼文化价值的评判素有主见,对传统礼文化秉持扬弃的态度。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之形成离不开先祖、父母的教诲及家乡等地传统礼文化的环境影响。     

钱穆文化思想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绩赫然,誉满四海。在他一生浩瀚的著述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本文拟就钱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及其对中国与世界文化发展的构思等问题作一探讨。     

钱穆与国立浙江大学关系考述

钱穆(1895—1990),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49年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后改名为中国文化大学)历史所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中国学界已闻名遐迩。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南迁,在西南联大任教并完成了中国通史的扛鼎之作《国史大纲》,该书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风行一时。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虽处僻远之地,但学校十分重视教学科研的发展,不仅延聘名师担任教职,还时常邀请学界名家     

钱穆读书三得

国学大师钱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从凡人到宿儒,是由于他读书的开悟得道。     

关于意境的观象本源——王国维观象意境说简释

在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和艺术创作中,关于审美意境的本体根源即“意境本源”一直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主要存在“意象本源论”、“乐象本源论”和“观象本源论”等说法,其理论源头都可追溯到“易象本源论”。这一重大问题随着艺术实践的发展,常说常新,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能观—观象本源论”具有深远的艺术哲学启蒙意义,但长期以来未受到重视,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季羡林·国学·东方文化

季羡林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围绕季先生,有三个话题在学术界曾经讨论得很热烈。一是季先生请辞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三个头衔;二是季先生有两句名言,叫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三是与此有关的关于什么是国学、如何弘扬国学的讨论。从人类历史长过程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能是规律,国学可以分为狭义、中义、广义,季先生对大国学有着特殊贡献,大师是一个无甚意义的虚衔,中国许多“大师”却是重大建树为零的“零大师”。     

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之比较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于经学之研治,亦皆在汉代经学上有专门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二者汉代经学研究的比较,可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经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     

国学与时代

国学与时代张岱年前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印大型杂志《国学研究》，《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国学在燕园兴起的文章，颇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此之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国学丛书”，已出十几种；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印了“国学大师丛书”；同时有关单位分...     

钱穆的"文化类型说"评析

钱穆从文化发生的源头、文化绵延展扩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特质、文化对待人生的态度,对世界文化的类型进行了考察,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精妙。钱穆的世界文化划分思想有其合理性和启示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钱穆论“中国文化的精神”

钱穆认为,文化是大群的生活,历史即全部的人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是维系和推动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核心。钱穆向往儒家的精神境界,毕生奉持的也是儒家的立身原则。钱穆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     

东西交融中的中国文化观——以施韦泽和钱穆为例

钱穆对于中国文化有“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文化与自然合一的最高信仰”、“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的概括,而施韦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钱穆的见解相当一致;这种文化现象启示我们去反身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传统的优秀价值,以确立对待自身和外国文化的合理立场。     

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     

钱钟书《围城》中作者女性偏见原因探析

《围城》是一部备受瞩目的小说,其作者钱钟书先生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文化昆仑"。然而在这部广受赞誉的作品中,作家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存在很大的偏见。《围城》创作中产生女性偏见的原因,一是目的性:作家独特的创作目的决定了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二是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对"中学为体"的钱钟书不可估量的影响,三是时代性:作家所处的时代无法逃遁的男权社会下作家的群体无意识。     

钱钟书与鲁迅

在中国 2 0世纪文化史上 ,钱钟书和鲁迅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两位大师 ,代表了在他们各自领域的极致成就 ,而这两位大师在学术思想上的异同 ,也就颇值得探讨和研究。从他们对金圣叹、嵇康的评价以及对社会、人性的批判等具体问题上 ,可以看出他们在文学见解、学术研究、文化批判诸方面的超越常见的共识相通 ,以及这种共识相通的思想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论徐福东渡与中华文化的探索精神

徐福是中华文化交流活动的最早楷模和典型代表,他开启了中国文化外向传输与探索的先河。徐福的文化探索与传播活动,是出于他对暴政恶行的反抗与斗争,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还表现了他对外在世界的自觉探究,这种勇敢的探究行为正是代表了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生活的本质特征。他所从事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以和平的方式展开的,在不同文明的积极融合中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徐福的文化探索活动对于中国文化的探索精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张骞、玄奘、鉴真直到郑和,都用"动态和谐"的理念进行文化探索与传播活动,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模式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之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史,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史记》通史的内在生命。文章从四个层面探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观的具体内容：一是司马迁基于对学术价值的认识而论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建树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三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吸取百家之长;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铸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钱穆的文言世界及其现代视域

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出发,钱穆始终坚持的书写方式--文言,就不能仅仅被视为某种因循、保守的表意工具。其中,由对中国文字特性的深刻体认和书写传统的自觉继承,文言就成为钱穆看待传统文化的本根性、人间性、贯通性的特定方式,成为突破现代性中古/今、新/旧二元对立,使传统进入现代生活的积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