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法传统中的"功能主义学派"及其启示--兼论中国二十一世纪"统一公法学"的走向

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实证主义知识取向、鲜明的政治偏好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学术宗旨,为反思80年代末以来我国公法学的发展和重构二十一世纪中国公法学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全新的借鉴与启示.新时期统一公法学理论基础的构建与发展,需要控权论学说与新管理论学说在动态博弈中推动;公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我国统一公法学的特征必须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取向;其基本框架应当是:正在不断完善中的现行宪政体制.     

在修辞与实践之间:环境权概念的贫困及其义务转向

从西方移植的环境权概念,成为我国环境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基点,但该概念过度泛化,导致其内部体系并不融贯,难以进入法律实践。通过对其概念发生的目的论考察,可厘清环境权概念中的冗余要素,确定其有效范畴;而参照德国民法理论的权益区分方法,可知环境权概念之有效范畴指向无法权利化的环境利益,其本质是政治宣示和修辞,并非有效的法学话语。结合我国现有政治法律结构,应当以"国家保护环境"的公法义务为核心,以保护公民环境利益为指向,建构公法化的环境法学话语体系。     

中国法学教育3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法学教育的恢复期、法学教育的扩张期和法学教育的探索期.当前,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存在脱节现象,法律硕士的教育投入还不足.中国的法学教育应改革传统的教育方法,回应社会需求;改革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衔接起来;调整法学专业设置,压缩法学的教育规模.     

法治、大国意识与中国法学的路向

本世纪以来,法学得到中国诸多文科学者的空前关注。这是中国学人“大国意识”的自觉反映。中国要进入世界交往秩序中的大国行列,就必须在国际法律的制定中表达自己更多的主张,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当代中国法学,寻求法学世界结构中的自我。中国法学的路向是多元发展和重点突破。中国法学的多元发展已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中国法学的重点突破则在于规范法学的努力,即寻求“法律的内部知识”——法律概念、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法律规范的实践指向和法律方法的知识。     

法律实证主义方法的故事--以拉班德的国法学为焦点

当代中国有关法的许多观念和制度最终可通过两个不同的源流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国法学"的学说史中去,为此思考或解决我国现代宪法中的一些课题,其实也可通过解读这段历史而寻得一些机要.拉班德就是这段历史中的象征性存在,他在前人思想的铺垫之下出现,把他人从私法领域中引入公法学的法律实证主义方法发展为有效回避、消解或暂定解决政治问题的法律技术,从而以矛盾的学术性格微妙地回应了矛盾的时代课题,即在政治效果上一方面默认和容忍了当时德国君权主义宪法体制的政治现实,另一方面也表述和维护了近代德国的法治主义精神.     

简论警察枪支使用法律制度理论基础

警察枪支使用法律制度是基于一定的法治文化背景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警察枪支使用的一整套法律规则体系。此规则体系属于公法范畴,主要处理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是立宪主义和公法哲学的核心范畴。因此,警察枪支使用法律制度是基于立宪主义基础之上的、存在于现代公法哲学指导之下的,以公平、正义为主要价值导向的,体现有限权力、人性尊严、基本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     

跨学科、多向度:二十世纪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

20世纪初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渗透到西方法理学领域形成了具有整体效应的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以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思想以及风靡一时的法律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法学等学术派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语言学的智力支持。这些派别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给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体现了当今学界的潮流;同时法理学语言学视域的开启对现今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也是深远的。     

论高等学校的公法人定位

中国法律将高等学校定位为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的性质决定了高等学校特殊的法律地位.但由于事业单位位居公法人与私法人之间,地位模糊,目前中国还没有法律进一步明确其究竟为普通民事主体.还是行政主体,因而高校的法律地位也十分模糊.这致使众多涉及高校管理行为的纠纷难以得到司法救济,影响了高校内权益的有效保护.应该借鉴欧美国家对高校公法人定位的理论与经验,探索中国高校公法人的定位与发展,做到既尊重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利,又珍视高校构成人员、利用者的基本权利,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跨科学、多向度:二十世纪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

20世纪初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认知范式和方法论渗透到西方法理学领域形成了具有整体效应的法理学语言学范式的转换.以哈特为代表的语义分析法学、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法学思想以及风靡一时的法律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法学等学术派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均来源于语言学的智力支持.这些派别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范式怀疑、消解、重构了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给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体现了当今学界的潮流;同时法理学语言学视域的开启对现今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也是深远的.     

中国法学教育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20世纪的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第一次是清末新政,西方近代的法学思潮涌入中国,法学教育发展迅猛,法学一度成为显学。在概念、原则和体系诸方面均与中国古代法学迥异的现代西方法律制度开始在中国建立。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的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发展,法学教育再次勃兴,并呈现出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从法学教育精英化走向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我国未来法学教育坚持精英化走向的实现路径。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needs a theoretical guide,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has to depend upon practice, which imposes new requirement upon the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law. Traditional research into legal doctrine is unfavorable to the creative exertion of international jurisprudence,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needs to deep research a State’s motives, cause and innate logic in observing international aw, and law and economics can show its capability in this field. For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basic research needs to be carried about such social surroundings as where the rules are produced and applied and exerting influence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exactly hits the point. The application of empir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 offers a beforehand “rehearsal” chance for th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law to grasp the pros and cons in the planning and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 of international law can reasonably interpret the phenomen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批判法理学在中国的兴起

批判法理学的迅速崛起是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於兴中、冯象和强世功是中国批判法理学思潮的发动者和推动者.於兴中运用文明秩序理论批判一元的法律文明秩序和国家法制主义,并提出社会理论与法之研究的种种面相.冯象则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对中国的政法体制和法治意识形态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强世功将新中国形成的法律传统概括为法律的治理化传统,并主张中国的法理学应该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批判法理学致力于反思和批判中国的法治和法理学传统,力图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的法治和法理学提出一幅理想的图景.     

马克思与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颠覆

近代法哲学的基础和本质是法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以“感性的活动”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存在理论,颠覆了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继而马克思揭示了法的形而上学的秘密,这是马克思颠覆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继续和展开。马克思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理论阐明了现代法权的辩证法,这对于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民间法的社会权力基础

民间法以社会权力为基础,国家法以国家权力为保障。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起源于原始习惯,二者的互动与互补既符合历史的逻辑,又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社会权力是指以特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同意为基础、以契约为表现形式,并受到一定程度程序控制的社会强制力,具有“同意性”、“契约性”和“多元性”特点。社会权力视角的民间法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具有“冷暴力”、“文化性”和“族性”特征。社会权力的变迁必然引发民间法的发展,社会权力是民间法实效的重要基础,应为民间法与国家法沟通的理性平台。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illegality and the theory of anti-value acts （Handlungsunwert）：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standpoi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riminal jurisprudence

违法性论是刑法理论的试金石,研究违法性判断的基准问题,对于形成学派论争,全面推进中国刑法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思考违法性问题的路径不同,由此导致犯罪成立范围、认定犯罪过程、犯罪和刑罚的关系、刑法和社会的关联性都不相同。（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充分考虑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规范期待,注重刑法的行为引导功能,是合理的理论。根据这种违法性论,违法性判断的核心是行为,法益侵害只是决定“行为性质”的要素;刑法不是单纯为了弥补损害,而要着眼于让国民养成规范意识,防止损害再次发生。当代中国刑法学应当以（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为基点来建构,以回应社会需要,促进公众的规范认同。     

论经济法的中观归属

法律体系和部门法之间存在一个中观层次,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观念的建立和政策性平衡的产生,中观结构要素中除了公法和私法之外又产生了社会法.公法、私法、社会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式、法律本位、法律价值等方面存在着区别.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调整对象,以政策性平衡为调整方式,以社会本位为法律本位,以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为法律价值.上述四个特征与社会法相一致,因此经济法在中观层次上归属于社会法.     

论弱势群体的社会法保护

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社会法作为兼具公法与私法双重属性的第三法域,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最佳的保护。我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仍存在不足,应进一步完善社会法,向弱势群体倾斜,保障和促进弱势群体享有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结社权等各项基本人权。     

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凯尔森与哈特的法律概念之比较

凯尔森和哈特对法律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凯尔森将规范作为法律的上位概念,而哈特则将规则作为法律的上位概念,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分别是他们认识法律的基本概念。凯尔森通过规范的观念强调了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逻辑体系的存在,奠定了法律科学独立的基础;哈特则通过规则的观念强调了法律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使法哲学在西方学术界重新恢复了活力。通过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的概念分析,对两位分析法学名家的理论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     

论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变化

春秋时期,以儒、法、道家为代表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法律思想,各诸侯国为适应政治经济的变革与发展,在法律制度上也相应地起了变化,其总的特点是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中心的成文法在各国陆续出现。新法颁布之后,在各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最终新的法律体系取代了旧的法律制度,从而使中国的法制实现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转化,使法律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并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建设起到了保障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简评

伴随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法与经济、法的阶级性及法与意识等方面有自己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传统西方法理学的观点。在法理学历史和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中占有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