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论死亡标准与法律适用

脑死亡的提出是现代医学发展的结果 ,得到许多发达国家法律的认可。中国医学专家特别是器官移植专家多方呼吁在我国为脑死亡立法 ,要求尽快确定脑死亡为人体死亡标准。考虑到我国公众对死亡标准的认识一时难以转变 ,各地区诊疗条件的差异 ,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采用脑死亡标准等种种因素 ,部分倡议脑死亡立法的专家、学者提出二元论的立法建议———将脑死与心肺死并列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死亡 ,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 ,而且是一个法律问题 ,一个社会问题 ,两种死亡标准并存势必影响现行法律的正确适用。     

脑死亡的立法问题

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生命维持器械使用与器官移植需求、保护患者权利及促进医疗技术发展等因素考虑,我国亟需对脑死亡进行立法。此立法应采全脑死与全脑死加心脏死两种标准并由当事人生前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价值取向,应确立保护确认脑死对象的生命权、促进器官移植、保护器官捐献者的自己决定权及坚持器官无偿捐献原则。     

群死事故死亡赔偿金同一赔偿的合理性及其适用

群死事故死亡赔偿金同一赔偿具有合理性,综观国际立法以及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同命同价条款的规定和适用在行政法律法规和事故处理中都已经存在。以相同数额确定群死事故死亡赔偿金,有利于解决原告的举证困难和提高诉讼效率,更好地保护受害人利益,还可以减轻法院负担,节约司法资源,维护众多原告之间的团结和平息社会舆论。以相同数额确定群死事故死亡赔偿金是原告的权利。群死应理解为二人以上,对死亡赔偿金可以相同数额赔偿,但对其它合理费用,应根据实际支出情况确定。     

论死亡标准中的法律问题

传统观念一直以心跳停搏与呼吸停止作为人体死亡的判定标准,然而随着医学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判定标准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脑死亡概念随之产生,国外有关立法也给予了肯定。目前,我国脑死亡立法亦进入了实质性程序。对脑死亡的概念、立法意义、判定标准及国外相关规定作了初步阐述,并对我国立法提出了建议。     

关于一二元统一说

一二元统一说建立在感物说、天人合一说和辩证唯物主义等思想的基础上,承认一元论的宇宙观是根本前提,人与自然两分、各自独立存在的二元论思想不能颠覆一元论的宇宙观,实际上居于二级视野,是分析哲学意义上的概念,这样就从学理上化解了一、二元论长期对峙的矛盾。     

一元论的刑法研究范式之检讨

当下中国刑法学界所风行的“客观主义———结果无价值论”这种单线的、一元论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存在缺陷,许多持一元论观点的学者对主观主义、行为无价值论带有偏见,对我国新旧两部刑法定位错误,导致其所得出的结论带有片面性。本文提倡一种二元论的研究范式,即在关注客观主义的同时也要关注主观主义,在客观主义内部既要关注结果无价值论也要关注行为无价值论。二元论研究范式的背后根据是“折衷”思想,它体现了一种“从主义转向问题”的思考路径。     

论环境立法的目的

环境立法的一元论、二元论和生态一元论3种主流观点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背景,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现状决定了＂改良的二元论＂应是中国环境法的目标选择。     

死亡赔偿金制度问题研究

作为《侵权责任法》中一种重要的救济途径,死亡赔偿金制度在生命权救济和人权保障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目前,我国的死亡赔偿金制度面临死亡赔偿金计算方法缺失、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难以适用、死亡赔偿金请求权主体和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粗糙等问题。因此,应明确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合理制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完善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主体。     

论被宣告死亡人死亡时间的确定

被宣告死亡人死亡时间的确定，是宣告死亡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法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国对此存在不同的立法体例，有必要进行探讨，我国应确定以法定失踪期间届满之时为被宣告死亡人的具体死亡日期。     

试析我国死亡赔偿法律制度的缺陷

死亡赔偿法律制度是我国人身权法律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现行有关死亡赔偿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来看,它却存在着法出多门、赔偿范围不一致、赔偿标准不一致、死亡赔偿金性质有争议等方面的缺陷。这些缺陷不仅使得法律适用人员无所适从,而且给人以生命权的立法保护不平等的困惑。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鲁迅死亡意识

鲁迅的死亡意识既不同于西方现代的死亡意识,又迥异于传统文化中的死亡意识,具有强烈的现代个性色彩。他将死亡与新生、自我与历史、民族、传统紧密地统一在一个充满悖论的个体之内,并且上升到生存本体意义,因而具有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内蕴。     

论宣告死亡后果与实际死亡后果的冲突与协调－－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36条

宣告死亡后果与实际死亡后果之间冲突的协调,在于对宣告死亡之判 效力范围,从法律性质到时间和地域等方面作出必要的限制。这既有利于维护宣告死亡制度的存在价值,又不会因此与民事权利能力制度发生冲突。     

韩国器官移植法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器官移植法包含了有关器官移植的所有事项,本文就其中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即脑死亡、器官捐赠的同意以及人体器官买卖的刑法规制,寻求对我国器官移植立法的启示:其一,我国器官移植立法没有必要采纳脑死亡的死亡判定标准,在坚持传统的死亡标准的前提下,在器官移植立法中有条件地允许摘取脑死者的器官行为成为依法令的行为,从而使其正当化。其二,器官捐赠人的有效同意是摘取其活体器官的核心条件,医生必须履行其充分说明的义务。摘取脑死者和死者器官时,即使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表示同意,如果其家属明确反对,也不能摘取其器官。本人在陷入脑死状态或者死亡之前,没有就摘取其器官做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只要享有优先顺位的家属表示同意,就应当允许摘取其器官。其三,为了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建议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规定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考虑到买卖双方的迫切处境,应当对其设置减免刑罚的事由,同时,应严厉打击买卖人体器官的中间人和犯罪集团。人体器官买卖的根源是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并非治本之策。

Abstract：

The law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Korea contains almost all items about organ transplants.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ree questions:the brain death,the agreement of organ donation,and the regulation of criminal law on human organ s trade.It sheds light to the organ transplanting legislation of China:Firstly,we don t have to adopt the criterion of brain death in our legislation.Secondly,the organ donor s effective agreement is the core condition of picking living-organs.Thirdly,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对《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语言的哲学思考

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语言的独到之处成功地表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本文运用对立统一的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语言,论证了霍尔顿的语言应用和作者塞林格创作意图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主人公霍尔顿的语言揭示了其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作为个体的霍尔顿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青少年霍尔顿性格和心理上的两面性。     

重读苏格拉底之死

通过分析古代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制、苏格拉底个人自由的命运与其极权主义信仰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指出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历史文本所蕴含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二者尖锐冲突的意义     

脑死亡立法的社会意义及面临的困难

长期以来,心肺功能完全丧失一直是判定死亡的标准。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这一标准已不再适应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脑死亡标准应运而生。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接受了脑死亡标准,并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条例。我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在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脑死亡立法应当谨慎进行。     

从结构主义角度分析霍桑的《拉帕西尼的女儿》

《拉帕西尼的女儿》是霍桑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这篇小说充满了善恶与美丑的争论,揭示了人性的恶。通过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角度进行分析,进一步阐释人性的恶,并探究小说的悲剧性结局。     

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技术价值困境的超越——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

西方哲学关于技术价值问题的争论,形成了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负荷说的对立及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的对立,造成了技术的正价值与负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的割裂,陷入不可克服的理论困境,其原因在于西方哲学以二元对立的知识论方式抽象、孤立地看待技术价值。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历史存在出发,将技术价值问题的思维向度从封闭的"技术本身"扩展到广阔的文化空间,通过文化价值系统整体来考察并完整揭示了技术价值的丰富内涵。     

对我国脑死亡法律标准制定依据的探讨

随着医学的进步 ,人类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 ,心肺死亡不再表明个体生命的终结 ,只有脑死亡才能科学地表示生命的结束。现行的法律制度使医生在进行器官移植时置身于法律责任的阴影之下 ,造成器官移植这一社会行为的大幅萎缩 ,使相当一批能够延续的生命个体丧失了生的机会 ,这不利于实践救死扶伤的医疗道德。脑死亡标准基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 ,而非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 ,民众的思想观念逐步现代化 ,为这一标准的合法化奠定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我国出台脑死亡法律标准的条件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