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江淮望族李氏500年盛衰考论

李氏家族跨明清两代称雄江淮500余年,连续九代有人位至一品,30余人官至二三品,40余人有诗文集传世。明清鼎革,对满人采取不合作态度,与之对抗。在康熙有限的怀柔政策下,文化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族人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取向,与朝廷合作。但由于雍乾及以后国策变化,家族亦走向衰弱。李春芳、李清、李楠、李鱓等人的进退代表了该家族不同时期的取舍,从他们身上亦可折射出各时期国家与士人的关系。     

论1960年代台湾话剧的“荒诞剧”艺术手法

经由考察马森与姚一苇1960年代话剧里荒诞剧艺术手法,了解台湾剧作者如何接纳荒诞剧。他们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舞台形象、表现手法方面,都有着与荒诞剧相像的地方。这种艺术表现突破了过去写实或拟写实的剧作,丰富了台湾剧坛的生命力,成为台湾话剧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台湾话剧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还对70年代以后台湾话剧的舞台观念与演剧实践的变革产生了直接的、积极的影响。     

“微时代”视阈下中原文化传播机制研究

"微时代"是以微博为传播媒介,以短小精炼作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它带来了信息传输的高效率,传播活动也随之具有瞬时性的特点。当前,正值河南省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良好契机。本文通过分析"微时代"背景下的特点,深入探讨中原文化呈现出的传播优势以及二者的契合点,从而借助微博这一新媒介,探寻中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嵌入与共享：论少数民族文化在电视剧中的拓展

当前,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发展面临着准入难、融资难、播出平台少的困难。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同时具备促进国家认同的政治功能取向和市场资本的逐利取向,但也伴随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化呈现空间受到制约的问题。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中为适应政治功能要求,多通过直白的叙事强调民族团结、国家认同,力图促进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实现。而从传播的仪式观来看,促进认同的更佳方式是通过社会互动形成共识。应以更开放的文化传播政策将少数民族文化"嵌入"到各类题材电视剧中,为中华民族建构共同的文化记忆基础,为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提供对话的基础。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分析——李安“家庭三部曲”为例

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冲突,跨文化传播中出现的文化危机以及如何构建文化认同等问题都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李安的“家庭三部曲”,反映的就是异质文化之间的文化认同问题.本文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进行冲突、协商和构建的分析,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价值理念通过影片中家庭元素的分析来展现跨文化传播中异质性文化的冲突和协商,来探讨其中的文化认同的构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的边疆治理:历史经验、理论根基与现实路径

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密切相关。古代王朝时期边疆治理塑造了国家与文化的统一性认识,其中大一统思想、从俗从宜的治边政策、边疆经济开发、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措施孕育了共同体意识存在的潜在基础。现代以来边疆治理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思想与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超越,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将政治定位、制度保障、经济发展、文化根基作为边疆治理的理论根基,其现实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夯实边疆发展的物质基础、打牢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情感的政治“吸纳”：类型、表征及风险规制

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得情感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凸显。“情感”成为新型政治工具,被不同主体“吸纳”以进行策略化、工具化调用。情感的政治“吸纳”分为以政府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情感“吸纳”和以社会为代表的非主流政治情感“吸纳”。政府对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旨在通过情感“吸纳”达到提升政治传播效果、强化政治共同体认同、优化政治社会治理、促进政治社会稳定的作用。社会对非主流政治情感的“吸纳”旨在通过对情感因素的调动和策略性运用实现民意汇聚、舆论制造、利己获益的目的。情感的政治“吸纳”是政治主体与社会主体在情感领域的权力博弈,也是情感武器化、工具化、策略化使用的表征。高强度、不恰当的情感渲染以及情感争夺也易带来政治情感极化、政治权力分化等风险,还应以优化社会情感治理、建立情感规约、强化媒体和公众情感素养等来进行相应的风险规制。     

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性”建构研究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是实现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的“国之大者”。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本质上是国家文化标识建构与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国家性”在其整体定位、建构意义与实现路径三个方面贯彻始终,并指导着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国家性”是国家文化公园的鲜明底色,也是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石。因此,推进“国家性”建构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重要着力点。     

印尼土生印欧人的“荷兰人”身份建构：缘起、途径与困境

印尼土生印欧人是荷兰殖民统治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与荷兰殖民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国家和族群认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荷兰殖民政策的演变,以及上述演变对这一族群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荷兰殖民统治下土生印欧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由来与演变,分析其社会、经济与法律地位的差异,以及上述差异对其国家和族群认同的影响。获得白人父亲承认的土生印欧人在法律上属于荷兰籍公民,但其社会地位却非常尴尬,被纯种白人歧视,又被原住民憎恨。为获得平等的对待,他们通过民间、文化、政治等途径为自己发声。其族群认同受到殖民政策的影响,当政策不公时,其族群凝聚力增强,争取权益;当政策有利时,他们又渐感宽慰,呼声减弱。然而,待遣返荷兰后,他们却发现虽走近白人社会,却难以真正走进白人社会。     

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宋元南戏的珍贵遗存--莆仙戏《王魁》、《刘锡》、《陈光蕊》考述

宋元南戏剧本流传于世者甚少,给今人的研究造成极大的不便。然而,在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福建古老剧种莆仙戏中,却完整地保留了一批佚失已久的南戏剧目。比如《王魁》、《刘锡》、《陈光蕊》等剧目,与早期南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研究南戏十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其考察与辨析,将为南戏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也可为南戏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     

《馀兴》杂志所刊传奇考述

《馀兴》杂志尝刊载传奇十二种 ,全部为以往未知之作 ,是近代传奇杂剧文献的新发现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对这些剧本的作者生平、版本流传、故事本事及其他相关情况进行了考证辨析 ,并对其内容特点、体制特征和文献价值予以分析评论 ,提供了许多新见的第一手资料 ,披露了以往未为人知的戏曲史事实     

战国全燕世所筑障塞释考

战国全燕世所筑障塞释考@徐德源$辽宁大学历史系!辽宁沈阳110036~~~~~~     

戏曲与狂欢——马来西亚华语戏曲演出活动探析

马来西亚华语戏曲来源于中国，它是华族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长期以来，华语戏曲在马来西亚上演，沿用的是中国乡间演戏的世俗通例。在社会文化功能方面，华语戏曲的演剧活动在彰显其最重要的宗教功能的基础上，其“娱人”的世俗功能也得到了发挥。这种特殊的演剧活动，体现的是一种狂欢精神，具有原始性、全民性和反规范性的特征，从中显示出华语戏曲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度特殊的生存状态。     

彭桂萼与云南地方文化研究——以《西南边疆》载文为例

云南缅宁(今临沧市临翔区)籍人彭桂萼不仅是满园桃李的边疆教育实践家和著名的抗战诗人,也是云南地方历史文化的知名学者;多年来他在《西南边疆》发表的5篇论文内容涉及云南地方历史、经济、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等,其研究独树一帜,体现了文本研究与实地调查结合、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及深刻的思想性、超前的预见性等多方面特点.     

地方戏曲的社会认同度与审美接受研究——以安徽庐剧、黄梅戏为例

形成于农耕文明时代的民间戏曲在当下要实现艺术传承和繁荣发展,就必须重视如何提升其社会认同度的问题。因为,社会认同度越高,其审美接受程度也就越高。当前社会风尚、文化潮流和社会心理向度与大众的艺术认同度及审美接受存在密切关系,地方戏曲的传承者应重视这种关系,并去应对大众艺术认同度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变化。     

同类形象异样情——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中的鬼魂形象表现模式之比较

鬼魂形象是人类艺术创作中一种十分特殊的表现形态，它广泛地存在于文学艺术中，与西方戏剧、中国戏曲也有着深广的文化因缘。通过对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中的鬼魂形象表现模式的具体解析与比较，发掘鬼魂形象艺术上的独特魅力以及中国戏曲不同于西方戏剧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蕴。     

昆山腔的产生与流变考论

元代有两种昆山腔,一种是顾坚等文士创立的清唱昆山腔,一种是民间艺人创立的作为南戏四大唱腔之一的昆山腔。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将清唱昆山腔的演唱方式引入剧唱昆山腔,演唱方式的改变引起了南北曲曲体的变异,昆山腔的曲体指义增强,有了“昆曲”之称;而这时的“昆山腔”或“昆曲”,实已超越了昆山一地的限制,流行南北,成为全国、全民族的“曲”。     

终始边疆：屠述濂仕宦年谱与政绩系年考订

清代湖北孝感（今湖北省孝感市）监生屠述濂,乾隆四十年以捐官入仕,分云南使用。由府经历,历任县丞、州县官,升永昌知府、东川知府,护理迤东道,升迤南道,嘉庆初期屡立军功,赏按察使衔。嘉庆五年,染瘴气卒。其一生仕宦在滇,政绩卓著,于铜盐大政皆有重大建树,百姓感念。屠述濂的传记,目前所见除其子屠之申在家谱中所撰《南洲公传》外,云南、孝感诸方志亦多其传,但皆较简略,所载屠述濂履历政绩多有龃龉与系年不清者。今据云南诸府州县志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颇可依年辨证清晰。屠述濂作为一名中下层官员,一生为巩固和发展西南边疆所做出的贡献,善始善终,值得历史铭记,其精神风格值得传承,从中也可窥见清代文书政治的一些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