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谪仙"称谓及其内涵论析

"谪仙"称谓缘自道教神仙观念,这一称谓因用于李白而具有了诗人意义.宋代文人广泛借用"谪仙"称谓,这与他们的道教信仰、诗才学识以及对李白的崇拜有关.狂傲、贬谪和诗才是宋代文人对"谪仙"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谪仙"因此也成为宋代诗学批评的术语之一.     

李白诗歌在宋代的接受

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生前尽享世人的至高赞誉,而其身后却屡遭贬抑,这与宋代对李白诗歌的接受有直接关系。宋人从多方面对李白诗歌进行了评价,高度赞扬了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但同时,宋人将李白与杜甫进行比较,批评李白诗歌思想内容及其人品。李白诗歌在宋代受到贬抑的主要原因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对诗歌道德负荷作用的过分关注以及受到内敛稳重的文化性格影响。     

宋代诗论对李白不公正评价的时代原因

唐代与杜甫处于并尊地位的李白,在宋代受到较多的贬抑与冷落。但有宋一代并非自始至终只有一种声音,宋人对李白及其诗歌的评价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李白在宋代的地位有一个升降起伏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反映了不同阶段的宋代诗坛对唐诗的接受角度和接受程度,与宋诗创作的发展和宋代诗学的演进轨迹呈现出相一致的走向。     

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

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论太白、子瞻之“仙”气

从四川走出的李白、苏轼都曾有"谪仙"的褒誉,这表明两位文学家具有某些共同的艺术气质.天生特异的文才与反对因袭、超然独立的行为方式、自然洒脱的艺术气质,共同构成了他们的"谪仙"品格.这些艺术气质与四川本土文化、中国的道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论宋代诗人的典范选择

有唐诗在前面,宋代诗人在创造宋诗新风貌的过程中,对唐代诗人进行了自觉的选择,他们经历了向白居易、贾岛、姚合、李商隐、李白、韩愈等人学习的过程。最后,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杜甫忠君、爱国、恤民的高尚情操为宋人所赞许;从艺术评判的角度,杜甫在诗歌题材、艺术技巧上的创新为宋诗发展指明了方向,杜甫成为宋人学习的最高典范,这反映了宋代诗人的理性选择。     

宋人用事境界的诗学阐释

用事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色.宋代诗人以才学为诗,掀起用事高潮."浑然天成"、"水中着盐"、"系风捕影"等成为宋人进行诗歌用事境界阐释的独特话语,传达出宋人对用事"浑成"、"无迹"、"自然"之境的追求,是宋人在传统诗学背景下,澡雪涵泳前人文化积淀,又扣和当代诗学风潮而形成的独特阐释理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陶渊明在宋代的地位及其与苏轼、朱熹之关系

到了宋代 ,陶渊明开始受到一致的推崇。宋人对陶渊明的景仰 ,首先在于对陶渊明正气凛然、不屈服于强权的高尚人格的推重 ;陶渊明在世俗生活中时时体现出的高怀逸趣———艺术的眼光、艺术的心情 ,让宋人羡慕不已。陶渊明在宋代备受推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宋代内忧外患 ,士大夫忧心忡忡 ,希望找到一个能安顿人生、超越痛苦的精神榜样 ,而陶渊明正是最理想的人选。苏轼一生推重陶渊明、由衷喜欢陶渊明。朱熹慧眼独具 ,对陶诗有特别的体味 ,看出了陶诗内涵的丰富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可以说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是在宋代得以最后确立 ;陶诗独特的美学价值 ,是宋人发现并给以理论上的完全肯定。     

宋人"诵诗"现象刍议

"诵诗"现象出现于先秦时代,当时其含义只是一种特殊的诵读方式.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特殊诗学话语,它的主要含义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和传播方式.它不仅具有强化诗歌传播的作用,还有促进诗歌创作的作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诗学现象,不仅与宋代诗歌创作者与传播者身份合一有关,也标识着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的主体性的凸现.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宋文”为“一代之文学”说评议

宋代以来,正统文人多以"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而金元以来边缘文人则多以"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胡适以来,彻底"颠覆"传统主流"大文学"观念,"大散文"由中心文体降为边缘文体,"宋文"观念价值大减.这种观念与宋人"自我评价"相差甚远,远离文学史"原生态","遮蔽"了文学史部分真相.现当代,宋代文学各体,散文研究最为薄弱,这与宋代散文杰出成就和"独尊"地位极不相称,也是对宋人和元明清各代重视宋文观念的不尊重,有反思的必要.     

从宋人语境看底本与话本的关系

我国宋代弹词讲唱艺术中底本与话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直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宋人语境与今人语境有本质的区别。以今人浓重的文体意识去理解宋人的语汇,是造成持久争论而不能决疑的根源。宋人语境中"话本"一词的泛化色彩以及底本的存在样态本身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后人认识上的混乱。只有通过上溯至宋代以明确宋人语境中"话本"之原初含义,并将其与今人语境中的"话本小说"概念区分开来,底本与话本的关系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厘清,从而避免以今律古的错误。     

谣谚中的宋代科举社会

丰富的谣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谣谚为材料、从民众角度阐释和理解历史的机会。散落在各类古籍中数量不斐的宋代谣谚不仅反映出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的特点,展示了科举制下的众生相,昭示着宋人对科举及第寄予的极大热情,折射出因科举产生的种种社会心理,而且也反映出受榜下择婿之风影响而造成青年男女婚嫁年龄过大等社会现象。字句简短的谣谚不经意间保留了宋代科举社会特有的历史信息和时代特征,为我们更真实地把握宋代科举社会提供了生动鲜活的佐证。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宋代的疑经思潮与《春秋》学的地位

自中唐以来,特别是北宋庆历以来的疑经思潮,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运动.它突破了传统经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并由此促成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宋儒的疑经过程中,<春秋>学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把宋代的时代命运同<春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功能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春秋>的"经世"作用,使其成为宋代的一门显学.     

千愁百怨寄秋情——宋词中的"悲秋"主题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以悲秋为主题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唯有宋人能于悲伤中见高远、在个人荣辱中显现忧国忧民之情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宋代词家“悲秋”的文学现象有自己的形成原因、特点,不仅反映了词家对社会历史的感悟,也有独特的文学价值意义。     

宋代家谱序跋的文化意蕴

家谱序跋是序跋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文体形式。文章以宋代家谱序跋作为文献依据,在考析此种文体到宋代大量增加的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其文体特征及文化意蕴。宋人在为家谱撰写序跋时,在切入点选择上体现出浓厚的远代世系情结。在铺叙为文时,为了让家族的特色凸显出来,在书写策略上形成了家族间的"比赛"。这些撰写范式在后来不断地被认可、模仿,从而强化了家谱序跋的文体特色。宋代家谱序跋的大量涌现,从特定的角度折射出宋代家族地域文化的发展演化,有其深厚的文化意蕴。     

论《新五代史》的"廉耻"观

<新五代史>阐释了五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廉耻"的缺失,其"廉耻"观是以耻为核心的,这一价值观体现了深厚的儒学背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是个人、政治和国家存在的软基础.对"廉耻"观的易理推求,进一步从易理的两分性、统一性和变易性来认识"廉耻"观在<新五代史>的体现,这决定了<新五代史>的体例和史论,并体现了宋代经史合流的学术特征;<新五代史>的"廉耻"观反映了历史著述的"当世"价值和著者的"心术",欧阳修认为,五代士人无"廉耻",轻节义,这有助于以儒立国的宋代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对于宋代斯文之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